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
《燕秦文化研究——陈平学术文集》2003年底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全书收文55篇，约80万字。蒙作者赐寄，我得以先睹为快。陈平先生小我两岁，我们的人生经历、学术道路极为相似：大学本科都读中文系，且都当过古汉语课代表，为任课老师所赏识；大学毕业后都在山区中学教过十年语文；文革结束后同读古文字、先秦史硕士生；毕业后都分到考古研究单位；都曾集中精力研究秦文字、秦文化。由于这些机缘，我们交往已二十余年。我1982年以来一直在《考古与文物》编辑部工作，所以陈先生最早的几篇研究秦文化的论文，如《说釜》等，我都是作为责任编辑最先读到的；他研究燕文化的《再论克罍》，我也是最早的读者。近年，他的很多论文，仍不时送我读。此次重读，文集中的论文，既感亲切，又深为惊叹。他的论文涉及到秦文化、燕文化、商周古文字与西汉简牍、史前文化与古史传说、北京史地与文物古建等，领域宽广，而又钻研极深，自树一帜。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说他上衡山时，适逢“秋雨节”“阴气晦昧”，于是“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动？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陈先生也是潜心学术，感动上苍，在几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众峰突兀，令人仰视。
研究先秦历史、文化，需要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紧密结合，这几乎是当代学者的共识。在这一方面，陈先生是作得极好的。他早年的论文《试论江汉地区战国秦汉墓的分期和秦墓的识别问题》、《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试论春秋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运用考古类型学及器物组合研究秦文化，是成功的范例。作者将秦青铜容器春秋型分作三期七组，战国型分作三期三组，并讨论了鼎、鬳、簋、敦、壶、盂、盘、匜的器形及纹饰发展演变，成为秦墓分期的代表性意见之一，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今仍时见引用。1995年，作者在《略论“山戎文化的族属及相关问题》、《试论宝鸡益门二号墓短剑及有关问题》中，对北京延庆与冀北山地以外地区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作比较研究，判断延庆所出者非山戎族系所独有；又指出益门二号墓出土金柄铁剑与内蒙宁城南山根M101：35剑、河北怀来安营堡墓剑、山东长岛大竹山岛出土剑类同，不是“秦式短剑”，极可能是秦穆公“霸西戎”时的戎王之物。这些说法都极有道理。
作者对先秦文献，特别是有关燕、秦的传世文献功力极深。1995年出版煌煌巨著《燕史纪事编年会按》花费十年时间将纷杂错综的燕文献理出头绪，其艰辛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他就能驾轻就熟，利用古文献解决很多历史难题。文集中《古阪泉·涿鹿地望考》、《略论阪泉、涿鹿大战前后黄帝族的来龙去脉》、《略论涿鹿大战前后论蚩尤族的来龙去脉》几篇论文，洋洋洒洒数万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燕史编年会按·先秦纪事—》的扩充与发挥，是多年思考的结晶。秦上郡始置年，前人多引《水经注·河水》“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的说法。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王五年上郡守疾”戈，传世有“王六年上郡守疾戈”，陈先生说疾即秦惠文王异母弟里疾。《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元）七年，乐池相秦。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可见里疾在惠文王五年、六年时可能为上郡守；而“自秦武王二年到秦昭王七年他去世前，只要在秦为官，便位居丞相之要职……决不会再去任区区一个上郡守”。《史记·张仪列传》：“仪相秦四岁，立惠文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陈先生据此认为上郡始置，不晚于惠文王后元元年，昭王三年只是把上郡治由别处移到了肤施（今延安），不是其始置年。此说已为学界所接受。京北太行山脉以北军都山、燕山地区考古遗存与文化时人多称“山戎文化”。关于山戎，《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云：“山戎盖今鲜卑。”又《春秋经·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杜预注：“山戎，北戎。”陈先生《论历史上的“山戎”及其有关问题》说传本杜注有误脱，而据中华书局影印宋本《太平御览》卷一六二，杜注原应为：“山戎、北狄、无终三名，其实一也。”他复引唐宋明清古籍山戎事迹九事及八家有关看法，否定山戎为鲜卑之先，说山戎、北狄、无终同属北狄系统，卓然为一家言。
古文字是作者的专攻，其发明亦甚多。朝鲜平壤近出土秦二十五年上郡守戈，守名原简报隶作，读为庙，陈先生改隶作厝，说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二十七年上守戈之，二戈为昭王时物，厝、皆昔声，读如错，即历仕惠文、武、昭三王的名将司马错，遂成定论。《小校》著录的四年邘令戈铭原隶作：“四年邘令辂，庶长工币（师），冶奠。”前人或据铭有“庶长”定此戈为秦器。陈先生据《奇觚室吉金文述》拓本，分析“長”为“上库”二字合文，说戈，无“庶长”，有令有冶，应断为魏器，将它从秦器中排除出去。辽阳出土四十年上郡守戈，守名简报疑为都，陈先生考为起，说即白起，颇可采信。原四川涪陵（今属重庆）小田溪出土二十六年蜀守武戈“蜀守”二字，简报释“蜀月”，亦有先生释“皋月”即《尔雅·释天》五月别名。于豪亮、童恩正二位先生释为“蜀守”，但未引起重视。陈先生《“蜀月”、“蜀守”与“皋月”小议》重发照片、摹本，仔细辨析字形、文例，并将这一问题放到整个战国中晚期至秦代秦国戈铭的总体系中去考察，重证于、童之说。此文发表后，相关争论即告平息。《殷周金文集成》4·2482收有燕器四年昌国庖鼎，陈先生经过考释，说鼎作于燕惠王四年（前275年），是乐毅之子乐闲所作，“证实了史籍所记载的乐毅封昌国君后因与燕惠王有隙而奔赵及其子乐闲在燕仍被封为昌国君的史事的真实性”，也颇有理致。
文集各篇侧重文字，或侧重考古，而将三者结合得最好的当属《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其有关问题》。该文对50余件战国秦兵器的形制、铭文及其反映的秦兵器铸造制度作了详尽的分析与归纳，新见迭出，是陈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读陈先生的文集，我们随时可以感受到他对学术研究的执著。对学术问题，他往往穷追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比如对北京硫璃河出土的周初燕器克罍、克禾皿铭文，从1991年到1997年，他连续写了《克罍、克禾皿及其有关问题》、《再论克罍、克禾皿及其有关问题》、《克器事燕六族会释考证》、《初燕克器铭文》“心”“鬯”辨》4篇文章，就文字、器主、年代、历史地理诸多问题反复探讨，并与殷玮璋、张亚初等先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三代》19·53·2著录的秦子戈、《三代》20·40·3著录的秦子矛，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秦子戈，历来鲜有人考释。1986年陈先生作《秦子戈·矛考》，多有独到见解。同年我作《关于秦子戈·矛的儿个问题》，与陈先生商榷。1990年，针对拙文，陈先生又作《〈秦子戈、矛考〉补议》，重申已见，围绕器主及铭文释读，我们争得面红耳赤。1997年，我作《秦兵三戈考》，2003年，我作《新见铜器铭文考跋二则》，仍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出土《先令券书》，对研究西汉法律及经济史有重大意义。1987年陈先生作《初考》，1992年作《续考》及《再谈胥浦〈先令券书〉中的几个问题》，又与陈奇猷、陈雍二位先生的看法有所交锋。在这些互相辨难的文章中，陈先生也吸收对方的合理意见。比如他原以为秦子是秦文公太子静公，读了拙文后便放弃了这一看法，而同意拙见秦子是宪公、（前）出子、宣公中一位的说法；《先令券书》中有一字陈先生原释“亥”，后来采纳陈雍先生意见，改释“令”。但在与同行争论的文章中，他更多时侯是多方申论自己的见解，据理力争，笔锋凌厉，即使对前辈、师长，也是直抒己见，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有时让人直感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拗相公”。因为这个原因，他可能也得罪了个别人，我倒是觉得，作学问就是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钱玄同）前人早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陈先生虽好与人争辩，但都是学术之争，君子之争，从不攻击对方的人身。学术争鸣是学术民主的体现，真理愈辩愈明，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比如秦子是谁，我原来倾向于是前出子，陈先生先说是静公，后倾向于是宣公，黄盛璋先生怀疑是春秋晚期某位秦国公子，最近李学勤先生又认为秦襄公称公前称子，这个问题短期内恐难有定论。不过通过我与陈先生的争辩，总是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促进了问题的解决。陈先生在文集《自序》中说，我俩未因当年的争论而心存芥蒂，至今仍是知心好友，这是让人感动的。人生苦短，能为共同热爱的事业而争论，也是一种缘分，为什么非要伤及个人感情呢？王安石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但不妨碍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今人怎么就做不到呢？与陈先生激烈争论过的张亚初先生已经作古。不久前出版了他的巨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在《序言》和《后记》中他谈了很多考释金文的方法，对此我有同意有不同意，但他献身古文字研究的悲壮精神却极其感人。记得1994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东莞年会上，我写了《卣之定名及其它》，张先生写了《商周卣壶考述》，二文本不相谋，见解亦有出入。张先生当年曾开玩笑：“我们弟兄们又打到一起了！”而今言犹在耳，而人天睽隔，“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李白《夜泊牛渚怀古》），曷胜怅怅！
当然，时代在发展，学术在进步，陈先生的某些看法仍有待讨论或进一步完善。比如克罍“住乃明乃”，末字陈释鬯，他家多释心，目前仍无定论。“克燕”，第二字，陈先生隶作，张亚初先生隶作，还有先生隶作宅，恐怕最后一说才较有道理。《“燕昭王好神仙”与邹衍的“大九州学说”》说：“若从思想史和对地球认识论角度看，邹衍应当具有与哥伦布、麦哲伦相同甚至更为崇高的地位。”我却觉得这过于抬高邹衍，古人评论衍“宏大不经”，是恰如其分的。再比如，陈先生曾提出，凡秦昭王以前（最晚不晚于庄襄王四年）秦戈均中长胡三穿，而秦始皇以下秦戈均长胡四穿，以此作为战国型秦戈的断代标准之一。这一说法，曾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我和台湾的林清源博土也是认同的。最近北京大学董珊博士对此提出质疑，因为他发现已知的所有上郡戈一律为中长胡三穿，不存在四穿的类型。“如果依照陈氏所定的形制断代标准，那么上郡戈的时代全部偏早，属于秦王政时代的上郡戈连一件也没有，这种情况是不好解释的。”1957年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十八年漆工”戈为中长胡三穿，李学勤、郑绍宗二位先生定为昭王时物，黄盛璋先生认为此戈不具备上郡守名的题铭制度，应属秦始皇时代。董先生同意黄说，认为这是陈说的“一个反证”。他进一步指出：“陈氏的断代标准目前比较适用于秦中央政府所属的铸造机构的产品，但并不适用于上郡兵器的断代。”看来这个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又陈先生曾考定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王五年上郡守疾”戈及传世的两件“王六年”、“王七年”上郡戈都是秦惠文王更元称王时的器物。惠文称王得到“周天子、战国列强及秦国本身”的高度重视，“秦国就此便规定，在今后记年的刻辞之前要加书一个‘王字’，也就是情理中事了。然而，在秦惠文王称王前后的不几年中，战国七雄之君全部称王，‘王’号也就失去了它的尊隆地位而流于一般了。所以，在惠文王去世后，称王之事已经淡漠，而在记年文辞前要再冠以王字的规定或习惯也就自行废止了。”最近，我看到澳门萧春源先生收藏的一件中长胡三穿秦戈，刻铭“王二十三年家丞……”此戈可能是昭王二十三年魏冉封邑陶家丞监造的。看来，记年文辞前“冠以王字的规定或习惯”在惠文王去世后也并末完全“自行废止”。另外，关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主人及其铜器，是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陈先生和我都曾作文。随着资料的逐步公布（现仍有很多资料未公布），随着讨论的深入，陈先生和我的一些看法肯定也会有所补充订正。
陈先生几年前已写了《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一书，据闻现正撰写《燕国史稿》。希望早一点读到这两部大著，也祝愿陈先生在学术上能有更大的成就。
（王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