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说过，沈北山从小家境贫寒，但聪慧过人，为曾朴之父曾之撰所喜爱，接到曾家如同养子般地看待，因此，曾朴与沈北山的关系亲如兄弟。沈北山第一次北上京城谋职，曾朴为他送行，言谈之间，全是书生当热血报国的高昂架式。沈北山北上之后，有一天，曾朴在常熟好友张鸿家中游玩，偶尔看到了沈北山寄给张鸿的一封信，信中谈及外省人在京都的苦闷、官场钻营的方法和技巧，隐约透露出想做官的意思。
读了信，曾朴愤然而起，当天夜里即奋笔疾书给沈北山写了一封信：“与子别四余月矣，南禽返巢，时怀朔风，离索之感，积于陵阜。兹从张君映南处，得见手函，并讽妙句；固已抚千里之牍，而梦人长安，读四愁之诗，而神驰西鄂矣……”“注释1”曾朴在信中除了叙旧外，更多的是责以大义，劝告沈北山读书要做大事，不能为利禄所驱使而转移了远大的抱负。沈北山很快回信，申辩自己并未改变初衷，但家贫如洗，受寡母勤劳抚育之恩，不得不求一官职以报答九泉。对于曾朴的劝告，他将铭记于心。“足下以屏除夙习，一志潜修为规我，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钺害身之膏肓，自当终吾之生请事斯语。”
光绪二十五年（1899），沈北山受不了妻子和丈母娘的窝囊气，愤然离家出走，再次返回京城，这段时间他混得并不怎么样，可以用“惨淡”二字形容。最关键的是，朝中大老翁同龢被罢官去职，沈北山失去了政治靠山，在官场上也就自然而然走起了霉运。
官场失意之后的沈北山最初是在常熟同乡、守旧派大臣杨崇伊府中担任家庭教员。杨崇伊的名气不小，传说戊戌政变的起因即是因他向慈禧太后打了个小报告而发起的。杨崇伊有个儿子名叫杨云史，比他老子的名气更大。此公是“江南四大公子”之一，17岁时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道清为妻，曾经追随岳丈出使英国，后来担任大清国驻新加坡的领事。辛亥革命后由海外归国，隐居在家乡虞山，筑楼而居，取名为“江山万里楼”。晚年的杨云史沉沦于花丛中，在武汉迷恋上了一个叫做陈美美的名妓。老牛啃嫩草，往往最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武汉的媒体纷纷出动，打探杨云史、陈美美的秘闻艳史，连他们最私密的起居细节也不放过，在报刊上竟相刊登。杨云史写了两首打油诗给予回应，其一为：“妓女千千万万，嫖客万万千千，轮我做了嫖客，便闹得瘴气乌烟。我也莫名其妙，任君听其自然。”其二为：“报是他出版自由，嫖是我个人自由，要怪他家家报馆，先怪我夜夜春楼。只要风流不下流，这其间何必追究？”才子毕竟是才子，当了嫖客还这么冠冕堂皇的文雅，也不简单。
沈北山教的学生就是这个“江南公子”。杨崇伊是曾朴的姑父，沈去杨府执教即出自曾朴的推荐。可惜没教多久，因“意见龃龉”，沈被杨家委婉辞退。事后沈北山感叹道：杨云史本是可造之才，自愧学浅，未能将其琢磨成器。在写给曾朴的一封信中，他说：“北之嗜好与其家学相左，莘兄不以为然，弟又不能自改，意见龃龉，亦无如何之事也。”
“注释2”
这之后，沈北山由岳丈费念慈的同年某人荐了一个馆，是在英年府中当教书先生。史料记载英年出身云：“姓何氏，隶内务，为汉军正白旗人。”此人以贡生考取笔帖式，会看风水，任步军统领右翼总兵，是载漪的党羽。英年有两个儿子要学做八股文、试帖诗，请沈北山去教导。沈北山是翰林出身，英年也不敢怠慢，还算看得起他。有时到书房中和沈北山聊天，谈起宫廷里头的生活，不免提到光绪皇帝。英年属于“后党”，言语间对光绪皇帝很不客气，今天说光绪如何病重，明天说光绪是天阉，不能生育，后天又说光绪天天躲在瀛台看春宫画册。沈北山听不入耳，又不好公开顶撞，毕竟拿了人家工钱。但是，有时候听英年说得太过头了，忍不住也起争执。久而久之，终于又闹了个不欢而散。
接下来沈北山又在张之洞幕府中做过幕僚，可是没干多久又被辞退了。反复遭遇失业，工作没有着落，沈北山回到常熟找恩师翁同龢求助。翁师傅此时已被朝廷责令回籍，命地方官严加管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听了门生的艰难处境，摇头叹气，也爱莫能助。不过，翁同龢毕竟当过宰相，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暗自摸了摸“夹袋”，竟摸出一个人来。这次翁同龢给沈北山介绍的东家叫俞钟颖，是翁同龢的一个远房亲戚，早年是总理衙门章京，翁同龢得势时没少提携他。俞钟颖曾任翁家西席，兼接待宾客之责，当时外放到湖北荆（州）、宜（昌）、（恩）施道任地方官。对于俞钟颖，沈北山原来也是熟悉的，他乐颠颠地前去上任，可不知什么原因，关系也没搞好，在俞钟颖处于了不久就再次辞馆而归。
沈北山四处碰壁虽说与失去政治靠山关系极大，但静下心来一想，与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有关。据沈北山的好友曾朴、张鸿、吴大澂等人分析：沈北山郁郁之意溢于言表，素来多愁善感。友人常劝他，忧能伤人，不可无事忧郁，可是他仍然如故，想必是少时家贫所导致的性格变异。另外，与他失败的婚姻也有关。一个性格内向的才子，遭到新婚妻子的冷遇和嫌弃，心中的自卑和自傲交替冲突，这种冲突转化成对外部世界的反抗，像火山爆发一样。因此，与人相处也难以和谐。
他像漂在水上的浮萍，经历了一连串的颠簸流浪，再次回到京城时，已是遍体鳞伤。他把自己关在会馆里，草成了一篇长达三千余言的奏稿，要进行一场绝地反击。
有一天，张鸿从户部衙门下班回到会馆，刚到门口就被沈北山拉住了。沈北山一脸严肃，略微还带点兴奋，瞪着眼道：“我的办法决定了，我的性命也不要了，请你看看我写的这篇文章。”说着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卷纸稿来。张鸿接到手中匆匆浏览一遍，只见洋洋三千余言，重点是参劾当时慈禧太后手下的三大红人荣禄、刚毅、李莲英，奏请朝廷杀三凶以谢国人。对炙手可热的权威人物敢于虎口拔牙，张鸿不由得肃然起敬，向沈北山作了一揖道：“佩服，佩服，我们一班朋友中，出了你这么一个人，真是荣幸非常，荣幸至极！”
沈北山请张鸿对奏稿提意见，张鸿也不推辞，拿回会馆删繁就简，将三千字的原稿改成了一千多字。稿成清缮，便想请一位御史代为转呈。首先想到的是杨崇伊。这位常熟籍御史思想观念虽说守旧，但毕竟是同乡，沈北山又在杨府中任过西席，不看僧面看佛面，想必总会买账。杨崇伊看了奏稿，口头答应代转。可是回到会馆，沈北山将这事和几位友人一说，朋友们大摇其头，道：“杨崇伊是什么人啊？他可是告发六君子的大恶人，请他代转奏稿，岂不是自投罗网？”沈北山想了一想，愤然道：“我写这份奏稿，就准备要抛头颅洒热血，追随六君子之后。以死劝慈禧归位，本是我的初衷。”
不知什么原因，杨崇伊终究没能代呈这份奏稿。沈北山生性憨直，心中想到的事，无论如何也要执意去办，请杨崇伊代转受阻后，他又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姓徐名桐，是个有名的保守派大臣，反对变法，反对废除八股文，嫉新学如仇敌，他经常摇头晃脑地说：“时文五百年不废，必有大道理，只是我辈参不透而已。”徐桐住在东交民巷，此地是外交使馆聚集地，他对那些洋人仇恨至极，常常自称“与鬼为邻”，每逢出城拜客，不走正阳门的近路，而是绕道由地安门出去，宁愿绕行，也不愿见到洋人洋楼。这么个老顽固，自然更不可能为沈北山转呈这份激进的奏稿，不仅不愿意代为转呈，还指着沈北山一通大骂，认为沈背后有人指使，并吩咐门卫将这个疯子赶出去。
京城这边吵闹得沸沸扬扬，远在常熟的翁同龢耳线灵通，早已知道了这事。他久居朝廷中枢，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深深明白这份奏稿将意味着什么。翁同龢不能看着这个门生闯祸而坐视不管。此时翁家在京城诸事由翁同龢的远房侄孙翁炯孙照料，翁同龢托人给翁炯孙带信，嘱他制止沈北山的痴狂，不能让奏稿转呈上听，并设法将沈带回常熟老家。
两次请人转呈奏稿均告失败，沈北山并不罢休，又挟奏稿来到翰林院，闷着头硬往衙门里闯，无论如何也要将奏稿呈递上去。在张鸿的《续孽海花》中，对当时的情景有很精彩的描述。沈北山快要走到翰林院门口时，前来阻止的翁炯孙正好赶到，见了沈北山，不由分说一把揪住沈北山的衣袖道：“我家叔祖一心栽培你，你难道要恩将仇报？要送掉他的一条老命？”沈北山道：“我做这件事，才算对得起他老人家呢！苏东坡历经几次危机，才不愧为欧阳文忠的门生，你懂得什么？”就这样一个拉，一个扯，地下一滑，两人便滚到了泥土中，沈北山情急之下，用嘴咬住翁炯孙的手指头，竟咬出满口鲜血来。
接下来《续孽海花》中写道：张鸿正好打此经过，看到这一幕，赶紧上前劝架。沈北山和翁炯孙嘴上还在喋喋不休，张鸿看见翁炯孙衣服上血迹斑斑，又看见他右手小指头似断非断地悬在那儿，急忙就近找了户人家，取水洗净，又擦了些药油，用白纱布包扎起来。翁炯孙差点被咬断了手指，怒气仍然未消，愤然说道：“你的奏折有什么用？现在老夫子正在危险的时候，你是想断送他么？”沈北山道：“我这个老夫子决不像你们这样贪生怕死。如果都像你，历史上还有什么可传的人物？”翁炯孙道：“你要做不怕死的忠臣，尽管去做，只要不连累我们翁家便是了。”沈北山道：“你是管不了我的。只有老夫子来阻止我，我才会答应。匹夫不可夺志，你要夺我的志，你配么！”两人你来我往地争执，终究也没有结果，最后由张鸿提议，给老夫子翁同龢发个电报，征询他的意见再作决定。沈北山这才不再吵闹，小声嘀咕道：“等老夫子回电了，他说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过了几天，翁同龢那边回了电报：“北山事已禀明，谕令垫资，派人婉劝回常，并谕达北山速回为盼。”沈北山看了这封电报再没有话说，只好认了，答应跟翁家人离京南归。
“注释1”①孙希孟著，司马丁标点：《沈北山冤案》[附录五]《先父与沈北山的一段情》，第216页。张映南即张鸿。
“注释2”①孙希孟著，司马丁标点：《沈北山冤案》[附录五】《先父与沈北山的一段情》，第219页。信中的“弟”是沈北山的自称，“莘兄”指杨崇伊（杨崇伊字莘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