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十年间的制片公司数目相当稳定，值得描述的是，除了中影等固定的大规模制作公司外，前前后后共出现约五百家制作公司，其中许多是所谓的“一片公司”，仅拍一部影片，拍摄完毕有盈利则解散，没有盈利也解散。“一片公司”的增加说明当时的电影市场有足够的利润可图，却也间接造成大片场的解体与本土电影产品市场的萎缩。关于其对整体工业的正反影响将在下文更仔细分析。总而言之，1970年代的电影有一定的生产量，整个工业体制运作相当正常，不管是幕前的演员明星还是幕后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有稳定的工作，虽然难免受到国际石油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的影响，从制片层面来看，整个工业仍可以说是处于相当稳定的状况。
台湾的垂直整合状况与美国不同，在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要求好莱坞分割三个环节时，其主流片厂保留制作及发行两个层面，而台湾的垂直整合则主要是发行商和映演通路。制片业虽被切割独立，但实质上则仍然为发行商所控制。在发行商方面，除了有许多中、大型的发行公司背景其实是重复的之外，必须注意的是许多发行公司的下游都有直属戏院，特别是台北市的首轮戏院，当时这类发行公司扮演可以控制上游制作及下游映演通路的关键环节。若以五年为期将1970年代分为前后二期，这些垂直整合发行与映演的大型企业在前期控制了当时台湾电影发行量的四分之一（约27%），发行并直接映演了约115部电影。但是到了后期，则掉落到22.7%，片数约83片，虽然发行市占率与片数降低，但此时发行公司却大为增加从1975年的37家，五年内增加到87家。可见第二节表3。。这种逆反的现象显示出当时电影产业大型公司的崩解及中小企业的增加，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出品公司可能拍出了电影却无法上映。
这种情形之所以形成，除了受岛内政治经济状况影响之外，来自香港等外部电影产业的威胁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香港电影在1970年代前期台湾政府政策扶植及本身邵氏、嘉禾等大公司找到最适发展道路后快速崛起，另一方面好莱坞的影片进口也逐渐增加。上段提到制片公司数量十年间可算是稳定成长，发行公司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戏院银幕数量和国民休闲消费支出其实也随着台湾经济成长而增加，但本土发行商的市场占有率及发行量却不增反降，隐隐显示了台湾电影产业危机的开端。1970年代末期，台湾本土电影开始一味仿制跟拍香港电影的成功案例，生产过剩导致质量下降，台湾发行商的发行偏好也开始转变，许多原来只发行台湾本土电影的公司也开始发行较受市场欢迎的港片，或代理发行国外电影，这些发行商的转向昭示了台湾本土电影市场的式微，说明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湾电影失去了票房，失去了观众的喜爱与信任。
另一方面，从1970年代台湾电影产制总数来看，十年总共放映了1906部自产影片，平均两天就有一部上映。不论内容、质量与市场，产量相当可观，也足以证明整个映演状况尚属稳定。整个1970年代的戏院数量从单厅电影院到多厅电影院，约有五百余家，乡村与城市的数量差异不大，不似今日大多集中于重要都市。戏院数目的蓬勃显示了当时电影产业活络的状态，台湾政府行政院主计处的数据也显示，1970年台湾人平均看约12部电影，1979年仍是此数，数字上看起来虽然持平，但中间有极大需辨明之处：早期电影或许多少较能直接代表台湾片的市场，但在1970年代末期随着香港电影与外国电影在台湾市场的扩张，切割了整体电影市场的大饼，观众品味趋向的变化带动着发行与制片等环节的动作，此时的台湾电影表面上仍维持均势，但实则已种下了1980年代整个产业崩盘的恶因。
上面三段简介1970年代电影产业的发展概况，此段将框架放大到当时台湾整体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脉络上，借由几项重要的历史事件来探讨电影产业与其互动关系。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台湾经济受到影响，波及电影产业的成长，不管是制片、发行抑或是映演在这两年间都大幅衰退，但此项历史影响到后来台湾的经济政策，也将间接反映在电影产业的发展上。除此之外，政治宣传影片的出品；十大建设并未照顾到电影工业，甚至可能厚此薄彼而伤害电影工业；另外，当时政府亦推出胶片进口减税及拍片器材和胶片冲印税抵免等政策鼓励拍片，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中，不仅造福了台湾影片，亦同时培植了香港的电影工业，除了市场的分享外，硬设备和拍片环境也成功吸引香港电影业者来台拍片，间接促成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升级成功。乃至于当1980年代大陆市场渐渐开放时，港片已然升级成功，不再严重依赖台湾市场，也不再依赖台湾拍片资源，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渐渐游离，香港电影终于与台湾电影分庭抗礼，并且在票房上大败台湾电影。
除上述政治与经济背景之外，1970年代录像带发明之后，经过一段格式竞争之后，VHS格式的录像带迅速结合电影工业的脉动，深深影响了电影产业的获利模式，也直接使台湾电影产业受到震荡。配合电视和后来录像机的普及，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重新洗牌，伴随着录像带产生的盗版问题，更将台湾电影产业推向1980年代万劫不复的萧条深渊。
台湾电影进入1980年代的新电影时期时，影评人杜云之曾针对《玉卿嫂》叫好不叫座的现象，投书报社批评新电影把台湾电影二十年来打下的产业基础给“玩完”了；电影工作者詹宏志也撰文从影评分布不均、没有积极的投资、没有足够的市场无从改善电影的技术质量及管理阶层等方面来分析台湾新电影工作者与市场渐行渐远的几项重大缺点。
然而，本研究重新考察新电影是否如影评人所说，将台湾电影“玩完”，却发现台湾电影工业在1980年代以后长期积弱的原因并不能一味责怪新电影的兴起，而应更往前分析1970年代产业、政治、社会、经济及媒介科技的演变所留下的伏笔。本研究将根据上述各项议题逐项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与描绘，叙述1970年代期间台湾电影工业在制片、发行与映演三大环节的发展轨迹，结合国际情势、社会脉络及当时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一并探讨，并尝试推测及检验历来学界对于1980年代的台湾电影衰退剧变之众多因素的相关论述。
二越玩越完——1970年代台湾电影产业重要
组织与机构营运状况分析
台湾电影年鉴及相关数据显示，1970年代十年间台湾本土的制片公司（不含公营片厂）就有360余家，总生产量高达1906部，在1978年更达到单年270部的产量（参考表1）。除此之外，根据制片协会统计，1972年台湾影片海外销售总数超过一百五十部，外销地区多达五十三个，遍及中东、欧洲、非洲及美洲，收入超过四亿元，时至今日仍是台湾电影产业难以突破的纪录。甚至曾有新闻报导称白景瑞执导的《家在台北》在遥远的非洲也大受欢迎。1974年台湾电影外销成交数额更高达八亿元台币，足见1970年代台湾电影产业在政府政策与国际经贸环境的配合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本节将描绘1970年代影响台湾电影产业的重要电影机构动态，并详述数个企业的发展历程，尝试拼凑1970年代台湾电影产业的轮廓。
1.重要大型制片机构
（1）“中央”电影公司
“中央”电影公司，简称中影，在中国国民党的传媒策略的扶植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将“台湾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合并为“‘中央’电影公司”。1970年代的中影公司共换了三任总经理，分别是龚弘、梅长龄与明骥。曾制作抗日谍报片的《扬子江风云》的前中制厂厂长梅长龄于1972年上任，受政府之命主导开拍《英烈千秋》（丁善玺，1974）与第一影业合拍《梅花》（刘家昌，1975）等片。这些作品掀起一阵公、民营电影机构抢拍政治宣传片的风潮，政治宣传电影自此也成为1970年代主要电影类型之一。台湾人民面对外部情势骤变时的意识形态状况，也从这些电影的卖座情况中得到反映。
这些作品不管是由中影独力制作或与民营影业合作，背后都获得政府资源才得以完成需要巨额资本的浩大战争场面。也可以借此探知此时政府利用电影来灌输意识形态，彼此互利共生的操作手段，国民政府习惯利用金马奖及外片配额等名目作为奖励，鼓励这些配合政治宣传或具有大中华文化意义的影片生产。然而，这些来自于政府的实质鼓励对于台湾电影产业整体发展的确是相当有帮助的。
1977年中影改组后，由明骥接任总经理，除了政宣片外，也开拍武打片，以及其自1960年代即擅长的文艺写实片，在台湾的制片与发行方面，中影一向居于龙头地位。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中影产量虽持续增加，票房收益却不成比例，无法与进步快速的香港电影竞争。1980年，中影积欠台湾银行三亿余元债务，面临倒闭危机。幸而后来股东会仅将农民银行代表改换为台银代表，将债务转换为投资，中影始能存活至今，是为台湾电影史上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公司。
（2）第一影业
大型电影机构方面，黄卓汉在1967年于香港创立的第一影业，对台湾电影工业的影响最大。以民营片厂的姿态兴起，与当时香港的邵氏、嘉禾与公营的中影并列为台港四大电影机构。1970年起第一影业更进一步成立发行公司，代理台港的独立制片发行。其规模相当庞大，知名导演丁善玺、胡金铨、白景瑞，知名演员上官灵凤等都曾在其旗下拍片，刘家昌、甄珍等知名导演和演艺人员也都曾与其合作。除了制片与发行外，第一更掌握西门院线等全国放映管道及美加地区台湾影片院线，台湾影片市场大为拓宽。
1977年时第一影业首开先例资助白景瑞至欧洲拍摄《人在天涯》、《异乡梦》、《不要在街上吻我》（原名《留学生》）等片，是台湾第一次远赴欧洲取景的大制作作品。其他如李行导演的《婚姻大事》（1974）、白景瑞导《女朋友》、宋存寿导《古镜幽魂》（1974）乃至于日后的知名导演朱延平与演员许不了都是从第一影业发迹。
（3）国际与联邦公司
由沙荣峰创立的联邦和国际两家公司在1970年代亦相当重要，电影圈工作者通常以“国际联邦”通称之。沙荣峰力邀香港导演胡金铨赴台拍摄作品如《龙门客栈》（胡金铨，1967）、《侠女》（胡金铨，1969）等皆大受市场欢迎，徐枫等知名演员皆来自国际联邦。《侠女》甚至在戛纳电影节中获奖，胡金铨也因此被誉为当时世界五大导演之一。在武侠片之后，联邦也开始拍摄爱情片、歌唱片、民间故事片等，名作如《云飘飘》不仅票房收获颇丰，更捧红了刘家昌、林青霞等知名电影工作者。
除了制片外，国际联邦旗下还成立有“国际电影冲印公司”，是为台湾第一家彩色电影冲印厂，并偕同制片厂、冲印公司同业成立“台湾区电影制片工业同业公会”，汇集电影同业的力量向政府争取对电影器材与底片等在税务上的优待，于台湾电影产业的生产与发展环境裨益良多。
历经国际石油危机后，1974年联邦公司停产，多角化经营转向投资房地产业。国联则继续经营，但主要业务已转向发行而非制作，且不一定发行本土产制的影片，此一转向对其他电影公司以及1970年代后期的产业垂直整合模式影响甚大。
2.重要中型制片机构
中型的电影公司如大众、巨星、永升等，主要以由具有特定风格与想法的导演或创作者，会集志同道合的电影专业从业人员组织而成，如由李行导演主持的大众公司，其投资者多半看中其特别风格及质量精良的制作条件与作品，多不干涉影片内容。这些公司也随着电影类型在票房市场上的公转与自转而起起落落。逐一描述后将在下段统一分析。
（1）大众公司
大众电影事业公司初期由胡成鼎主持，以轻喜剧为主要拍摄方向，1969年白景瑞执导的《今天不回家》在世界各地都受到相当的欢迎。1973年由白景瑞接任董事长，李行担任总经理，执导一连串琼瑶作品的文艺电影。在一片跟拍武侠动作片的风潮中秉持健康写实与健康综艺的文艺意涵，内容清新又符合大众口味。作品如《彩云飞》（李行，1973）、《心有千千结》（李行，1973）、《海鸥飞处》（李行，1974）等都相当知名，甄珍更因此成为第一位具筹资、卖片号召力的明星。
（2）巨星公司
知名文艺小说作家琼瑶对于1977年自己的作品《风铃、风铃》（李行，1977）与《奔向彩虹》（高山岚，1977），在院线同时上映却未能阻止而感到不满，另一方面也因与李行就《浪花》的版权问题产生摩擦，因而决定停止出售小说版权。1976年8月，知名作家琼瑶为了能完全控制自己作品的产销过程，联合平鑫涛与盛竹如组织巨星公司，开拍《我是一片云》（陈鸿烈，1977），用固定导演刘立立，自己负责撰写原著、监制、编剧与作词，使用固定形象的演员及非常具个人风格的剧情、恒定的三厅场景，采连贯性作业的组装，建立起一种影视文化产业的模式。
（3）永升公司
永升公司以拍摄文艺片为主，成立于1974年，在被江日升继承后，转型为制片公司，江日升并联合江晋德成立晋升发行公司，兼营制片与发行，大胆起用新人及新题材，知名编剧与制作人小野即发迹于此。公司靠着文艺片兴起，曾是台湾电影产量最丰富的公司，知名作品有《烟雨斜阳》（楚原，1973）、《东边晴时西边雨》（陈耀圻，1974）、《我是一沙鸥》（陈耀圻，1976）、《枫叶情》（白景瑞，1976）等。
至1979年电影生态改变，功夫片、武侠片及社会写实片等风行，文艺电影式微，永升开始跟拍社会写实电影与伤痕文学改编的电影，慢慢跟上台湾电影新浪潮，与其同起同落。
3.“一片公司”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