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横溢，时代的激发，促成庄子思想，光芒万丈；演为哲理，遂能“过乎昆仑而游乎太虚”。苟非学有所本，何能达此高妙。因此之故，在解说其思想全貌，分析其道术内容之前，须先上溯渊源所自。
有关庄子思想渊源，自古迄今，比较重要的说法，共有三种，兹分叙于后：
第一，是说庄子承续自古代道家的思想。这出之《庄子》本书《天下篇》。篇中说：“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竝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与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说之。”但“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这句话含义甚为笼统，究竟所指为何许人物，无法获得明确解答。虽然后人将之远溯至于黄帝及伊尹太公之流，揆诸实际，庄子对于古之帝王，无一赞许。《大宗师篇》固曾言伏羲、黄帝、颛顼，各有所得于道，然《天运篇》则谓“三皇五帝非圣人”。《缮性篇》亦谓“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在宥篇》更谓“黄帝始以仁义撄天下之心”，可证黄帝得道不高，其为道家宗师，固不可信。近而复联想及楚狂之类，可惜这若干人事迹隐晦，更无系统文字流传下来。现纵存有黄帝以次之残篇断简，又属伪托成分居多；抑且看不出与庄子思路承授衔接之处。仅能悬揣，古代确有一般道家之士，高翔远隐，其口耳相传之学，累代不绝，得使“庄周闻其风而说之”。至于“闻其风”之真象如何，自来无有能道其详，尚有待进一步之探讨。
第二，是说庄子继承自老子思想。这出之太史公《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传中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历来学者均信此说。直到晚近，老、庄生卒年月，孰先孰后，转而酿成一场未决的论争。思想传承，致生疑问。兹以问题内容，牵涉至广，暂拟存而勿论。但复可得而说者，《天下篇》中，庄子（或其后学）虽曾推尊老子为古之博大真人，却将老、庄道术分别叙述，且无一言，论其关联性。即此可以推想，在当时（或稍后），两家学派之间，并未被认可，有一脉相传的事实。第三，是说庄子师承自孔门的思想。较前，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以《庄子·天下篇》篇首之古之人指孔子，谓“庄子学出田子方，田子方为子夏弟子，故庄生为子夏再传，实为孔子后学，其《天下篇》，遍论当时学术，自墨子、宋钘、田骈、慎到、关尹、老聃、惠施，庄子亦自列一家；而皆以为耳目鼻口，仅明一义，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不见纯体而裂道术。云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能明之。缙绅是儒衣，邹鲁皆孔子后学，则古人非孔子而何？所以尊孔子者，云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又《开怀篇》称为神明圣王，自古尊孔子，论孔子，未有若庄生者……”（注四），近来则有钱穆之《老庄的宇宙论》一文中说：“试就《庄子》书细加研寻，当知庄子思想实乃沿续孔门儒家。纵多改变，然有不掩其为大体承续之痕迹者，故《庄子》内篇屡称孔子，并甚推崇。”同文复说：“……子游、子夏各有传统，而《庄子》内篇，则时述颜渊，若谓庄子思想，诚有袭于孔门，则殆与颜氏一宗为尤近。……今欲详论颜氏思想，虽憾书缺有间，然谓庄周之学，乃颇有闻于孔门颜氏之风而起，则殊略可推信也。 ”
有关康氏之说，吴康曾论之云：“康氏主孔子改制创教，为制法之王，集大一统，非诸子如耳目鼻口仅明一义者所可及（《孔子改制考》卷二至卷十二），故以《庄子·天下篇》首古之人为孔子，盖以理想本型为现实人格，非笃论也。 ”
本此，则前一说甚属可疑。至于后者钱氏之说，其本人在原文之末，即未肯定其辞。如说：“内篇《人间世》，为庄子思想中，关涉于处世哲学方面之详细发挥，此为庄子人生哲学中最主要部门，而庄子此篇，即多引孔子颜渊语立论。凡此所引，是否庄子确有所受，是否孔子颜渊确曾有如庄周之所称述，抑或尽属庄子之寓言，此均可不论。要之庄子关于人生哲学之思想，必有与孔子颜渊一脉相通之处。故庄子关于人生哲学方面之寓言，亦多喜托孔颜也。”实则，庄子对于孔颜之道，涉历则有之，承续恐未必尽然，试观《齐物论》中，明言于儒墨之是非，兼所不取，可以为证。且《人间世篇》即有“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之语，末并发挥道家“无用之用”之说。语近教诲，亦失尊孔之意，非后学所当有（另，《德充符篇》中叔山无趾语亦然）。现在钱氏于该文之末，既持保留态度；暂视之为一种新探讨方向则可，未便持作定说。至此，可以综合加以补充，上列三种说法，均各有所见，然同未得其真象。盖庄子为一天才哲人，诚如太史公所云：
“其学无所不窥”，“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岂一家一派所可得而范围。故除古之道家、老子，以及儒门孔、颜外，他如杨朱的“不以物累形”（《淮南子 ·氾论》）；子列子的贵虚（《吕氏春秋 ·不二篇》）；关尹的贵清（同上）；宋的“非鬬”（《孟子·告子章》）和“见侮不辱”（《韩非子 ·显学篇》）；彭蒙的“莫之是，莫之非”（《庄子 ·天下篇》）；田骈的贵齐（《吕氏春秋 ·不二篇》）以及慎到的“弃知去己”（《庄子 ·天下篇》），均予庄子思想有所影响。其《大宗师篇》称女偊闻道之由，则由“副墨之子”，历溯“洛诵之孙”、“瞻明”、“聂许”、“需役”、“于讴”、“玄冥”、“参寥”，以至于“疑始”。“疑始”即言闻道始于怀疑，是亦“自闻而已矣”（《骈拇》）。此或正为夫子自道；而后益以“不以觭见”（《天下篇》）之量，故能“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秋水》），得成其哲学之金字塔。
道与德
道家乃属一种简称，全名应是道德家（见《史记》自序《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因为道与德两个观念，关系密切，未可分割，实为该家思想的两大支柱。如因简称道家，误会其重道而轻德，便成大错。道指宇宙最高法则，德言人所应具善行。人所应具善行，当以宇宙最高法则为据；宇宙最高法则，转借人所应具善行而显。故道系德之根本，德如道之枝干。二者同体而异用。其内涵和变化，向为每一道家所重视。以是，庄子对此，自必有其独特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