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第一次。忠一郎装成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原口，看着他那瘦削的体格、戴着眼睛的脸庞上凹陷的双颊。忠一郎不由得开始胡思乱想了，如果原口成为中学教师的话，他很快就会赢得“麒麟”的外号。忠一郎一边想着，一边问道：“在收容所第三栋楼里，有博多来的士兵”，他开始试探着说，“他说你是博多的大酒馆店主的儿子”。说完，他把脸转向了原口。原口使劲地点了点头，说：“被看破了”。他笑了。
根据原口自己的介绍，他因为想研究海明威，所以进了九州的大学念英语专业，后来又下决心到美国的大学里去自费留学了。原口因为是家里的老二，没有继承家业的责任，所以就选择了留在美国。在来这家收容所之前，原口还去过印度德里的收容所，在那里，所谓的“日本国不灭组”的势力非常强大，他感觉到了身边的危险，所以申请来到了这里。
听完他的话，忠一郎不由感叹道，原口在发生重大变化，面对人生的众多歧路时，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决断。从外表看起来，他好象不是这么果断的人，但是忠一郎已经明白了他之所以被海明威吸引的原因。
忠一郎在从野战医院到俘虏收容所的半年多的生活里，丧失了对英语文学的兴趣。特别是站在对同为俘虏的伙伴们进行指导的立场上来看，他觉得回过头来看，当年进入大学后想对爱尔兰的诗歌和小说专门进行研究的事情，似乎已经成为了遥远的昔日的梦想。
不知道到底是俘虏的生活改变了忠一郎的感情结构呢，还是为伙伴们进行指导的立场？直接对忠一郎的性格构成了攻击呢？或是由于日常用英语接触到的美国兵、英国兵、印度兵等，使自己对他们文化的神秘的憧憬感已经产生了麻痹的感觉呢？
收容所的氛围已经随着伙伴之死、L不再接触俘虏等部署发生了变化，因为与本国的通信也得到了容许，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如何考虑自己被捕的现实，开始成为呈现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呆在收容所里的人，每一位都是在战争中被俘虏的人。
其中，最多的是在西旦渡河作战的信息被泄露后，首先被俘虏的宪兵和因为情报事先泄露而被包围的人；其次是在北贡山系里无法动弹的、被友军遗弃的、因为已经没有什么用而被扔到山谷里的人们；也有因为从仰光逃得比较晚而在孤立的时候被俘虏的民间人士也有。
这些人都是战争时候的俘虏（POW），但是因为他们被捕的时候情况都不同，而且是先后被附录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他们逐渐认识到了日本战败的事实，再也激发不起新的自豪感，所谓的“日本国不灭组”想继续组织党徒、开展暴力活动的事情也基本上消失了。
因L而起的射杀事件发生后大概一个月左右，便决定把战争中的俘虏全部遣送回国，并指示说要做好准备工作。忠一郎和房，以及发生这个事件以来决定共同行动的两名代表一起去进行了确认，所长要求尽早提交全体人员的真名、在本国的住址、原来的部队名等，回国的时间要根据运输船的分配情况来确定，所以还没法最后确定。他解释说，美国的船只没有精力运送太平洋地区的俘虏了，英国的船只则因为德国U战舰的攻击，运输能力很弱。
结束与所长的会面后，忠一郎他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今后的问题。如何顺利推进制作和提交俘虏正式名单的工作，是一个问题。忠一郎的脑海里还涌动着关于在西旦河附近的村庄里逃亡的军曹的记忆。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收容所周围都是荒地，所以逃跑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但还是无法保证在运输的过程中不会有消失的日本兵，在此之前，消除伙伴们的不安情绪，并制作名单，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个代表提议，要和战友们谈心，消除他们的迷惑和烦恼，要解除所谓的“神国不灭”论的符咒，就必须从正面教导他们，“活下去，并不会遭受当俘虏的耻辱”，并且告诉他们，我们并不是被征服的，而是被解除了武装的正规军，他的理由乍一看，确实有点强词夺理，但是却有可能对于正式名册的制订发挥作用。另外一个人则建议说，和伙伴们谈话的地点，应该选在军官们所在的另外一栋楼的一面。
代表们都同意了这一意见，决定让原来的房少尉与原来缅甸方面军司令部的少将去沟通一下。房从当副官的时候开始，就已经认识他了。
说服士兵们花费了不少时间。他们问得最多的就是，为什么不报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就不能回国。听到这样的问题，被救出的时候，军队的手牌就已经被没收了，一开始就是用真名的忠一郎，一下子竟然想不出可以让对方接受的回答。像担任谈话委员会负责人的少将那样，说“你们要回到神的国度里，当然不能撒谎了”这样的话，忠一郎和房都做不到。
士兵们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在回到日本之后，视国内的情况而定，再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农村出身的士兵这样的要求比较多一些；而多数在城市里长大的士兵，则认为名字不过是个记号而已，所以抵触的情绪相对比较少一些。
在这种讨论的场合里，忠一郎想到，不知道父母亲会如何看待。他可以预想到母亲一定会非常高兴。而父亲则在人们叫嚣着英美都是敌国的时候，却劝他学习英国文学，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可以放心。父亲过去甚至把铁道部的工作也辞掉了，想到这里，他的不安就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
考虑到回国的问题时，忠一郎最担心的是父母亲是否一切安好。他应征入伍的时候是昭和18年（1943年），是刚上大学的第一年，但父亲荣太郎一直在九州。
听到他应征入伍的消息后，父亲把他叫到了门司。请他吃了河豚，并请一名女子晚上陪着他在门司游玩。忠一郎那天晚上第一次拥抱了女人。后来回想起来，这是父亲在他上战场之前，所考虑过的问题。当时，门司还没有遭到空袭。
在战况变得非常复杂的时候，门司成为了向本州和南方运输士兵和物资的基地，门司铁道局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但是，母亲也只能说“儿子要出征了，可以回到家里所在的东京来。”母亲又接着说，“我也在呢”，随后又说：“一个人，要小心啊”。忠一郎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但是，太重视面子的母亲有些话还是没能说出口。
忠一郎非常爱母亲，也很尊重父亲。在中学毕业的时候，父母亲经常通过忠一郎，保持着对话。这样一来，很自然地，一向父亲说到母亲的事情时，他就会特别强调让父亲高兴的事情，而向母亲转述父亲的事情时，他又会在话里面附加自己的感想：“父亲对母亲的事情很在意”等等。
荣太郎听到这些之后，便称赞说：“是吗，你母亲真是一个出色的、能干的人啊”。母亲这边听到儿子的感想后，便说：“当然啊，对于你父亲来说，事业比家庭更重要，真的那么在意吗？”虽然这么说，但是心里对于忠一郎的话却没有一丝不悦。看到母亲的样子，当儿子的忠一郎只能把自己最直接的感想告诉她。这样的自己，离开日本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
有传言说东京已经被烧成了一片荒原，位于市谷砂土原町的高台上的自己家，变成什么样了呢，忠一郎很担心。
进入五月后，暑气逼人，俘虏们开始怀疑是否真的能回国，并发出了抱怨声。14日早上，原口来到了集会的地方，在黑板上写下了“16日上午10点出发”的字样。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白天从收容所出发，走了50英里的路程，来到了车站，从这里出发的列车基本上都朝南开。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这样走的话，就到了阿拉伯海了”，但没有一个人回应他。到了傍晚，来到了一个叫久托布的地方，这里有好几个铁路交错着，有人端来了咖喱饭。从收容所往南走了200英里，天气越来越凉。在离开日本三年的时间里，越往南走温度越高，8月比4月热的感觉也没有了，向阿拉伯海走去，到底是离日本远了，还是离日本近了，他们也没有感觉了，忠一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安。在开阔的机车场里，货车慢慢地或者脱离或者接上机车，忠一郎他们并不容许离开停车场。四、五个小时之内，列车开始重新开发，在几乎看不见什么灯光的黑暗中，一直朝南走着。打开窗户，凉风吹入，能闻到草的清香。好象从荒野来到了平原，忠一郎的心情不由得感到了些许放松。
到了早晨，一天之内不停地奔驰着，越过了一座山，经过了三座大的城市。有人告诉他们，这天要在达曼这站住一晚上，这就和忠一郎他们所属的S/J第29·836号POW、S/J第74号6·CAP等记号一样，只给了他们非常抽象的印象。
这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样抽象的空间里，他们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印度人，他们只是用番号来称呼的人，而且也不能随便活动，只是被搬运着。在这里，单调与热烈、喜悦与不安、希望与绝望混杂着、搅拌着，慢慢地随着列车的移动，时而朝车轮行进的方向走着，时而向后部的席位上走动着，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被运输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