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建国之后，朱元璋由平民百姓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当他读到《孟子》中君贱民贵的言论时，感到这种言论危及到了他的皇权，于是盛怒之下下令将孟子逐出孔庙，从而引出了明初著名的“逐孟事件”。
《孟子节文》
元末战乱多年，人才凋零，到明朝建国初年出现了人才奇缺的状况。朱元璋登基第二年（1369）便诏告全国各级府、州、县兴办学校，力图尽早恢复国家的选才制度。经过几年的努力，颇有成效，甚至在穷乡僻壤也能看到儿童读书的景象。
朱元璋之所以要兴办学校，目的是为了选才，但在他的心里，深知这些读书的士子们思想复杂，如果想不让这些士子们做出扰乱社会的事，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方法统一士子们的思想，将他们纳为己用。要做到这点，首先要从教学书本上入手。朱元璋曾多次申令，全国士子要以四书五经为本，孔孟的书籍要以朱熹注释过的为准。
朱元璋在读《论语》的时候非常敬仰孔子的思想言论，对《孟子》中的思想却十分厌恶。孟子在中国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常在各国君主之间直言告诫国君应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这在朱元璋的眼里是严重的以下犯上，是有伤君王尊严的举动。
在《孟子》中有一段很典型的事例，是说孟子去见梁惠王，惠王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如此空洞的对白，如此毫不客气的对话方式，不要说是臣民对君王，就连平民对平民，恐怕也难接受。因此在朱元璋看来，此举是大不敬的行为。
诸如此类的内容在《孟子》中还有很多，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
“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些话在朱元璋看来，简直就是告诉百姓要轻贱君王，不要讲什么尊卑，如果对君王的行为有什么不如意，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起来造反。这类言论深深刺激了君权无上思想的朱元璋。他在读《孟子》的时候，每看到不称心的地方就会骂孟子，说：“这老头要是出生在今日，岂能放过他！”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孟子》有很大一部分内容需要删去，才可以给士子们去读。他亲自删减了《孟子》的八十五处地方，剩下的仅有一百七十余节，之后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1372）颁布到各级学校，作为施行教材。
控制思想
为了更好地控制读书人的思想，让他们为朝廷办事，听朝廷的话，洪武十五年（1382），礼部向全国学校颁布了十二条禁令，禁止生员干涉词讼，不得妄言军政大事等，并将这条禁令刻在石碑上，立在学宫明伦堂的左侧，被称为卧碑。在这块碑上，规定国家大事只许工、农、商、贾四类人可以参与意见，生员不许有任何意见，他们必须遵照老师教育的话去做事，不得自作主张。
通过《孟子》看《论语》，《论语》上记载了孔子许多言论，基本上全是站在统治者的位置上来说话，如最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名句，历代统治者都很喜欢，朱元璋更是发挥它的最大效用，说这句话的威力就可敌百万雄兵。
再如孔子的“群使臣之礼，臣事君以忠”、“事君，敬其事，而后食其禄”。《论语》中的这些言论，就是历代君王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圣贤之训，更是教化百姓的治国理论依据。
唐朝开国之初，李世民非常注意总结历代王朝的兴衰教训，并虚心纳谏。唐贞观十四年（640），魏征曾上疏譬喻：“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原是魏征的话，却被李世民引为至理名言，常以此话告诫臣属，可见贞观盛世与唐太宗的善于纳谏有着直接的关系。
虽然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也很注意这些历史教训，一心想要大明江山永固，可是他远没有李世民的胸襟，理解不了水和舟的关系，只是一味地消极地去面对问题——怕水覆舟，却不顺民心、导民情，不可载舟的道理变成了权力上的高压；只会做些删节孟子、树立卧碑、大兴文字狱的事情，力图由此控制住百姓的思想，以此防水覆舟，其做法实在不够高明。
逐孟出孔庙
有一次，朱元璋在翻阅《孟子》第四卷《离娄章》时看到这样一段话：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称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称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称视君如寇仇’。”朱元璋大怒不止，他认为这段话是鼓动百姓造反，如果皇帝对他们不好，他们就可以把皇帝当仇敌、当贼寇。刚刚从天下诸路豪强中夺取江山的朱元璋深知民变的厉害，《孟子》中公开“鼓动造反”的言论，在他这个新皇帝看来是了不得的大事，认为这种教唆百姓仇视皇帝的书籍无疑必须禁止。于是朱元璋诏告天下，指出孟子这段话不讲君臣之道，不配作为圣贤之言，罢免了孟子在孔庙的配享地位。朱元璋想到朝中那些读书人一定会起来反对，于是他通告群臣，有敢劝谏者，以“大不敬”论罪，处以死刑，命金吾子当即射之。
刑部尚书钱唐明知劝谏必然激怒朱元璋，是不赦之罪，必死无疑，但他仍然写了本章前来劝谏。他命下人抬着棺材跟在自己身后一同上殿，将胸膛袒露在外，任由金吾子射杀。金吾子可能被钱唐的行为感动，故意射偏了位置，羽箭透过肩窝，并没有致死。钱唐见到朱元璋之后，说：“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也忍不住动容，速命太医为其医治，不久又诏告天下，赞扬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从此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地位，命人依照他的批注对《孟子》进行了节选。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诏，朝廷每年对孔庙的祭奠大礼从此作废，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朝野哗然。刑部尚书钱唐再次上疏劝谏：“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劝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朱元璋看到反对的人这么多，虽心有不甘，也只能收回了诏令。
矛盾的朱元璋
朱元璋起家以来，由于性格多疑，做出了许多异于常理的事情，这些事情多是前后矛盾的，比如他对佛家、道家的态度极为敬重，有时却又加以杀戮，对儒家、法家的士子爱如珍宝，有时却又视如草芥。朱元璋在谈论起古人时，常会大骂李斯、韩非子这样的法家人物，可在治国方略上，又重用兼有法家思想的李善长，以法家治理天下。在宣传孔、孟思想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朱元璋受属下儒士影响，以孔、孟之道教化百姓，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是看不起这些儒生们。
洪武初年，不论是地方，还是京城，均缺少大量的文人学士，朱元璋招贤若渴，想尽办法网罗天下贤才，即使是元朝遗民也不放弃，用心之诚，花费心力之大，天下人共见。对早期投奔来的读书人，如李善长、宋濂、刘基、陶安等，在开国前也是非常信任，朱元璋一直尊称军师刘基为先生，给予这班建有功勋的文人们特殊的待遇。然而建国后入朝为官的文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在度过了开国之初人才极缺的艰难时期之后，朱元璋对读书人展开了残酷的文字狱，因为只字片语犯忌被杀的文人不胜枚举。其前后态度转变之大，令人深思。
孟子的思想是以民为本，他主张天下百姓不要愚忠于一姓一人。若君不敬臣，不爱民，则可视之如仇寇，他将君权与民权平等化了，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只是相对的。朱元璋这个两千年以来最专权的皇帝，面对孟子的这些言论，最终还能让他配享孔庙，在朱元璋看来已是宽容到了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