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建立及其施政纲领，表明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真正能代表工农意志，保护劳苦大众民主权利的政府。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对巩固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满洲国”成立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扶持建立的傀儡政权。1945年，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
日本帝国主义在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后，就考虑以什么形式来统治这块殖民地。1931年9月下旬，经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司令部多次讨论后，制定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其主要内容是：①“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的新政权”；②这个新政权的国防、外交以及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均由日本管理；③国防和外交所需经费由新政权担负；④利用汉奸协助日本统治东北。这个方案出笼后，日本侵略者一面继续扩大军事占领区域，一面策动汉奸组织伪地方政权机构，作为建立“满洲国”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指令，土肥原来到天津策划挟溥仪到东北的活动。1931年11月18日，溥仪被秘密转移到旅顺。1932年2月，关东军连续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和“建国会议”，决定3月1日成立新国家。这个所谓新国家叫“满洲国”，国家元首叫“执政”，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年号“大同”，首都定在长春，改称“新京。”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发表成立通电。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执政就任”大典。溥仪宣布“满洲国”政府成员名单，张景惠任参议府议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赵欣伯任立法院院长，于冲汉任监察院院长。日人驹井德三任******总务厅总务长官，掌管一切实权。其他各部副职及中层各职，均有大批日人充任。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满洲国”。日本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订立《日满议定书》，给予日本在满洲享有“一切权力”，而且“日本国军队，应驻扎于满洲国内”。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行帝制，国号“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为“康德”。
“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对它的控制，在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军事上，日本驻有据点，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经济上，日本鼓吹“日满经济一元化”，推行“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主义政策，大肆掠夺东北的资产，全面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文化上，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同时大肆摧残中国民族文化。
“满洲国”在名义上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但实际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权完全由日本人主宰、操纵和控制，是一个真正的傀儡国。“满洲国”下的东北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并逐渐成为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一个重要战争基地。
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和人口，由于战争频繁，常有变化。当时的面积有15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逾1000万。主要行政区划分为：
由赣南闽西连接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秋，人口有250万以上，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设江西、福建2省。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根据地处于鼎盛时期。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曾山、刘启耀先后任主席，辖宁都、兴国、石城、公略、赤水、胜利、龙冈、广昌、赣县、万泰、长胜、永丰、康都、新淦、太雷、宜黄、杨殷、崇仁、南丰、洛口、乐安等21个县。省苏维埃政府设在兴国，后迁宁都。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先后由张鼎丞、钟循仁任主席，辖长汀、龙岩、宁化、上杭、汀东、代英、清流、兆征、连城、新泉、武平、永定、澎湃等13个县。省苏维埃政府设在龙岩，后移长汀。
瑞金为中央直属县，危辉春、杨世珠、邱世桂先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后因江西东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地方，发展成为红色区域，且又与赣东北衔接，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为此，1933年4月29日，人民委员会决定设立闽赣省，以邵式平为主席，辖黎川、金溪、资溪、铅山、东方、建宁、太宁、光泽、将乐、崇安、浦城、沙县等12个县。省府设黎川，后移建宁。
1933年8月16日，为开展南方战线上的战争，向西南扩展苏区，以对付粤桂敌人的进扰，为开发钨矿和发展苏区的进出口贸易，在江西最南端设立粤赣省，由钟世斌任主席。粤赣省辖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邬、安远、信康（后改登贤）7个县。省府设会昌。
1934年夏，又在于都设赣南省，由钟世斌任主席，辖于都、赣县、信康（登贤）、杨殷4个县。故此时在一年前设的粤赣省仅余会昌和门岭县，其余西江及江西省的长胜、太雷县等，则与瑞金一样，划为中央直属县。
江西、浙江、福建3省交界的闽浙赣（原赣东北）根据地，1933年与中央区相通。这一地区称闽浙赣省，由方志敏任主席，辖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余江、百年、铅山、上饶等县。拥有1.5万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省府设葛沅。
位于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设湘赣省，由袁德生任主席，辖宁冈、遂川、莲花、安福、萍乡、酃县、攸县、茶陵等县。拥有1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20万。省府设永新。
位于湖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江西西北部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设湘鄂赣省，由赖汝樵、何振吾先后任主席，辖通山、大冶、通城、咸宁、崇阳、蒲圻、鄂城等20多个县。拥有1.2万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省府设平江。
在长江以北、京汉路以东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设鄂豫皖省，由甘元景任主席，辖黄安、麻城、黄陂、孝感、黄冈、英山、云安、霍山、光山、罗山、商城等县。拥有4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余万。其大小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湖南、湖北两省西部交界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设湘鄂西省，由周逸群任主席，辖长阳、五峰、桑植、石门、钟祥、京山、应城等县，拥有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
上述各省，处中央革命根据地范围内者，直接受临时中央政府管辖，毗邻者如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经常受临时中央政府指导并保持联系。湘鄂西、鄂豫皖省与临时中央政府相去甚远，但仍在临时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下开展工作和斗争，而其联系则时断时续。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当条件具备时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
如前所述，“一苏大”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对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都做了明确规定。如关于政权性质、关于选举制度等。
宪法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
关于选举权，宪法规定，凡16岁以上的公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了保证公民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苏维埃政府还颁发了选举细则，对于代表产生的办法、选举单位、代表的任期和定期向选举人做工作报告，以及选民撤除代表资格等都做了明确规定。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在中央根据地进行过3次选举。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了选民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例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1932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个代表中，女的有16人，占30％。
按照《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的规定，乡苏维埃是由全乡选民选举产生的乡政权机关，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乡苏维埃设主席1人（大乡可增副主席）、交通1人及其他工作人员，但规定领取生活费的工作人员，至多不超过3人。在区县省各级，由区、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相应的执行委员会，并产生主席、副主席。区、县、省执行委员会下相应设立土地、财政、劳动、军事、文化、卫生、工农检察、粮食、内务等部，但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每区不得超过15人，每县不得超过25人，每省不得超过90人。
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不仅精干、高效、勤政，而且特别注意廉政建设，注意及时查办和惩处干部中的贪污、浪费、渎职、以叔谋私等腐败行为。
1932年7月，临时中央政府在“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第14号训令中就指出：“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颁布了由中执委主席******等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惩治贪污浪费做出了明确规定：凡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职权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贪污500元以上的处以死刑；500元以下的按数额多少处以5年以下的不同时间的监禁或强迫劳动。除以上处罚外，并追回贪污之公款，没收其本人家产之一部或全部。紧接着，中央工农检察部（后改“工农检察委员会”）也专门就反对贪污浪费的问题发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文件。文件指出：消灭贪污浪费，使一切经费为着战争，是目前的重要任务。必须提起对贪污浪费的警觉性，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检查贪污浪费现象。还强调要按中央颁布的惩治贪污浪费的法令，对揭露出来的贪污分子从严治罪，并要举行群众公审。为了保证“查它一个彻底”，这个指示还规定省县区乡都要建立专门审查贪污浪费的“审查委员会”，以便加强组织领导。在此期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项英、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等，也都为反贪污、******斗争而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和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强调了这一斗争的必要性及重大意义，号召和发动群众起来同贪污腐败现象做坚决斗争。
1934年上半年，中央苏区在经过一定的宣传发动部署后，开展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反贪污、******斗争。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经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检举和审查了总务厅、财政部、贸易总局、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造币厂、中央合作总社、钨矿公司、工农剧社、互济总会、斗争委员会等17个中央和国家所属机关、企业及群众团体等。被检举的人员有上述17个单位中的从厅长到科员43人。共查出贪污款项计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检举核实后，分别情况做了不同处理：送法庭制裁的29人，其中中央总务厅科员、“二苏大”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建筑款并有破坏苏维埃的行为，被处以极刑。此外，开除工作的3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随着检举的深入，后来又处理了一些人员。总计这次中央政府各部共处理了64人。
在地方苏维埃政府中，也同样开展了反贪反腐斗争。如在云都县，主要开展了对干部以权谋私、利用合作社投机经商的违法行为的斗争。该县县苏主席、中央执行委员熊仙璧，仗着位高权重，贪污公款投机经商，又任人惟亲、渎职怠工，使云都问题成堆，各项工作“惊人地落后”。1934年3月，由******等签署下令将熊仙璧交最高法院治罪。鉴于熊职位较高，最高法院特组成以董必武为主审，何叔衡、罗梓铭为陪审的特别法庭对熊进行审判，由检察长梁柏台提出控诉书，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项英亲自赴庭揭发指控，最后由最高特别法庭做出判决，判处熊仙璧徒刑1年，剥夺公权1年，同时撤销了他的中央执行委员、县苏主席职务。并召开全县群众审判大会，公开宣判。对该县其他干部的以权谋私、贪污等违法问题也进行了严厉惩处。如对贪污公款做私生意并伪造账目的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飞机捐款的少共********以及贪污大量公款的潭头区委书记等罪行严重的3人，在群众公审大会上当场枪决。对参与做生意的********刘洪清撤职查办。总计这次云都县一级被洗刷的共38人，区乡一级的55人，合作社级的31人。
中央政府对云都干部以权谋私、贪污经商案件的坚决查处，特别是对身居中央执行委员高位的熊仙璧毫不姑息、严厉惩处，使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整个苏区为之震动，云都县的落后面貌更大为改观。
再如在瑞金县，检举出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军政机关上交余额款、贪污群众退还公债及谷票款、变卖公家物件款、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多元，还不包括浪费数额中的贪污款。这在当年，数额之大，令人震惊。结果唐被判处枪决。对包庇唐或知情不报、不追究的县财政部长、县苏主席，也分别给以撤职查办和警告处分。紧接此后，瑞金又查出了一批贪污案，都分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分。通过这次反贪污斗争，瑞金合计共追缴贪污款达6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