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东北我军攻克锦州，给长春国民党守军以很大震动。10月17日，长春守敌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长春守敌新七军军长李鸿率部投降。21日郑洞国率所属部队放下武四。长春遂告和平解放。
长春处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东南部，南依石碑岭，东滨伊通河，解放战争时期，市区面积约700平方公里，居民约40万。中长路纵贯市区南北，长图路、长白路横穿市区东西，是东北境内重要的交通枢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将长春改称“新京”，作为伪满洲国的“都城”，即成为全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战争时期，长春是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冲。
我对中长路上敌之死城长春密集布防，实行久困重围，使敌陷入绝境。
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遂决定以十二纵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十八师以及独立六师、七、八、九、十师共5个独立师和1个炮团为围城部队，组建了以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的围城指挥所。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领导即发布命令：“为完成攻击长春的战略任务，决定对长春守敌进行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围困。总的任务是：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敌人，寻找敌之弱点，逐步压缩敌人，完成攻城战场之各项准备。”（《肖劲光回忆录》，第384页）为指挥及时、方便，以长春东北的伊通河及长春西南的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围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东地区队受围城指挥所直接指挥，西地区队受十二纵首长直接指挥。6月25日，我围城部队开始了对长春守敌实施“久困长围”的斗争过程。
历史常常有某种巧合，这种巧合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色彩。肖劲光领导的长春围城指挥所于9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这样，肖劲光的职务便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而肖劲光率领部队所包围的长春守敌统帅郑洞国，则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这就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对峙于长春城下的，分别是国共两党东北战场的副帅；各自所统帅的部队，都称为第一兵团；在兵力上，都号称10万。
解放战争时期的肖劲光
肖劲光（1903-1989），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央军事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委。1933年曾被王明为首的“左”倾党中央的排挤打击，受到错误处理，遵义会议后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抵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军事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去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政委。东北解放后，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后南下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武汉、长沙后，兼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组建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任海军司令员兼第一海军学校校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7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郑洞国（1903-1991），湖南石门人，国民党陆军中将。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党军教导二团三营党代表；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参加北伐。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师师长，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任国民党五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参加昆仑关战役，后升任第八军军长；1943年起，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新一军军长，后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1946年，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7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营副主任；1948年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0月在长春战役中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从肖劲光和郑洞国的简历看，两位都是湖南人，且同年同月生，肖劲光仅年长10天。两位都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才分道扬镳。21年后在长春城下各统兵10万，决一雌雄。
不过，此时肖劲光与郑洞国所处的战略地位不同。郑洞国是求生，力求固守或突围；而肖劲光则是“瓮中捉鳖”，不断紧缩包围圈，置郑洞国于死地而后快！双方围绕着军事、经济、政治，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从1948年6月25日起，解放军对长春正式实行长围久困，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与经济封锁三结合的办法。10万大军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
在解放军强大政治攻势和优待政策的感召下，长春守军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非嫡系到嫡系部队，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携械，整班整排整连地出城投诚。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到9月底，围城部队共接收投诚官兵135万余人，约占长春守军总人数的七分之一。其中新七军3700余人，第六十军3800余人，土杂部队6200余人。
锦州丢失时，蒋介石空投给郑洞国一封信
蒋介石在葫芦岛痛骂了阙汉骞等将领一顿后，又匆匆忙忙于10月15日经沈阳飞临长春上空，准备通知困守在这座孤城中的郑洞国赶快率部突围。
飞机在长春上空缓缓盘旋着，蒋介石凭窗向下观看，只见解放军修筑的围城工事一圈又一圈，纵横交错，把长春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死气沉沉，犹如一座没有人烟的空城。蒋介石长长叹了口气，命人给长春城内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发去了一封代电手令，内云：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10月10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刻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莩，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15）日已来沈阳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10月15日巳时。
随手令一起投下的还有蒋介石给郑洞国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与电令大致相同，只不过语气要稍缓和一些。蒋介石在信中告诉郑洞国，他已命令整编第二○七师前往清原接应从长春突围出来的部队，他本人将在沈阳停留3天，等待郑洞国率部突围出来。
郑洞国看完电令和信件之后，仰天长叹一声，说道：“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当初，东北野战军攻占四平后，卫立煌为避免永吉等地的部队被解放军一小块一小块全部吃光，下令把驻守在永吉的第六十军撤退到长春。郑洞国对此曾提出过异议，他认为长春距离沈阳、锦州的主力部队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极大。与其将来被解放军歼灭，还不如主动放弃长春，把长春的部队集中到沈阳和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卫立煌也赞同郑洞国的意见，但他不敢自做主张放弃长春，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顾忌放弃长春将会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固守长春，还可以吸引解放军一部分兵力，以减轻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所以他坚决反对放弃长春。
由于蒋介石拒不听从郑洞国等人的意见，长春的10万国民党军失去了最后一次安全撤退的机会。而且，阴错阳差，偏偏郑洞国又被委派为长春的最高指挥官，这确实出乎郑洞国的意料，也是他所不情愿的。郑洞国后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我来长春之前，许多朋友曾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还有人建议继续由梁华盛负责，或与锦州的范汉杰对调。我也曾把这些意见和卫立煌谈过。卫认为，梁华盛和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睦，不适指挥作战，范汉杰情况不熟，只有我比较合适。后来我又想：长春固然危险，沈阳、锦州同样危险。实际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在危险之中。作为军人，还能怕危险么？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叫谁负责？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支配着我。另一方面，我也有所打算，我认为有两个军（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为主力，加上地方部队，只要认真做好防御工事，利用时间整训部队，长春是可以守一个时期的。再就解放军方面看，用很大力量攻长春是不合算的，不如集中力量先打下沈阳、锦州，长春就成瓮中之鳖了。所以我判断，沈阳、锦州可能先长春而解放。到了那时，长春成了东北唯一孤点，我或者还有可能乘飞机离开，把善后问题交部下处理。这样，我不仅对蒋介石可以交代，就是对国内外的观感也比较好些，这是最好的前途。……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是不满意的，但我却这样想：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唯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对国民党政权的忠诚，使得这位以“敦实憨厚”著称的国民党军中将，别无选择地来到了注定要成为一座“死城”的长春。
其实，郑洞国收到蒋介石突围的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10月10日，蒋介石派飞机给郑洞国空投一纸命令，告诉他，已无法继续对长春空投粮食，命长春守军向东突围，然后转至抚顺以东的营盘，经营口退到沈阳。郑洞国接到命令后，马上找来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主要将领商量。这两个军的将领一致认为，长春被困了几个月，由于长期饥俄，营养不良，许多官兵腿脚浮肿得难以行走，不但突围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了，到沈阳还有七八百里的路程，哪能走得到呢？突围明摆着是死路一条。最后，郑洞国复电蒋介石，陈述了众将领们的意见，主张暂不突围。
两天后，蒋介石再次发来电令，催促郑洞国赶快率部突围。郑洞国与大家商量之后，致电蒋介石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强行突围，长春的10万大军势必在中途被歼，仍不同意突围。
10月15日是郑洞国收到的蒋介石第三次命令他突围的电令。郑洞国手里拿着蒋介石发来的电令和亲笔信，如同捧着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表情痛苦，焦躁不安。
蒋介石的这几封电令，一封比一封语气严厉，第三封则干脆以“军法制裁”来威逼他执行突围的命令。郑洞国辗转反侧了一整夜，最终还是决定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率部突围。
郑洞国回忆被围长春情况
到1948年10月上旬，被围困在长春城的郑洞国所属10万部队，已有14万人向解放军投降。郑洞国后来回忆说：
在围城中最使我头痛的是粮食问题。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绝。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因为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要他们来空投粮食，他们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们看了非常恼火。
10月19日，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一个军向我投诚，我遂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这是郑洞国（中）抵达哈尔滨时的情形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甚至连新编第七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他们驻长春的时间比较久，平日就营私舞弊，屯有粮食。至于新由永吉转移过来的第六十军，粮食更加困难。……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1亿元一斤。由飞机运来1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已无用处。不得不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市内税款收入还不够税务工作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今暂时撤销一切税收。我曾一度把市内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景，目不忍赌，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
曾任第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少将师长的陇耀是这样描述被围困中的长春城：
围困中的长春缺乏电力，工厂停工，电车停驶，照明无着，煤炭运不进来，烧不起暖气，连做饭用的燃料也只能靠挖柏油马路、拆高楼大厦来维持。尤其是粮食问题更为严重。10万守军的粮食依靠微弱的空投补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空投时常停顿。部队把军马都杀吃干净，士兵饿得头晕眼花，因饿而病而死的不计其数，战力大为减弱，士兵携械向解放军投诚的日有所闻。以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杨友梅为首的空运指挥部，对于空投粮食的分配，采取了厚彼薄此的办法。对蒋介石嫡系的新编第七军分得特别多，而对地方杂牌部队的第六十军则随便分给一点。各部队为了保命，把落在防区里粮食私自抢收藏匿，并派出搜购粮食的队伍，强行搜劫民间稀有的粮食。在抢掘俱穷的情况下，几十万长春市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树皮草根都被吃光，市区各公园里，尸积成堆，臭气熏天，甚至发生了卖人肉的惨事，真是惨绝人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泽生在解放军攻占锦州的第二天便率六十军起义了。
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经过
时任国民党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后来撰文，详述了率部起义的全过程，以下是节录：
1948年9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士兵面黄饥瘦，士气低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老人饿死在道旁，小孩子成群地在垃圾堆里寻食，为了一片腐烂了的菜叶而相互拼命撕抢。长春已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必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必将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大事，也是盘旋在全军官兵心里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