看准的人，就要大用特用，这是成功之道。李渊惯于巧妙用计，他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当然，还必须从李渊说起。晋阳起兵，是开创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李唐王朝的发端，也是隋末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
在起兵之前，李渊就曾说过：“当今天下贼盗，十室而九，称帝图王，专城据郡。”正是基于这种形势，他才适欲起兵。实际上，农民起义已为李渊起兵创造了条件。
自从隋炀帝杨广南下江都，带走大批骁勇后，“东都空虚，兵不素练”。这为农民起义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河南地区的瓦岗军乘势打败了河南讨捕大使张须陀，消灭了隋朝在中原地区的主力部队，使“河南诸郡县为之丧气”。这之后，瓦岗军又围困王世充于东都，从而切断了南京和江都的联系。江淮起义军和河北义军，也先后打败了隋右御卫将军陈棱和隋涿郡留守薛世雄，消灭了江淮和河北地区的隋军主力。这样就进一步将隋朝政权肢解和分割，使隋炀帝对全国的政治局面失去了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李渊父子和隋朝封建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必然要寻找一条最好的出路。正如我们前面已述及的，在李渊之前已有罗艺、刘武周、薛、梁师都等隋将起兵。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进一步促使李渊父子下决心走起兵叛隋的道路。
李渊反隋，也同李渊与炀帝杨广之间原有的潜在矛盾有关。李渊妻子窦氏原是北周皇族，在杨坚篡周建隋时，她就曾痛哭流涕地说：“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大业年间，李渊有骏马数匹，窦氏对李渊说：“上（指炀帝）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李渊不听，果然受到炀帝杨广的谴责。后窦氏病死，李渊为求自安之计，在不得已间多次搜求鹰犬进贡，不久果然提升为将军。李渊流着泪对儿子们说：“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
在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共同利益的驱使，这种统治阶级内在矛盾不可能激化。况且杨、李两家除君臣关系外，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李渊一家基本上还是忠于杨隋政权的，隋炀帝杨广对李渊也是基本信任的。在正常情况下，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李渊父子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军功这条道路，实现自家升迁与发展的愿望，而这条道路对他们来说是现实的。
当年，杨坚以宫廷政变的形式夺取北周政权，政权的变易也在李渊的思想深处打下烙印。而当杨玄感起兵反隋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逐渐加剧。
据云：“时炀帝多所猜忌，人怀疑惧。”有一次，炀帝杨广召李渊到行宫去见他，恰巧李渊有病而未去谒见。当时李渊甥女王氏在后宫，于是炀帝杨广问王氏说：“汝舅何迟？”王氏说舅父有病，炀帝杨广却恶狠狠地说：“可得死否？”李渊“闻之益惧，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由此可见，炀帝杨广对李渊确有所猜忌。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李渊时时有一种自危之感。
大业十一年（616年）二月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字金才），因“其门族强盛”，遭到炀帝杨广的忌恨。恰好有一个方士对杨广说：“李氏当为天子。”因而“劝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当时民间又传有一支歌谣《桃李章》：“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有人将此民谣附会在参加农民起义军的李密身上，而隋炀帝却首先怀疑自己的右骁卫大将军李金才，竟杀了他一家三十余口。在这种气氛里，像李渊这样名望高、兵力强的宿将也不能不感到处境的险恶。
大业十一年四月，李渊又任山西河东黜陟讨捕大使，奉命前往镇压农民起义军。他推荐好友夏侯端为副帅，夏侯端却劝他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主，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对于夏侯端的话，李渊深为理解，完全赞同，并促使其下定起兵反隋决心。
第二年，即大业十二年（617年），李渊为右骁卫大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可谓有步李浑（李金才）后尘之象。然而他认为：“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亦以宽仁，贤智归心，有如影响。”所谓“天授”之意，指的就是反隋起兵的时机。
李渊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各地农民起义军逐渐由分散趋向联合。又有几处地方官员或豪族已树起反隋旗帜，“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隋炀）帝皆弗之知也。”加之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因此，“私喜此行”。为此，他故意把长子建成留在河东，命其“于河东潜结英俊”；而把李世民带到太原，命其“于晋阳密招豪友”。李渊不仅“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而且率先垂范地“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远近承风，咸思托附”。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也“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手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不拘一格，招贤纳士，这是在为起兵做组织上的准备。
所谓李渊之“得士庶之心”，即反映了河东、晋阳一带地主豪强的心愿。特别是在李渊升任太原留守以后，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如晋阳令刘文静、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以及长孙顺德、刘弘基、崔善为、唐俭、武士、窦琮等，都看到李渊有“四方之志”，纷纷劝说起兵，清楚地说明李渊到了太原之后，很快就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而密谋起兵则反映了关陇地主包括河东、晋阳地主的共同意向。这些豪绅们已明确寄希望于李渊，例如晋阳长姜，觉察到李渊的动静，私下里就对自己的亲信说：“隋祚将亡，必有命世大才，以应图，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于是，“深自结纳”，投靠李渊。
这期间，李渊次子李世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数次劝说父亲举起反隋大旗，以应天意，而李渊却总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迟迟不予行动。李世民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哪里有父亲那般的耐心，便去找晋阳令刘文静商量，如何促使父亲李渊下定造反的决心。刘文静提议去找晋阳宫监裴寂，让他帮着想办法，宦官裴寂果然献出一计。
几天之后，裴寂请李渊来晋阳杨广的行宫喝酒，酒过三巡之后，谈到当前朝廷的腐败，裴寂说：“可惜我是个文人，不然早叱咤沙场，建功立业了。”
这几句话，当然说到了李渊的心里，因而他的心情更加矛盾，只是闷头饮酒，不一会儿就醉醺醺了。宦官裴寂见状，把手一招，过来两位衣饰华丽的年轻宫女，一左一右坐在李渊身边，热情地向李渊劝酒，两股香气飘入李渊的鼻孔，不禁更晕晕乎乎了。
李渊的夫人窦氏早已去世，两位侧室又不在身边，所以，李渊控制不住自己，稀里糊涂地就跟两位美人上了床。
午夜时分，李渊一觉醒来，感觉到身边有人，慌忙爬起来看，见是劝酒的两个美女，吓得醒了酒，问她们是什么人。一个女人坐起来说：“我们俩都是宫中的贵人，妾身姓尹，她姓……”
听到这儿，李渊傻了眼，宫中贵人乃皇帝嫔妃，这犯的可是死罪呀！他急忙跳下床就往室外逃，正好遇到裴寂。李渊慌慌张张地说：“你，你不应该害我啊……”
裴寂却不以为然，笑着说：“怎么能说我害你？昨晚酒席宴上，你见了两位贵人，就让人家伴宿，我要阻拦，你居然拔剑威胁我，你让我怎么办？”
李渊摇头否认，但又怀疑：难道真的是自己醉了，做出这私淫宫眷的蠢事来？
当然，这是裴寂和李世民、刘文静为逼他造反所设的一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晋阳起兵是李世民促动父亲叛隋，同时又是李渊本人长期酝酿叛隋的必然结果。它最早萌发于大业九年（614年），后因杨玄感起兵的失败，暂时有所收敛。及至大业十一、十二年间，随着形势的急骤变化，李渊很快地就把反隋心愿变为决心，并化为实际的行动了。
长达四年的酝酿过程，远非李渊的个人意志所能完全决定了的。他还必须受隋末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发展的制约。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把李渊父子推上了尖锐激烈的历史斗争中去，同时由于李世民积极进取，顺应时变，作为父亲李渊行为的促动者，他以年轻之才，巧用拖父下水之计，成功地导演并主演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历史活剧。
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首推李渊。此时，年仅二十岁的李世民，虽然够不上“首谋”人物，但在密谋活动中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除了李氏父子之外领导起兵的决策集团中还有晋阳令刘文静和晋阳宫监裴寂等。从大业十二年底开始部署，到大业十三年五月正式起兵，在这风云变幻的半年里，李渊、李世民父子集团决策谨慎，很有策略思想与灵活手段。
首先，李氏父子集团善于择取有利时机，“以远祸而徼福”。隋炀帝杨广的本来意图是派李渊守太原，既可利用他镇压农民起义军和抵御突厥，又可防止他步杨玄感的后尘发动兵变，而李渊却乘机握五郡之兵，当四战之地，把太原作为起兵的根据地。
大业十二年（617年）十二月，突厥数寇北边，炀帝杨广命令李渊和抗击突厥，李渊遣高君雅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敌，因为王仁恭等违背李渊的指挥，结果战事不利，炀帝杨广诏遣使者执李渊、王仁恭送江都治罪。此时李氏父子间演出了一场别有意趣的戏——李渊忧虑地对李世民说：“隋运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境内遗址，周文王被拘之地）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可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笑。”
对于父亲的苦衷，李世民此时是非常理解的，便乘间避开他人，单独地对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小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然而此时由于身边有杨广派来的监军多名，军中情况复杂，李渊仍觉得还不成熟，此时不宜公开叛隋。为了使次子有所收敛，以免坏了大事，他故作惊恐，对儿子很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现在就把你捆起送到江都里去！”并取过纸笔，装作欲写状子的样子。
李世民见状，却不慌不忙地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
直到此时，李渊才道出实情：“我岂能真的告你，我是要你言语上谨慎些，不可轻易表露出来！”
这一席对话，既能看出年轻的李世民很有见识，善察时变；又能看出李渊也想举兵，只不过更注意隐密，以防不测的沉着。不久，隋炀帝杨广颁令不再追查，他们“顺民心，兴义兵”的念头又隐伏起来。李氏父子俩，一个远见卓识，一个老谋深算，他们根据自己的智慧，都在十分灵活地应付着时变。
虽然身为太原留守，重兵在握，但李渊要密谋起义，还必须有一支私自掌握的亲兵。大业十三年（618年）初，当获悉隋炀帝的忌杀态度稍有放松时，便指示刘文静假造诏令：“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以）上五十已（以）下者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于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打着皇帝的合法旗号，名为“伐辽东”，实为鼓动人心。
到了二月，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了马邑太守王仁恭，三月又引突厥兵逼太原。这时，李世民又提醒父亲说：“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李渊心中自知，他以讨伐刘武周为辞，召集诸将佐商议，实际是为自行募兵寻求合法根据。在他反复陈述威吓之下，原负有监视李渊行动使命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迫于非常形势，只好有条件地同意说：“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
王威的意思是若出于与隋王朝一心，对付刘武周而不是图谋不轨，可以招兵。李渊明明听出这层意思，还佯作不得已而从之的姿态，说：“然则先当集兵。”便以合法的名义，放手让李世民及其亲信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公开招募新兵，“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
这招募新兵对李氏父子事业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支队伍成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私家军，是晋阳起兵的主力军。当心腹之军筹建起来之后，李渊就派遣使者到河东与长安，召李建成、李元吉以及女婿柴绍等急赴太原，同时又派李思行到京城“观觇动静，及还，具论机变，深称旨”。意思是及时掌握情况，把握时机，以便恰当地作出起兵的抉择。
李渊之所以教诲李世民谨慎从事是有其道理的，尽管已十分谨慎了，但仍然难免露出破绽。这正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氏父子加快军事部署的步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从中仍然看出了李渊的异态，便暗中策划晋祠祈雨大会。晋祠位于今太原市西南二十五公里的悬瓮山下，是北齐天保年间为晋国开国君主唐叔虞而建。王威、高君雅想把李渊诱骗至此地，加以杀害。然而，却被经常出入于王、高家的晋阳乡长刘世龙探得此机密，及时地报告给了李渊父子。李氏父子与刘文静磋商后，决定先发制人。
五月癸亥夜，李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外，严密封锁。次日凌晨，李渊和王威、高君雅等在晋阳宫同坐视事，刘文静引来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入立庭中，声称“有密状”。李渊故意叫王威先看，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却不给，大声说道：“所告乃副留守事，惟唐公得视之。”李渊故做惊疑地说：“岂有此事！”并接过密状，上写：“威、君雅潜行突厥入寇。”高君雅正想申辩，刘文静一声令下，埋伏在后面的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一跃而起，把王、高二人囚捕起来。
也是天助李氏——事有凑巧，事过两天，果真有突厥数万骑兵入侵太原，李渊命晋阳宫监裴寂等列兵应战。当地民众都以为王威、高君雅确实是引狼入室之人，密状所写属实，李渊趁此机遇，便名正言顺地把他俩杀掉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晋阳宫事变，标志着李渊、李世民父子公开起兵的开始。
万事开头难，而当第一步迈出，返回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尤其是晋阳起兵是李渊、李世民父子深思熟虑，精心策划，数载酝酿的胜利果实。由于准备充分，师出有名，后面的大道就沿着李氏父子的思路一直延伸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