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所“得”，就在能够从中得到精神的愉悦与满足。也就是说，选择学术的主要动机在吃饭之外的问题。如果当了三年研究生后，你觉得很苦恼，不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你无法迷恋于学术，这就说明学术研究工作不适合于你，那我建议你放弃学术，赶紧改行。这是很自然的选择，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自有自己的学术尊严，但也不必把学术研究神圣化、道德化，不能认为，放弃学术研究，就背叛了学术，就是精神的庸俗化。学术研究，不过是一批痴迷于学术的人，进行的一种精神劳动。有志于此，就坚守在这里；无志于此，就另作选择，在另外的领域实现自己。坚守学术，因为我感到快乐；享受不到快乐，就走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这样说，同学们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那么，我就谈谈自己的经验。我在这38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里要向大家坦言：我是痴迷于学术的，我一直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而且是巨大的、无穷无尽的快乐。可以说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对我有几大诱惑。
一是历史的诱惑。我非常迷恋旧报刊的灰尘。通过旧报刊的灰尘进入历史的情境，从而感到兴奋不已。我最难忘的研究生活就是在图书馆里面，翻旧期刊，实际就是和历史的古人进行精神对话，这使我得到快乐。我写过《周作人传》，周作人就曾说过，读书和研究其实就是一个“风雨故人来”的过程，开始“寒雨荒鸡，无聊甚矣”，遂盼故人之来；既而“暴雨如注，群鸡乱鸣”，仍不见故人，以致“积忧成病”；“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正当绝望之时，故人忽来，则“喜当何如”。
二是语言文字的诱惑。文学研究，涉及语言文字的美。真正的语言，是有生命的，有声、有色、有灵、有情感、有厚度、有力度、有质感的。我是主张朗读的，我一读到好文章，必要朗读，摇头晃脑，沉浸在语言的乐趣中。另外，文学形式本身对我也有逼人的诱惑。我的研究不大谈形式问题，但在内心深处，我对文学形式有一种迷恋。可能是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我无法把我对文学形式的感悟转化为学术的论述和表达，所以我干脆不写它，我更愿意把它藏在我的内心里。
三是创造性与想象力的诱惑。学术研究的最大乐趣就是这条。吴组缃先生给我们的第一堂课让我终生难忘。他一上来就跟我们说，现在我给你们两个判断，你们看哪个判断更有意义。一个判断是“吴组缃是人”，一个判断是“吴组缃是狗”。毫无疑问，第一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给人们对吴组缃的认识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因而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这是“正确的废话”。“吴组缃是狗”是错的，但是它逼你去想：吴组缃是狗吗？这一想可能就会产生很多可能性。学术研究的根本，就是要提供新的认识，新的可能性，新的思考；学术上的失误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能启发思考。所以吴组缃先生写的东西非常少，说得也少，但是每有一文，一说，就必有只属于吴组缃的东西。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最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创造性，是学术研究的生命，也是一个衡量标准和标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就这样要求我们：你的每一项重要研究课题，重要文章，必须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你的文章因为推动了这个领域研究，就成为绕不过去的存在。后人肯定要超过你，但是要先看你的文章，在你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推进。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学术标准。但也就是这样的高的目标，在你作出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385了高度的努力以后，就能够将你的生命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获得真正的创造的快乐。
我喜欢的是富有想象力的研究，意想不到的课题，意想不到的方法，是无法规范也无法归类的。这是一种神来之笔，奇思异想，会弄得你兴奋不已。我因此说，学术研究必须有想象力，它在本质上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需要内在的生命激情。我的这个说法遭到很多质疑，但我还是不想放弃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浪漫心态。我常常提到林庚先生的一句话：要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第一次去观察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我今天还保持这个状态。我退休这几年比平常要早醒半小时，躺在床上想各种问题，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思路、新的点子就在那时候产生，一到这个时候就跳起来，赶紧进入写作的状态。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就像鲁迅说的，有个声音在前面召唤着你一直往前走，往前走。这就是一种生命的诱惑，我觉得，这样的诱惑是学术研究、文学研究所特有的，至少对我就是如此。学术对我最大的作用，就是使我的生命每天都处在一个更新的状态之中。我真的现在不觉得我老，每写一本书，甚至每写一篇文章，都对我的生命进行一种更新。这是其他劳动很难具有的。
这样的生命，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王元化先生就说过，他是一个“精神性的人”，不愿意“像生物学上的人那样活着”（陈丹燕：《王元化先生在病中》，2008年5月14日《新民晚报》）。有人这样描述王元化那样的学人：“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胡晓明：《一生探索自由的义谛》，2008年5月13日《文汇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学院精神，这样的境界我们虽不能至，也要心向往之。（以上这一段，是王元化先生远行以后，心有所感而补写的。）这样的有着巨大的自我承担的学术生命，是令人羡慕的。
当然，这同时也是对学术的承担。
有一个我经常讲的故事，西南联大躲警报的故事：专攻庄子研究的刘文典教授看到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往防空洞跑，他勃然大怒，问沈从文：你躲什么警报？我不躲警报，庄子怎么办？你呢，你有什么理由躲警报？这段故事可能有演绎的成分，但这种狂妄态度的背后有两个东西，一是把自己的学科看得很重要，以至偏激到完全否认庄子研究之外的新文学创作。二是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包含了很强的责386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任感、使命感，也就是自觉承担。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对这个学科肯定有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是为这个学科生的。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我钱理群为鲁迅而生。这个学科是不能没有我的，这不是狂妄，而是一种责任，承担。
季羡林先生在评价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说研究者是“后死者”。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后死者”和“先行者”的关系，尤其当研究对象是一个大家时。什么意思呢？“先行者”对“后死者”是有托付的，就像是“托孤”，“后死者”对“先行者”就有了大责任，大承担。
因此，我认为学术研究有几个境界：首先是你研究他，你讲他；其次是你接着讲，结合今天的现实，把他没讲完的话，继续讲下去，同时也是对先行者的思考深入一步；第三个境界是接着往下做。以前我不敢说这句话，因为怕别人说我太狂妄，其实，这不是个人的狂妄，这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必然要求。今天我也要在这里坦言：我对鲁迅的研究就是自觉这么做的，我不仅讲鲁迅，还要接着往下讲，接着往下做。达不到他的那个高度、深度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你要有那份自觉。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最近就写了一篇《孔夫子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就是接着鲁迅往下讲。这好像和鲁迅研究没有关系，但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它从鲁迅的基本思想出发，探讨孔夫子在当下的状态。鲁迅有个很著名的判断，说孔子是被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捧起来的。我要考察的，就是孔夫子怎样被当代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再度捧起来，有什么新的特点，有什么鲁迅当年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我们因此需要有什么新的思考。鲁迅为我打开了一个思路，我这就是接着鲁迅往下讲。还要接着往下做。我们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许多五四提出的命题，今天还有意义，就需要继续往下做。比如我现在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我这么做是很自觉的，就是对鲁迅那一代启蒙传统的继承。他们那一代的教授经常到中学去上课的，因此我也要到中学去上课。为什么？因为我是“后死者”，因此我有责任，把“先行者”没有做完的事情接着往下做。至于我能否达到他们的水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学术的承担。而且是自然发生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对象产生心灵的对话以后，必然产生的内在的生命冲动：你研究得愈深，就愈会感到它的深远意义，它的现实存在性，于是，你就忍不住要往下说，往下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387做，这就是创造性的阐释、发挥和实践。这样，你才“对得起”你的研究对象，那些先行者，同时也才“对得起”自己，因为你在你研究对象的精神创造中加入了自己的创造。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鲁迅”、“庄子”、“孔子”，都不只是“周树人”、“庄周”、“孔丘”个人的创造，而是包括了后来的无数研究者的创造成果，这是一个不断累积、添加，不断丰富的“文本”。一切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必然要追求这样的自己的添加的。这样的有学术承担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并值得你去痴迷的。
于是，就有了许多“学术动物”。金岳霖先生就把搞哲学研究的叫作“哲学动物”，说即使把他关到监狱里做苦工，他满脑子想的还是哲学问题。因为他觉得有无数的哲学研究的先行者在背后催促着他，他必须接着往下思考。所谓“哲学动物”就是有“哲学使命感”的一群“哲学呆子”，而且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没有他们，哲学的生命就完结了。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
还有一个例子，古希腊研究者罗念生，每天早晨都要读古希腊作品，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古希腊，用古希腊精神来对待世界。所以他儿子小时候听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他和朋友讲的也全是古希腊的故事。他的一个朋友要自杀，他就去劝他，你去看看《俄狄浦斯王》吧，看了这个书你就知道该怎么活着。罗念生整个生命就和古希腊联系在一起了。罗念生因为全身心投入古希腊研究，很多该拿的奖没有拿，该有的地位没有得到。他的儿子就有点担心，曾经劝他说，为什么不去争取一下呢？罗念生给了他的儿子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回答：他凑过头来看他儿子，用一种夹杂着玩笑、满足与欣喜的神情，跟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罗念生的生命有古希腊就满足了，其余都是身外之物。罗念生去世以后，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一位艺术史家的话：“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罗念生一生的生命浸淫其间，他的生命也因此获得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什么是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以学术为生命，学术本身就构成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加其他什么东西。学术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读书，思考，研究，写作”就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学术已经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学术状态中。
王瑶先生曾对我们讲，你不要以为你在做论文的时候才是在做研究，你应该是随时都处在学术的状态之中，满脑子都是学术问题，甚至成为你的近乎本能的38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反应。我就有两个习惯。因为我当过中学语文老师，所以有一种本能反应，我走到哪里，看到错别字和病句就浑身不舒服，恨不得去改它。还有，就是满脑子都是学术，任何时候，随便什么事，都会引起学术的联想。有些人觉得我写文章很快，其实我每一个研究课题都酝酿了很久，经常是几年时间，经常同时酝酿几个题目。这很自然地成为一种本能。学术是无所不在的，整个渗透在你的生命之中，它需要你倾注整个身心。我现在虽然自觉地退出了学术界，但我还是经常想着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我有很多很多的设想，但是没精力做了。我很注重新人，有什么新文章，新创造，发现了就很兴奋，而且有机会就要为之鼓吹，我觉得这都是我的责任，我对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应尽的责任。
我现在还保持一个习惯，就是不光每天看报，还剪报。我觉得有价值，就剪下来，这里就有许多学术新人的创造，它会引起你许多的联想，不仅是个人的研究，也还有整个学科发展的设想。这样的自作多情可能就是一种职业病；说好听一点，就是对学术，对学科发展的自觉承担；说句大话，就是舍我其谁，要么不搞，搞就要有这个气概。
再次，就是对社会对历史的承担，说更大点，就是对人类的承担。
说具体点，就是我们为谁写作？谈到我自己的写作，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是为中国读者写作。现在很多人是为了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而写作，还有一种就是为评职称而写作。我并不否认这两种写作的动机，因为作为一个学者，我自己也很重视跟国际的交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别人，特别是学术界对你的评价，你也不能完全忽略。但是不能仅仅为了国际学术会议而写作，不能仅仅为了评职称而写作，不能仅仅为了别人的评价而写作。对我来说，我更愿意为中国的普通读者而写作。我的著作不仅仅是给学术界看的，我更希望有普通读者来看。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追求，就是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统一。我不在乎别人说“钱理群你专搞这种普及性读物，这是浪费精力，自降身份”，我十分重视“小册子”的写作，并且引以为豪。为什么？我有三条理由。
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本身就有一个传统，启蒙主义的传统。有一个比方，专写学术著作是小乘；还有一种是大乘，写普及性读物普度众生。我觉得应该把小乘和大乘结合起来。写这种普度众生的文章也不容易，如何把学术的东西转化成启蒙资源是不容易的。
对我来说，追求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这本身就是前面说的“接着往下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做”。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从社会的底层出来的，我在贵州这样的中国边缘地区，底层社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过去我很少谈，后来在《我的精神自传》里谈得比较多，虽然还没有完全谈完。我的学术研究跟我“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