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人为制造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打击和斗争了邓、毛、谢、古四人，而且在“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下，从上到下，把坚持正确意见的省、县直至支部的各级干部打成“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会寻安、永吉泰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中央苏区的其他地区也不得安宁，宜乐崇中心********胡嘉宾、宁广石中心********余泽鸿等都受到了打击。各地还撤换了大批干部，造成党内人心惶惶。在会寻安三县，宗派主义者们一边排挤掉反对“左”倾政策的人，一边轻率地提拔了一批新的各线领导干部，而这些人，由于只能执行“左”的政策而谨小慎微地工作，致使苏区南部形势日趋严重，敌人步步深入，直接威胁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给根据地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邓、毛、谢、古虽然受到批判、斗争，乃至撤职与处分，但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久经锤炼的革命者，他们最终也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坚持正确主张，始终坚持真理，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忍辱负重，继续坚定地履行他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又艰难的道路上奋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向谬误低头？为什么他们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意气用事？为什么他们不因此而离开革命队伍？
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有时会遇到曲折。他们相信，他们的党始终是伟大的，尽管有时会为谬误所误导。他们相信，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是前途光明的，虽然途中多有险阻。他们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真正的革命者。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领导成员。1935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30岁。
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作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二十多岁经历了“左”倾错误的打击，不到三十岁便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都是多么好的青春时光啊！谁不珍惜青春，谁不热爱生命？而他们，为了革命，则义无反顾地全部奉献了。
在中央苏区遭受“左”倾错误打击的这次事件，当时的确使父亲在政治上蒙受了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在40年后，这个在30年代发生的事件，却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积极的因素。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爆发，1967年，******被当做“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1971年，被******指定为接班人的****妄图早日篡权，阴谋谋害******未遂事泄，在逃跑时因飞机坠毁而自我灭亡。1972年，******在他正在被软禁的江西听到了****罪行始末的传达。他十分激动，提笔给******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事件的自我看法。8月14日，******对******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的批示，在当时就是神圣的最高指示。从这个批示开始，父亲遭受彻底批判的政治命运开始得到了转机，并终于于1973年3月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职务，协助******总理主持******的日常工作。1975年，父亲再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开始逆当时的“左”的疯狂的潮流而动，开始了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整顿。
父亲在第二次被打倒后之所以能受到******的起用，除了在******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认为******“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邓、毛、谢、古”的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当时执行的是******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的一句名言。
30年代的这一场斗争，把******划进了******这一派里面。
对于这一点，******是记得的，而且记了整整40年。
这，是当时挨整的******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第一决战黄陂
******调动四五十万大军围攻中央苏区，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谋略？统率七万红军的朱德、******又是如何应对？为什么******未参加指挥，却仍认为这是******军事思想的胜利}黄陂战役对整个反“围剿”斗争有何影响？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前
敌我双方的一般情况国民党******对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是从1932年6月开始的。在这次“围剿”中，敌人利用各苏区之间联系不易、配合较差的弱点，采用逐次转移重点，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敌人的计划是：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得手以后，再移兵渐次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个阶段，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以求得逞。******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于1932年5月组成了以他为首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用以指挥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他又组成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用于统率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我中央苏区红军力量，配合其北线作战，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1932年9月，我红三军在敌人的进攻下，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被迫退出了湘鄂西根据地。同年10月，我红四方面军在抗击敌人的军事进攻中，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指挥上屡犯错误，也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此后，******就逐步把兵力调集到中央苏区周围。
1932年12月末，敌“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制定了进攻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决定组织左、中、右三路“进剿军”，妄图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围歼中央苏区红军。计划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指挥******的十二个嫡系师，以抚州为中心，先行堵击红军北进，然后由抚州一线自北而南进取广昌；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指挥福建部队六个师一个旅，自东而西向连城、长汀、瑞金推进；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指挥广东部队六个师一个旅，由南而北进取兴国、雩都、会昌。但因余汉谋、蔡廷锴都不是******的嫡系，对蒋存有戒心，他们为保存实力，择机行事，对执行******的计划并不积极。如余汉谋就借口赣南粮荒，部队行进困难，提出右路军需要暂缓北进。他说：“与其进锐退速而影响士气，不如按步推进以策万全，本路第一期仍采防剿，待苏区禾熟后再作第二期的进剿”。因此，右路军仍在原地并未前进。蔡廷锴部因刚被******从上海抗日前线调到福建，对蒋心怀不满，加以初到福建立足未稳，又受到我福建境内和赣东北红军的牵制，为保全福建地盘计，也基本未动。当时主要是陈诚的中路军积极进攻中央苏区。所以******企图以左、中、右三路“进剿军”合击中央红军的计划并未完全实现。
1933年1月末，******到南昌亲自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2月上旬，******在南昌设置行营，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决定以陈诚的中路军为主攻部队，仍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寻求与我红军主力作战。当时敌中路军分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指挥十一、五十二、，五十九等三个师；第二纵队指挥官吴奇伟，指挥九十、十、十四等三个师；第三纵队总指挥官赵观涛，指挥五、六、九、七十九等四个师。此外还有两个师是预备队。三个纵队集结的地区是：第一纵队在乐安、宜黄；第二纵队在抚州附近；第三纵队在金羚、浒湾一带。敌人设想的计划是以其三个纵队从不同方向同时推进，形成对中央红军合围之势，然后将我红军一举歼灭。
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由于领导中央苏区红军接连粉碎过敌人三次“围剿”的******同志，受到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于1932年10月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又于1933年初从上海迁至瑞金，直接干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我方要取得胜利存在很大的困难。但是，当时指挥战争，担任红军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同志和担任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坚持正确的作战方针，抵制了“左”倾错误领导。这又保证了我方仍然能够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当时我方对敌人进攻苏区的部署和计划一般是了解的。在1932年6月签发的文件中，就提到敌人进攻苏区的计划是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先集中力量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进攻，然后再移兵进攻中央苏区。在敌人发动进攻的第一阶段，中央苏区为了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的反“围剿”斗争，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1932年6月，中央红军一、五军团迅速由福建回师赣南与三军团会合，7月与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在池江、水口地区连打两仗，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江西南线，以便移兵北上，策应鄂豫皖、湘鄂西的斗争。同年8月，中央红军北上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为的是进逼抚州，威胁南昌、九江，调动******的部队分兵南下，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的压力。1932年10月，湘鄂西、鄂豫皖苏区相继失利后，中央苏区已面临敌人移兵“围剿”的威胁，******、朱德同志为了领导中央红军作好反“围剿”的准备，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是最大限度集中兵力。为了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除了当时已经集中起来的红军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二军外，又于1932年初将在福建的十二军和赣南的二十一军调在一起，集中使用；并将赣东北的红十军接过信河南岸，与三十一师合编为红十一军。这样，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前，集中的红军主力部队就有一、三、五等三个军团，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等四个独立军，再加上江西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兵力达5万余人。
其次是在1932年10月至11月和1933年1月先后组织发动了黎（川）建（宁）泰（宁）战役及金谿、浒湾战役。目的是为扩展中央苏区的地域，打乱敌人进攻部署，打通中央苏区与闽北苏区和赣东北的联系，形成“我军掎角之势”。通过这两次战役，我军不仅打通闽北，与赣东北取得联系，而且新开辟了黎、建、泰苏区。
第三是在1932年12月利用战斗的间歇时间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和训练，充实了连队的战斗兵员。
此外，还进行了大量的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在物质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这就为争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红军撤围南丰是取得第四次
反“围剿”胜利的重要战略步骤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1933年的二三月间进行的。中央红军从南丰撤围则是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起点。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之前，当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就累电一方面军总部，要红军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攻占敌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打破敌人的“围剿”，并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在1933年1月24日致******、朱德等同志的电报中，更以告诫的口吻提出：“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