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反对共产党，作者是清朝初期的人，他反对共产党？”
对方看了书记员一眼，并没有为自己闹出的笑话脸红。
“你为什么到白守恩家里借书？你们都谈过什么话？”
“因为他家里有书。除了向他请教我看不懂的地方外，没谈过别的。”
“不对！”中年人拍了一下桌子，声色俱厉地吼道，“你们还谈过佛国的问题！”
夏风坦然了。这是完全没影的事，不相信“莫须有”三个字能安到白老师和自己头上。他站起来，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过信佛的国家，但从未听说过佛国。佛国在什么地方？”夏风的反问，已经明显带出恶作剧的味道。
中年人高高抬起手，又要拍桌子。那个书记员在桌下踢了他一脚，他扭头看看书记员，半路上把手插到裤兜里。
牛子恒从书记员身后转过来坐到桌子边上，看着墙上的挂钟，笑呵呵地说：“最后一趟汽车马上就要回来了，再不走今天就走不了啦。就谈到这里吧？要是还没谈完，你交给我，我有办法。怎么样？”
中年人犹豫着，书记员却已经站起来，把手里的记录纸递给夏风：“你看一下，摁手印。”说着从包里掏出一个印泥盒，放在桌子上。
记录洋洋洒洒整四页，字迹很工整很漂亮。“他的字写得真漂亮。”夏风想。他想详细看看记录，牛子恒催促道：“别看了，你摁手印吧。告诉你夏风，你这两天好好想想，想起什么写一份材料到公社交给我。”
夏风点点头，没有吱声。
夏风没有写材料，牛子恒也没有找他要过，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但白老师到底没有逃脱莫须有的罪名，一年以后，以现行反革命的名义被判刑4年。夏风再次见到白老师，已经是二十一年以后，夏风担任乡办化学纤维厂厂长的时候了。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6．梦想与梦魇
夏风是从14周岁那年开始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的。那时，他还是一个身材单薄的少年，经过两年磨炼，终于长成一个真正的小伙子。
两年后，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上面派来了工作队。石桥大队的工作队队长姓范，是半岛市某区税务局的副局长，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有一天，范局长在大队部院子里写黑板报，等待生产队长分派活计的夏风站在旁边看着。这时有人喊范局长接电话，他放下手里的粉笔和报纸进屋里去了。回来时，看到夏风正在接着写他刚刚写了一半的一篇报道，用的是相同的标准仿宋字，竟然看不出整个版面是由两个人写成。范局长这才发现，夏风这个沉默寡言、除了干活整天书不离手的小青年，还有这样一手技艺，于是让他负责办大队的黑板报。在当时，把宣传阵地交给一个富农子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范局长有自己的看法：夏风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重在个人表现，应该给他机会。
夏风没有辜负范局长的信任。他利用业余时间，在那块用水泥抹成、不过3平方米的黑板上，发挥着自己的特长，不仅板报内容丰富及时，而且用不断变换的艺术字和插图，保持着形式上的别具一格，吸引了很多读者。
有一次，共青团公社团委赵书记带着全公社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到各大队“拉练”（一种在当时很流行的形式，含有检查、学习、锻炼等目的），发现石桥大队的黑板报办得很有特色，逼着夏风给那些团支部书记们做了一次经验介绍。夏风也因此引起了赵书记的注意，他同范局长商量过后，整理出一份材料，让夏风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把他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向公社党委作了汇报，提出要吸收夏风加入共青团。
但夏风的政治背景太特殊了，要让富农子弟入团，公社党委也不敢做主。于是，决定把他的事迹报到县团委。为了避免造成负面影响，这个过程是保密的，连夏风自己都不知道。
审批过程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拖了半年多，才在1966年4月批下来，同意吸收夏风加入共青团。
对于夏风来说，这件事颇具讽刺意味。一方面，在那个年代，加入共青团是一种荣誉，几乎是所有青年人的追求，夏风当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他写完入团申请书以后又后悔了。他深知自己是一个沉在最底层、最没有希望加入共青团的人，如果写了申请又被拒绝，显然是十分丢面子的事。连他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突出表现，仅凭写了两年板报，所谓的典型未免过于廉价。何况，他写板报基本上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因为总结材料中所说的“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的政治觉悟。毫无疑问，所谓家庭就是妈妈，背叛妈妈当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夏风入团后仅一个月，那场“触及灵魂”、历时10年的浩劫，而且完全淹没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几乎没有参加过团的活动，使他对这一段经历，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乎每个人都在浊浪滚滚的漩涡中被卷得晕头转向，没有谁能够看得清彼岸，说得清是非。在家种地的夏风和在中学读二年级的文秀当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农村的信息闭塞，使夏风难以及时接触到那些铺天盖地而又常常是针锋相对的信息。多亏文秀每个星期六傍晚回家，总能给夏风带回一沓各种小报。夏风很快就发现，这些小报代表着不同的派别观点，却也比较及时地传播着形形色色的消息。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像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最热心、最前卫的运动员总是那些单纯而又激越的青年们。
那时，夏风和文秀都是“观潮派”。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深入未来的独到眼光，而是因为迷茫。尤其是像夏风这样的“黑五类”子女，没有成为革命的对象已经是万幸了，他们没有资格参加革命成为革命者。
转过年春节后，文秀和几个同学一起，随着潮流到全国各地“大串联”了一番，历时两个月。回家以后，夏风发现文秀并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戴上红袖箍。
“你没参加红卫兵？”夏风问。
“不能参加啊，四哥。”文秀略显消瘦，还带着一身征尘，“现在红卫兵是两派，一派思想兵一派主义兵，各有各的说辞各有各的道理，除了针对的对象不同，我实在看不出两派有什么本质区别。这就像面对一条深不见底的河流，与其盲人瞎马卷入其中，不如站在岸边看得更清楚。”
“精辟。”夏风同意文秀的见解，“你出去转了一圈，外地的情况怎样？”
文秀摇了摇头，满脸疑惑地说：“城市里乱极了，学生停课工人停产，满大街都是高音喇叭大辩论大字报，人们除了闹革命，好像没有别的事情可干。我看，现在只有农村还算一块净土。”
夏风抱有看热闹的心态。在当时的农村青年中，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恐怕未必。漫天风雨如注，无处可觅净土，迟早而已吧。‘四清’是从农村到城市，说不定这次就是从城市到农村了。不过，我觉得农村毕竟和城市不同，不管怎么闹腾，庄稼还是要种的。”
果然被夏风言中了。春播刚过，城里的革命小将们就串联到农村，在农村成立了名目各异的红卫兵组织，号称“以农村包围城市”，各种大字报贴满公共场所临街的房墙，常有今天贴上明天就被覆盖的情况。虽然大字报的内容除了口号还是口号，但花花绿绿倒也气氛热烈颇为好看。
石桥大队位于马场公社西南部，是全公社唯一一条东北西南走向公路的西南端出入口，因设有供销社、卫生所、小学校（具有初小和高小班级，那时称为“完小”）和公共汽车站而成为一个小小的区域中心，这里的形势对周边几个生产大队具有较大的引领作用，因此是城里红卫兵的重点串联对象，率先成立了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劲松战斗队”，以石桥大队部的两间厢房为司令部，也吸收了一批外大队的红卫兵，极盛时发展到50多人。文革委员会主任是小学四年级一位姓高的语文教师。这是一位让人有点不敢恭维的老师，有一次，有人问他，村里土地庙前的那副“位居五行末，身在三才中”的对联是什么意思，他不仅茫然不解，还从此恨上了这座羞辱了他的土地庙。因此，高主任拉起红卫兵队伍后就率人拆掉土地庙，成为“破四旧”的第一个战绩。
那时石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文秀的爹爹文从奎，即夏风的小姑夫。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个全公社闻名的四平八稳的基层干部。他不干预高主任们的“革命”活动，但也绝不提供任何支持。这让高主任十分不满。
夏风不大关注红卫兵们的活动，依然天天出他的工看他的书，只是所看的书更多转入哲学、历史和文学史──部分原因是那个时候，除了《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难找到别的书。
那年春节时，本村一个姓姜的邻居到夏风家串门，给夏风妈妈拜年。他是新疆建设兵团某汽车营的营长，从军队转业到建设兵团。回家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自己的妈妈和妻子带到新疆石河子。在与夏风聊天的过程中，流露出对夏风这样的人窝在农村可惜不已，商量着要把夏风也带到石河子，让他到汽车营学习修汽车。他认定，以夏风的素质，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修理工。同时，在建设兵团，人们对所谓家庭出身不像农村这么看重，说不定将来会有更大的出息。
夏风很动心，十分期待这个将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重大事件，因为这里无疑承载着他的梦想。但他无论如何也要和妈妈商量一下，绝不能违背妈妈的意愿。
妈妈有点犹豫。其实，她并不是舍不得夏风出去当工人，那毕竟比一辈子在家种地要好得多。何况，即使夏风外出，跟前还有两个儿子，并不需要担心什么。只是大儿子的离去在她心里留下的阴影过于浓重，再加上那个算命先生的推断，实在使她难以释怀。但这个话她不能对夏风说。
后来在两个哥哥的劝说下，妈妈总算同意了。那位姜营长跟夏风约定：他回去后立即为夏风办理手续，然后把准迁证寄来。夏风只需要带着户口去石河子即可，其余一切都不用考虑。
两个月后，夏风收到姜营长的来信，告诉他手续还在办理之中，让他再耐心等两个月。夏风纵然着急，也只能“耐心”了。
清明刚过，生产队开始准备开犁种地了。一天早晨，生产队长开会宣布两件事，一是公社要组织人生产水泥电线杆，他们生产队摊到一个名额，愿意去的自己报名；二是分配种地工种，以便各人准备工具。大家都知道生产水泥电线杆整天和水泥、沙子、石子打交道，是个累死人不偿命的苦活，而且每天往返40里路还要自己带饭，一时竟然没人报名。冷场良久，夏风举手报了名。别无他人，自然“非他莫属”了。其实，夏风报名有一个藏在心里的理由：如此一来他不需要准备种地工具。反正自己要远走新疆石河子，累也好远也罢，两个月而已。
生产水泥电线杆的小团队有一个很堂皇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办电学习班。这是当时颇有特色的一个潮流，所有的组织，只有冠以“毛泽东思想”才是无产阶级的，也才是革命的。
夏风没有想到，这个学习班的领导人竟然是牛子恒。他讨厌人保组那种整天和“坏人”打交道的工作，主动要求调到在他看来新奇而刺激的新岗位。牛子恒见到夏风也很高兴，告诉他：“好好干，咱们的任务可不仅仅是做电线杆，将来全公社各个大队的电工都要从我们这帮人中产生，这个机会难得啊。”
夏风可没有这份“野心”。出苦力可以，当电工肯定轮不到自己。何况，这里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他向牛子恒讲了自己的想法，牛子恒却不这样认为：“当不上电工？那可没准，走着瞧吧。再说，新疆那么远，你舍家撇业跑去干什么？”
夏风被安排负责配料和生产记录。在各个工种里，这是一个最不需要出大力但责任较重的岗位。牛子恒让他负责这一块，是因为知道他心细，比较放心。牛子恒还从市建筑公司请来一个姓马的工程师传授钢筋混凝土构件知识，由于夏风学得最认真、领会最快，马工临走的时候告诉牛子恒：这22个人当中，唯有夏风可以负责技术。
夏风没有辜负牛子恒的信任。仅一个多月，他就总结出一套合理的工艺流程，生产过程记录也详细到应有尽有绝无遗漏。这倒不是夏风想要在这里干出什么名堂长期干下去，只是他一丝不苟的个性和触类旁通天赋的自然体现。同时，他低调的性格也使他与同事们相处得极好，很快就成为大家的核心。
在此期间，夏风接到石河子那位姜营长的一封信，很抱歉地告诉他，因为建设兵团收留了全国各地许多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的“问题分子”，国务院下令建设兵团只能接受部队转业军人和下乡青年，不得自行招收其他工人。这样，夏风去新疆的事情只能暂时搁置下来，等以后再说。夏风对此不再抱有希望，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机会和希望，就这样破碎了。
进入7月，生产电线杆的工作接近完成，从高压变电所向公社所在地架设高压线干线的工程开始了。施工由县里的农电安装队负责，但需要建一个适应安装进度的流动食堂，为安装队解决吃饭问题。公社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办电学习班，于是，牛子恒指定夏风去当伙食长。由于工作地点不断变化，食堂自然也要经常搬家。好在沿线各村对办电充满热情大力支持，使夏风找房子、买粮买菜、找烧柴等工作并不困难。他没事时，偶尔也会来到安装现场，看安装队勘测线路走向、用绞磨和三角架立杆，看安装工人蹬着脚扣像猴子一样在光秃秃的水泥电线杆上爬上爬下，看他们放线、紧线，看那些优雅潇洒的指挥手势，听他们粗犷豪放的喊号子声，这些使夏风喜欢上了这项属于男人的工作。当然，仅仅是喜欢上而已，他可没有想象过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外线电工。
夏风不是那种见面自来熟、很有亲和力的人，但精明强干、细致周到、善于捕捉关键细节的特点也受到多数人的欣赏，安装队的范队长即是其中之一。一天晚饭后，范队长和他聊天时对他说：“小伙子，你别当伙食长了，跟我们学习架设线路吧。我们只负责主干线路，将来到各个大队的高压分支线和低压用电线路还是要靠你们自己。你利用这个机会学会了，以后就可以当电工。这些日子我留心看了，你很聪明，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电工。”
“能学电工当然好，可我自己做不了主啊。”夏风既向往又无奈。在这些事情上夏风显得有些木讷，完全没有想到求范队长替他讲讲情。范队长倒是很热心，主动说：“等我跟牛子恒说一下，让你跟我们学电工。”
真是无巧不成书。第二天夏风跟着范队长他们在现场帮着放线，恰好牛子恒来了。范队长有意识让夏风帮他观察架空线的垂度，并把指挥的两面小红旗交给他。
牛子恒饶有兴趣地看着夏风挥动小红旗指挥紧线，咂着嘴问范队长：“这小子怎么会干这个？”
范队长借机说：“这是我收下的徒弟。别让他当伙食长了，跟我干吧，我给你培养一个电工出来。怎么样？”
“好当然是好，可是这事我说了不算。这样吧，今天你和我一起到公社去找李书记，你说话比我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