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腐败的显著表现，就是宦官干预朝廷政治。而宦官干政，则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一大痼疾。不过，这个疾病，在皇帝圣明雄武的时候患得轻一些，在皇帝童昏无能时患得重一些。明朝的宦官之害，从英宗开始，一直伴随到明朝的灭亡。其他干政的宦官，后面还要讲，这里先来看看英宗正统年间的大宦官司礼太监王振。
前一章已经讲到，在英宗的父亲宣德皇帝统治的时期，就确立了司礼监和内阁的双重辅政体制。这种体制，为宦官干政提供了制度上的条件。
司礼监和内阁的作用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臣下请示政务指示的章奏先上交到皇帝那里，皇帝就派宦官转给内阁的大学士们，让他们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这种意见用黑色墨汁写在一张纸条上，就叫做“票拟”。阁臣通过票拟，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起很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不过，阁臣的票拟必须通过皇帝的“批硃”，才能变成对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式指示。所谓的“批硃”，又叫“批红”，就是皇帝用红色的笔，在章奏上直接批写指示。批红一般是照抄票拟，但皇帝对票拟不同意时，就让阁臣重拟。阁臣要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皇帝又不愿接受，便直接按自己的意思批红。有时候，臣下的章奏太多，批不过来，皇帝就将批红交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去做。皇帝犯懒病时，就更是如此。这样，司礼秉笔太监就成了皇帝的代表。他们在代表皇帝行使批红权时，可以对阁臣的票拟提出更改意见，往往得到皇帝的许可，这样，他们凭借批红的权力就可以钳制内阁。
司礼监太监、阁臣与皇帝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
阁臣与皇帝之间是一种臣与君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儒家的信条是“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礼”，也就是说，对皇帝的忠是有原则、有保留的。而且阁臣全都出身儒士，信仰孔夫子仁义礼智那一套，是文官和国家长远利益的代表，对皇帝有损于国家长远利益和法制纪纲的行为，往往持不合作的态度，因此，皇帝与阁臣之间常有矛盾、冲突。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就阁臣的职能来说的，并不排除有的阁臣放弃信仰与原则，去奉迎皇帝与太监。不过，这样内阁就没有履行他正常的职能。
司礼太监则是宦官，是皇帝的家奴，他对皇帝的忠是无原则的绝对的忠，是皇帝利益的代表。所以，皇帝一旦信任他，他的权力就远高出内阁。当然，宦官的权力太大，难免出现“太阿倒持”的局面。汉、唐历史上宦官擅自废立、甚至弑害皇帝的事，屡见不鲜，就是教训。作为明朝的开基者，太祖朱元璋对这种教训是有深刻认识的。但他并不想放弃宦官这个维护皇权的工具。他对这个工具作了一些改造，让宦官的权力有所制约。虽然后来宦官有预政、出使、专征、镇守等权力，但是各宦官之间、宦官与文武官员之间，都有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尽管宦官的权力很广泛，却没有出现宦官废立皇帝的局面。司礼太监不能同时掌握军权，也就不能废立皇帝。不过，他掌握的批红权就足以扰乱朝政、破坏国家法纪了。司礼太监王振便是借这一权力败坏了正统年间的政治。
王振是山西大同府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教官出身。教了9年书，没有什么成绩，按照规矩，要被贬谪充军。眼见就要一辈子翻不了身，永乐帝下诏，这类遭贬充军的教官中生有儿子的，允许净身入大内，给宫女当老师。所谓净身，就是割掉生殖器中的精巢，也就是阉割。王振一狠心，就把自己给阉了，入宫当了宦官。
宣德时期，虽然设有内书堂专门培养小宦官，但宦官的整个文化素质并不高，多是仅能识字而不知文义，王振这位知识型的宦官便显得鹤立鸡群，才能高出同辈。为此，宣德皇帝对他高看一眼，让他进司礼监当了秉笔太监，又让他伺候皇太子读书。
这位皇太子就是英宗朱祁镇。1435年1月，宣德皇帝去世，英宗继位。英宗当时虚龄9岁，实足年龄是7岁零2个月，是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孩子，一个童昏皇帝。小皇帝来日方长，可塑性大，成为王振与辅政大臣的争夺对象。
在这场争夺小皇帝、实际上是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辅政大臣们采取了为小皇帝举行经筵的办法，希望把小皇帝培养成儒家理想中的圣明君主。所谓经筵，就是给皇帝讲授儒家经典。这些干涩枯燥的东西当然无法吸引一个9岁的儿童，而仪式的繁缛，对童心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如果说这种教育方式取得了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培养了小皇帝傲慢自大、一意孤行的意识。
然而，在司礼太监王先生那里，小皇帝的童心得到了充分满足。王先生给他安排了观看军事比武、骑马射箭、游园踢毬等等有趣的节目，还教他如何调弄大臣，建立权威。
1437年1月（正统元年十二月），小皇帝让兵部尚书王骥、侍郎邝野讨论边防问题，5天过去了，未见回奏，王振教小皇帝召见王骥，当面斥责他：“卿等欺朕年幼耶？”把王骥、邝野关了好几天禁闭，吓得群臣出了一身冷汗。
不久，右都御史陈智弹劾辅政大臣之一的英国公张辅回奏稽迟，又弹劾六科、十三道不能举奏。小皇帝开释了张辅这位“靖难功臣”，听从王振的意思，将科、道官各打20大板。这样，王振就借小皇帝的威权大灭了辅政大臣的威风。从此以后，言官们奉王振的旨意，专找那些瞧不起王太监的大臣的差子，自公、侯、驸马、伯到尚书、都御史，以及以下的官员，无不遭受弹劾，或者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戴上项枷，甚至被贬充军。这样的事情，每年都有。王振在与辅政大臣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英宗刚即位时，日常的大政由他的祖母张太后和辅政五大臣主持，王振只是利用怂动小皇帝的惟我独尊的意识来干预朝政。到1441年底，英宗年满15周岁，开始亲秉国政，全面履行皇帝的权力，王振的干政就发展到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辅政五大臣更不是他的对手，纷纷采取将顺苟且的态度，持禄保位。
王振左右国家大政方针的确定，造成了边防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最终挟持英宗亲征，导致驾陷土木堡。
最大的失误是旷日持久地兴师麓川。麓川是指明朝的土司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位于今天云南西部腾冲县西南。所谓土司，是元朝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民族自治制度。土司的长官和各级官员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中央政府加以认可。土司只须向朝廷缴纳象征性的贡赋。当时，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刚迈入文明社会不久，各部族间经常发生互相攻杀、抢掠人口、霸占土地的事情。1428年（宣德三年）以后，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多次率兵侵占邻近土司的地盘。1438年（正统三年），明廷兴十万大军，历时三年，遭受重大损失，才打败思任发。思任发派人到北京朝贡认罪，请求明廷饶恕。明军虽未取得辉煌战绩，但已达到震慑思任发的目的，面子上也过得去了。战争本来可以就此结束，然而王振、兵部尚书王骥都想借战争建立功业，稳固自己的地位，加官进爵，极力鼓动英宗坚持将战争打下去，把思任发逮捕归案。1441年，麓川战争又重新开始。
在明廷大规模出师麓川之前，翰林侍讲刘球上《谏伐麓川疏》，援古证今，指出明朝的边防重点在西、北蒙古，而不在滇西南麓川的弹丸之地，英宗不听。
1443年6月，雷震奉天殿，刘球应诏上奏向英宗提出十条建议。核心的建议有两条：一是请皇上亲揽大权，不要旁落；二是要停止对麓川的用兵，将防御重点转移到北方。他强调指出：“麓川荒远偏隅，即叛服不足为中国轻重。而脱欢、也先并吞诸部，侵扰边境，议者释豺狼攻犬豕，舍门庭之近，图边徼之远，非计之得也！”
王振对刘球前一次谏止兴师麓川本来就感到不愉快，这次对刘球奏章中讲到要英宗揽权的内容，更是不能容忍，于是找个差子，把刘球抓进诏狱，指使指挥马顺将他杀死，然后肢解尸体，埋在监狱的地下。
刘球遭王振惨害，就再也没有人敢对出兵麓川提反对意见。这一战争一直持续到1449年的春天，耗费了明朝的实力，“骚动天下”，几个月后，土木之变发生，应了刘球的预言。
在直接涉及与蒙古关系的事宜上，英宗在王振的唆使下，也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一是1444年（正统九年），英宗在未了解事态大小与真伪的情况下，贸然对兀良哈三卫用兵，导致兀良哈与明廷的宗藩关系破裂。二是同年瓦剌攻哈密，哈密忠顺王向明廷求救，英宗置之不理。三是1446年，瓦剌东征兀良哈，也先派使者向明朝借粮饷，明廷既不给粮饷，也不阻止瓦剌的东征，坐视兀良哈被也先兼并。这样，明廷就眼睁睁让也先轻易打破自己的防御战略布置，使也先势力坐大，成为对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
不但如此，王振还不惜出卖国家的安全，借以谋取个人的私利。
明代蒙古族社会的基础是单一的游牧经济，植物性的食物和手工业产品，大多数要从内地获得。和平获得这些物资的途径有两条：马市贸易和朝贡贸易。马市贸易类似现在的边境贸易。朝贡贸易是明朝优待边境各族和外国人的一种措施，借以换取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在朝贡贸易中，明朝除了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给贡品付款外，还要给朝贡使团丰厚的赏赐。两项的价值加起来，超过贡品本身市价的好几倍。
在以上两种贸易中，铜、铁、兵器属于严禁出口的物品。市场的规律是越难得到的东西，价格越贵。这些严禁出口的东西在黑市上可以卖很好的价钱。王振于是不顾国家的安全和禁令，做起了走私兵器的勾当。他嘱托同党大同（这里设有马市）镇守太监郭敬，每年向瓦剌走私箭镞几十万只。甚至当时属高尖技术的火铳也走私到了瓦剌。
也先从贸易中不但获得了大量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还获得了大量的战争物资，很是得意，想重温祖先大元帝国的旧梦。他正对明朝虎视眈眈，寻找适当时机，大举南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