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诸侯混战，社会经济遭到重创，一度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相。三国时期，魏、蜀、吴分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如曹魏的屯田、蜀汉的建设、东吴的开发等，都取得显著的成果。
“白骨露于野”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外戚、宦官轮流专政，地方上横征暴敛，土地兼并严重，百姓备受盘剥。这时，社会经济已经遭到很大破坏。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地诸侯、军阀趁机作乱，形成群雄割据、战乱连年的局面，这更加剧了全国经济，尤其是北方经济的受创程度。
在长年的战争浩劫中，人口急剧减少，灾荒瘟疫横行，出现了曹操在自己的诗歌《蒿里行》中所描述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首先是战争的残杀使人口锐减，例如皇甫嵩的官军与冀州黄巾军一战中阵亡近20万人，而与颍川黄巾军一战仅斩首就多于13万人；董卓死后，李、郭汜内斗互攻，死者数以万计；官渡之战后，曹操活埋的袁绍士兵达数万人，这些还只是官兵数量的记载。军阀混战中，滥杀无辜、残害百姓的事件无以胜计，例如董卓迁往长安，勒令数百万洛阳百姓随行，途中饿死、累死者铺满道路；李抢掠陈留、颍川各县，烧杀抢掠，以至无人生还；曹操在攻打徐州陶谦的过程中，也曾因迁怒而对沿途无辜百姓大肆残杀。
动荡的时局使统治者无心无力去顾及生产、抗灾、抗瘟等事宜，导致灾荒、瘟疫不断。汉献帝兴平元年（194）的蝗灾、旱灾造成谷价猛涨至五十万一斛，百姓大饥，白骨堆积；次年，黄河流域又发蝗灾、旱灾，适逢汉献帝自长安去洛阳，随行官员只能靠野菜、野枣充饥，尚书郎以下官员要自己亲自采摘才有食物；汉献帝建安年间，伤寒瘟疫大肆流行，百姓染病者达十之六七，一人染病，一家甚至一族只能坐而等死，家家户户嚎哭哀泣，灭家、灭族之事不绝。
据东汉官方统计数字，汉桓帝永寿年间，全国人口有近5650万，至西晋初年，人口只余1600余万，这还是经过三国时期恢复之后的记录。据史学家分析，汉末人口锐减的结果约是“十存其一”。
人口遭到如此巨额的损失，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受损更不必言。当时，土地大片荒芜，一个郡县往往有5000顷闲置的庄田，粮食产量骤减，粮价高至数十万。长安、洛阳、徐州等原本繁华的城市，都变成了断壁残垣、破砖乱瓦。在很多地方，人们都不再用货币交易，而改为直接的物物交换。铁、铜等金属变为贵重物品，其开采冶炼一度中断，连犯人的刑具都换成了木制。
史书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凋敝作了如实的记载。《后汉书》中写道：“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三国志》中写道：“饥馑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等等。
曹魏屯田
东汉末年的经济破坏，北方首当其冲。面对社会经济一片凋零的状况，曹魏以“强兵足食”为“定国之术”，大力推行屯田制。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曹操已占据兖州、豫州两地，又从黄巾军的何仪、刘辟等部夺得了大批劳力、耕牛、种子，具备了屯田的基础。于是，曹操宣布要仿照秦汉时期的“急农”和“屯田”，结合北方经济的现实特点推行屯田制。
曹魏屯田的第一个阶段是民屯，主要是汉献帝建安年间在都城许附近进行，后来推广至北方各地。民屯由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地位相当于郡守）主管，下属司马、功曹、纲纪等官员。民屯的编制称为“屯”，一般是一屯50人，每屯由一个司马直接管辖。屯田的平民称为“屯田客”或“典农”，由官员统一管理，按军事编制进行生产，管理束缚很强，剥削也很重，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农奴制。“屯田客”的地位很低，不能随意迁移，也不能转为郡县编户，只能世代在官府的控制下屯垦农田。尽管屯田制下的农民生活境况很差，但在经济遭受严重创伤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屯田制对于恢复农业生产是十分必要的。
曹魏屯田在许都附近及兖、豫二州部分地方试行之后，效果很好，收得谷粮百万斛。因此，曹操下令将屯田制推广到各地，在各州郡设立屯田官员，招募流民以开垦荒地。
曹魏屯田的第二个阶段是军屯、民屯并重，主要发生于汉献帝建安末年至魏国末年。重视军屯，主要是出于曹魏作战的军事需要。自曹操被册封为魏王之后，他就下令提升军屯的地位，使其与民屯并行。曹丕称帝建国后，进一步完善了军屯的体系。军屯的管理体系完全与军队相同，各级军官就是屯田的管理者。军屯以“营”为编制，每营一般是60人。军屯的士兵也深受束缚，其家人妻小往往被拘禁为人质，以防士兵逃亡或叛变。但军屯很有效地解决了供应庞大军队的粮草问题，实现军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诸葛亮治蜀
相比于北方经济的毁灭性破坏，巴蜀地区由于高山阻隔，经济所受的冲击相对轻一些。而北方流民为避战祸大批向荆州、益州等地区迁移，又为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加之四川盆地、汉中平原等地土地肥沃、田野广袤，蜀汉得以拥有发展经济的良好基础。
自东汉末年始，刘焉、刘璋父子先后领益州牧，实行轻徭薄赋的从宽的经济政策，促进了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巴蜀一带的发展。益州北部的汉中平原自战国时代以后就得到了较好的开发，汉末又涌入数万户北方劳动力，“民殷国富”。只有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区相对落后。
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承担起治理内政的重任。与曹魏不同，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并未实行大规模的屯田，而是着力开发小农经济。攻占益州后，刘备将田地、民宅归还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心农务。诸葛亮采取措施大力扶植州郡的农业生产，如“闭关息民，务农殖谷”、“闭境劝农，育养民物”等，以打击豪强，杜绝妨害农事的现象。他尤其重视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以战国时修建的都江堰为基础，派堰官率领1200名兵丁维护都江堰的水利设施，用以保证成都平原的灌溉。此外，诸葛亮也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屯田，主要是出征战事时的军屯。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巴蜀地区的农产量大幅提高，有些地区达到亩产30斛以上的单产量；“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百姓安居乐业。
东吴的开发
东南地区凭借长江之险，在汉末所受的经济破坏也较小，又兼物产丰富、气候适宜、交通便利，因而具有良好的开发环境。
与魏、蜀一样，东吴首先重视的也是农业，且将农业分为屯田与州郡农业两部分。东吴地区的农业原本比较落后，汉末北方难民南下后，才为这里带来了牛耕等技术。早在孙坚、孙策统治时，东吴就已经开始实行屯田。东吴屯田的管理制度与曹魏相似，军屯、民屯各设官员管辖，“屯田客”的地位也很低下。所不同的是，曹魏屯田大多与郡县分离，而东吴屯田则往往以郡、县为区划，屯田官也负责郡县地方事务。东吴屯田的范围很广，沿着长江流域，西起夷陵，东至吴郡，形成一条数千里的长廊。
东吴的手工业、商业发达，最为著名的是纺织、海盐、造船、冶炼、铸造、青瓷等行业。纺织业主要是生产葛布和麻布，尚未有锦；海盐业集中于浙江、江苏沿海；造船是东吴最发达的行业，出现了很多大型的造船工场，东吴也因此拥有庞大的水师；冶铸产品主要是铜、铁等；而青瓷产品在造型、工艺、釉色方面都很精美，技术也步入了成熟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