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身的技巧，因人而异，因时而别，凡是善于护身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秘密，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藏在最隐秘的地方。
张良，字子房，又以封地称留侯。出身名门望族，其祖及父五世为相韩国。韩被秦灭后，他图谋复韩，曾指派刺客持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椎击秦始皇而未中，因此获罪逃亡在下邳（今江苏雎宁北）藏匿。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立即聚众响应，先投项羽之叔项梁，并劝说项梁立韩国贵族后裔成为韩王，实现了自己复韩的理想。后韩王因投靠刘邦为项羽所杀，张良复归刘邦，成为刘邦的主要谋臣。他深谋远虑，而且出谋必胜，很为刘邦赏识和佩服，赞誉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人杰。他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绩，是汉代立国的大功臣，是史家所称“汉初三杰”之一，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名扬史册的大谋略家。
张良先是投奔项梁图谋复韩，“合”之，后韩王为项羽所杀，就投奔刘邦，“忤”项“合”刘。适时地实行忤合术，是张良成功的关键所在。
张良善谋国也善谋身，既是一个胸怀宏图大志、敢作敢为（如刺杀秦始皇等）的人，又很谦虚谨慎，懂得适可而止。这充分反映在张良对待刘邦称帝后给他论功行封的态度上。劳苦功高，忠诚汉室，刘邦非常敬重他，因此在论功行封的会议上，刘邦让张良自己选择齐国三万户的食邑，张良却辞让不受，反而谦虚地请求封给他首次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只有万户）。刘邦为其感动，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辞封时说：“自己在韩国灭亡之后沦为一个布衣，一个布衣能得封万户，位在列侯，应该满足。”封建士大夫出身的张良，在业成功垂之后，不仅不居功自傲，还能自谦相让，实在难能可贵！
张良谋国有远虑，谋身知近忧。尽管刘邦待他不薄，但他深知刘邦的为人。当他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陆续遭致悲惨结局之后，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上范蠡、文种在扶助勾践再兴越国后的不同选择和结果。他深悟“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他不愿意步文种、彭越、韩信的后尘，而是要明哲保身。于是他主动向刘邦提出告退，“忤”之而专事修道养身，并想轻身成仙。后因吕后感德张良，极力相劝，张良才仍食人间烟火。但他对于国政大事已不再积极顾问了。
对于张良的功成告退，史家多有褒贬，说法不一。但是作为一个谋略家，张良是非常懂得权衡利弊关系的。在国家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身体不好，年迈知退，让位后人，现在看来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据史料记载，刘墉晚年在政事处理上颇为圆滑，对任何事都不置可否。时人昭木连的笔记《啸亭杂录》就说：
刘文清公入相后，适当和相专权，公以滑稽自容，初无所建白。纯皇召见新遣知府戴某，以其迂疏不胜方面，因问及公。公以“也好”对之，为上所斥。谢芗泉侍郎颇不满其行，至以否卦象辞诋之，语虽激烈，公之改节亦可知矣。
正史也记载：嘉庆二年十月上旬，乾隆在关于户部尚书董诰破例授予大学士一职所发的谕令中就指责刘墉说：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
那么刘墉为什么要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不向乾隆皇帝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呢？
武则天御纂的《臣轨》中宣扬君臣之间真诚相待的重要性，说：君臣之间不坦诚，国家政治就不会太平；父子之间不坦诚，家庭就不会和睦；兄弟之间不坦诚，双方的感情就不会亲密；朋友之间不坦诚，他们的交情就容易断绝。自始至终都要贯彻不渝的，恐怕就是诚实这种品德了吧？诚实再诚实，永远遵守这一品德，天地鬼神都会与他相通，而无阻碍。而在实际生活中，君臣之间却不会存在真正的友谊。韩非子就认为，君臣关系是一利害关系，无所谓情谊问题，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靠的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严厉的刑罚和阴谋手段，以利益相诱惑，使臣下不得不依附于君主的权威之下。雍正和乾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想方设法对有独立政治见解的臣僚进行摧辱。李绂就因性格刚强，个性突出，而为雍正帝猜忌。雍正帝曾训斥说：“你实不及朕远矣。何也？朕经历处多，动心忍性非止数年几载。若与朕一心一德，心悦诚服，朕再无不教导玉成你的理。若自心谓记数篇文章，念诵几句史册，心怀轻朕之心，恐将来悔之不及。当敬而慎之，五内感佩可也。朕非大言不惭，纵情傲物，以位尊胜人之庸主。莫将朕作等闲皇帝看，则永获益是矣。”书生气十足的李绂，并未真正懂得雍正帝要他“心悦诚服”的本意是“是是非非惟朕是从”，竟然参劾雍正宠臣、河南巡抚田文镜。雍正为此愤怒不已，遂兴大狱，以相摧折。袁枚描述说：
世宗知公深，本无意诛公，特恶其倔强，故摧折之，冀稍改悔。两次决囚，命缚公与蔡某同至菜市，两手反接，刀置颈，问：“此时知田文镜好否？”公奏：“臣愚，虽死不知田文镜好处。”乃宣旨赦还，仍囚狱中。亡何，世宗传齐诸王大臣，罗列析杨钳锯诸械，召公跪阶下，亲诘责之，天颜甚厉，声震殿角，左右股弁，而公奏对如常。但言：“臣罪当诛，宜速正法，为人臣不忠者戒。”世宗为之霁威。
乾隆帝在对待臣工上，也效法乃父所为。乾隆十八年，河道总督高斌因河道决口被革职。乾隆帝念其“尚系旧人，不忍即置重典”，但“亦不可不使知警畏”，于是下令将高斌和死囚一同押赴刑场，并严禁官员泄露将其免死的消息。高斌自以为必死无疑，一到刑场就昏死在地，待苏醒后方知已被加恩释放，于是感恩戴德，誓死图报，不久卒于治河工地。
在乾隆统治时期，臣工中有因个性方面的原因，不讨皇帝欢心，一有过失，便重治其罪，借故处死者。如李因培本系督抚中之干员，然因恃才桀骜，为乾隆帝猜忌。乾隆二十九年，授李因培为湖北巡抚，乾隆帝特谕湖广总督吴达善：“因培能治事，学问亦优。但未免恃才，好居人上。今初任民事，汝当留意。治事有不当，善规之，不听，即以闻。朕久未擢用，亦欲折炼其气质，今似胜于前。但恐志满易盈，负朕造就耳。”然李因培对乾隆帝的“造就”苦心似乎不太理解，仍傲慢如故，以致乾隆帝深恶其人。
乾隆三十二年（1667年），湖南发生冯其柘亏空案，李因培因任湖南巡抚时有徇庇之嫌，被革职严讯，处斩监候，秋谳竟入情实，被赐自尽。而此前犯有同样罪状的江苏巡抚庄有恭，因“荷圣天子深知”，半年不到即以所犯系“外省相沿陋习，各督抚中似此者，谅亦不止庄有恭一人”，将其释放，并授福建巡抚。
由于皇帝的无上权威，和乾隆帝对臣下的摧折，臣下的人格受到极大挫伤，所以当时的大臣几乎没有什么个性，这也是刘墉为什么采取模棱两可态度的真正原因。
模棱两可一词是说人的态度暧昧，不表示自己的意见，是一贬义词。但在一定的条件下，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也不失为保身自全的良策。
纪晓岚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士人夜坐纳凉，忽然听到房屋上有噪声。惊骇而起视，则见两个女子从屋檐边际格斗坠落下来。女子忽然看到士人，便厉声问该士人说：“先生是读书人，姊妹共一婿，有是礼吗？”士人噤不敢语。女子又一再催问，士人战栗嗫嚅地说：“仆是人，仅知人礼。鬼有鬼礼，狐有狐礼，非仆之所知也。”二女唾骂说：“此人模棱不了事，当另问能了事人耳。”仍纠结而去。
纪晓岚为此说：“苏味道模棱，诚自全之善计也。然以推诿偾事，获谴者亦在在有之。盖世故太深，自谋太巧，恒并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于其必当为者而亦不为，往往坐失事机，留为祸本，决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见诮于狐，其小焉者耳。”
意思是说，仔细想来，模棱两可确实是保全自身的良策。然而因推诿而模棱两可，受其害也在在有之。原因在于太过于世故，就会自以为智谋太巧，常常会并其不必避讳者也避之，就会连本应该做的也不去做，往往因此坐失良机，留下祸根，甚至于不可收拾地步。此士人被狐讥笑，尚是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