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种生动的冒险，因为形成体系的概念与理路常常使某些现象举足轻重而另一些却无关紧要。其困境往往又从下面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一，面对何以使然的拷问，如何避免“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的历史知识形态与理论知识形态之间断裂的尴尬？其二，对历史真实作出价值判断后，如何以创造性的阐释对已有的文化意义系统作出更具新义新境的阐发，以面对历史与未来，并启发他人的想象力？换言之，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构架与书写而言，在一个根植于人文关怀、生命体验和宇宙宏观的诗学系统中，如何兼取真理与方法、知识与价值，熔经典释读与现代阐释于一炉，以营造一种颇富当代本土特色的知识谱系，并开示出此一论域向更高境界提升的新眼光和新智慧，这是需要相当程度的学术自信和智识上的沉着与冷静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复旦大学王运熙、黄霖先生主编，目前由《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三卷组成。以下简称《体系》）在学科论域的展拓上开榛辟莽，导夫先路；在理论建构上博观通识，亦包亦扫；在历史面貌的本真还原上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可谓是当代古文论研究中令人瞩目的标志性事件。《体系》其宏观视野中的理论原创精神以及耻于轻信、笃于深求的博约工夫是值得肯定与学习的。但更让笔者感兴趣的是《体系》中潜在的现象通观、原典新释、深度直觉、创造激活的学术理念对当代古文论体系的研究与探索的开示意义，笔者拟结合《体系》的学术理念，就当代古文论研究中存在的隐忧和困惑略陈感想。
一、古文论体系探索中的隐忧
对古代文论体系的探索，实际上也有一个铢积寸累、沉潜默识的艰难历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笠的《中国文学述评》（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段凌辰的《中国文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陈怀的《中国文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以及刘麟生的《中国文学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版）等著作先后出版，多为借鉴西方文论框架以建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虽是草莱初辟，其筚路蓝缕之功却不可没。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成立后，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傅庚生等前辈也曾着意从历史知识形态中锻炼出古代文论的逻辑体系。郭绍虞先生以文学本体论为核心，将周秦至清代划分为文学观念演进、复古和文学批评完成三期，在爬梳钻勘、刮垢磨光的史料清理中择其荦荦大端，横推义理，以搜寻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之质素，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借鉴现代文学理论，以“想象论”“形式论”“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等理论范式结构其作，在古文论理论体系的现代切换上算是别开生面。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以取材宏富、考订精审向为学界所肯认，虽然不如郭著有集中贯穿的文学本体观念作主线，但其著以人物及某个主题确立章节的体例，为理论纽结的凸现作下铺垫，仍可说是厥功甚伟。朱东润先生的批评史以人物观点为纲，以凸现“整个的批评家”为宗旨；方孝岳先生“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义理为纬”，“要从批评家方面，探讨各家的批评原理”（《中国文学批评·重印缘起》），都足证探索理论体系之自觉意识已呼之欲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系探索仍在延续之中，刘若愚、谌兆麟、樊德三、祁志祥、陈良运、张方、胡晓明等人或强调以古为主，从文论的民族特点出发，或杂陈中西文论进行比较融合，或以现代学理与观念进行阐发，其尝试与努力可说是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为后学之致远入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必须看到的是，当代古文论研究及体系探索中也存在一些必须加以正视的隐忧。要之，其一，在近年流行的主观阐释学的渗入与干扰下，理论建构之学术操作上是否会常常满足于截取史实以逞心灵创造之自由，造成理论化程度越高，对历史事实的曲解也越多的结果，致使古代文论这一历史学科的研究特征有被任意篡动的危险？其二，由于不同的阐释立场预示了不同的思想路径，学术多元化时代思潮下的各种阐释方法或范式是否可能会师心自用，以个别阐释甚至误释遮蔽传统文论思想的整体性？其三，是否会由于阐释古代文论时必须兼及前人的论述以及后人可能有的驳难，在八面受敌，如履薄冰之际，只好尽可能立论稳妥，面面俱到，结果“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以致形成名撰而实编、著书不立说的令人遗憾的现象？其四，是否会在西学引进大潮的刺激下，直接以西方诗学框架改造或移植古文论体系，“将中国完整的文学理论的‘鸡蛋’打破，倒在依据西方理论改制的模子里去做‘蛋卷’”毛庆耆、谭志图：《评〈中国文学理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2）。，在古文论体系建构中犯全盘西化的老毛病？如果这几种隐忧成为现实的话，那么古文论研究和体系探索就有可能出现一些致命的缺陷。第一，体系建构缺乏强大的史识做后盾；第二，理论建构的视界限于一隅，形成研究格局狭小、隔而不通的现象；第三，体系建构衍变成体系拼凑或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俨成十全大补膏；第四，不能摆脱西方诗学中心主义的阴影，把握不住中国诗学的内在精髓。其结果就是古文论体系的探索将在粗放式治学模式与表面化书写模式中徘徊不前，难以有历史性的新突破。
如果不想让上述隐忧变成现实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更深层的学术理念上进行如下的检讨与反思：其一，面对丰富繁复的古代文艺创作现象及其思想观念，我们是否缺乏求之必劬、证之必广、获之必创的博约功夫和通观眼光？其二，对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以及原典内在意义的诠释，是否大多局限于单向、表面、机械的理解，缺乏深层次的批判性考察和创造性阐发，致使对文论史实的诠释多流于印象式的外部说明？其三，是否由于缺乏悟性思维的穿透功能，不能化书卷见闻为性灵以形成多中见一的深度直觉，以致面对繁杂的古文论现象难以剔出其内在的类型与系列？其四，是否因为有综合无创造，将体系建构衍成体系拼凑？或者有创造无综合，统一的体系框架不能涵盖古文论现象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又或者在综合与创造之间，缺乏既植根于历史理性线索之内又跳出历史之外去设计未来、开拓未来的激活机制以形成“中国制造”的原创性理论？笔者细读《体系》，觉得其中的现象通观、原典新释、深度直觉、创造激活的学术理念颇能起到解惑开示的作用。愿陈其详。
二、用通观的眼光整合现象
现象总是远远大于理论的，因而理论构建的首要步骤在于对现象的通观，否则理论的根基就会动摇，这已成为学术研究中不争的共识。从诗、文、词、赋、曲、小说、戏剧到诗话、词话、曲话、剧话、评点、序跋、书简、笺注、论诗绝句及至文论专著，中国文学从创作到理论，数千年来浩繁而灿烂，为诗学理性智慧的生发提供了不竭的源泉。然而没有通观眼光对古代文艺现象进行整合，这些浑融厚实的文艺信息只能流于“碎金”状态，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只能是“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而缺乏深刻的理论凝聚力和穿透力。通观眼光之所以对理论建构十分重要，原因就在于“理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自觉减少知觉的混乱”（列维·斯特劳斯《野性思维》第一章引森姆帕森语）。通观眼光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葛洪《抱朴子·尚博》），三卷本《体系》对此有较为深刻的学术理念上的领悟。如《原人论》作者在绪论中就明确提出，要“探索与把握中国古代文论完整的体系”，必须“首先抓住其纲，抓住其核心，抓住其灵魂”，并具体化为“要从世界性中抓住特殊点”，“要从历时性中找出统一点”，“要从多元性中找出融合点”，表现出成熟的通观意识。如果只拈出几个文论范畴作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且美其名曰体系建构，显然在识见上就低人一等。《范畴论》作者对中国传统文论范畴的实践品格的精炼提摄，也是建立在对传统范畴之构成范式、主要特征、创作风尚及文体流变关系的通观基础之上。《方法论》作者以发生学原理纵览传统批评方法产生的契机及其嬗变历程，同样也表现出较为成熟的方法论上的通观意识。
更进一步看，通观又非观念先行，以理想化的方式强纳文论史实以合其理论构架之初衷，它源自深思熟虑的理性的自然判断，非有一套由博返约的程序和功夫不能办到。正如刘宗周所言：“博而不约，俗学也；约而不博，异端也。”（《论语学案》二）不博，则识见蔽于方寸之间；不约，则成记诵之学，漫漶至于无极。《体系》的通观意识正是建立在一套由博返约的功夫之上。《体系》的著者均为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这一国内外公认的研究重镇中的翘楚，又多数参加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巨著的撰写，不仅在文论史料方面能够广泛占有，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嬗变轨迹及内在理性脉络亦能了然于心，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可说是在熟地上垦荒，故而由博返约颇能水到渠成。例如，《原人论》作者在将古代抽象化的“道”返回历史本原进行广察深探后，厘定基本内核为“礼”“心”“天”三种类型，发现这三种可以把握的具体之“道”都以“人”为纲，分别涉及人与人、人与自我情感、人与自然三个基本维度，文学中的“原道”论，其实质就是“原人”论，由此拈出全新的古代文学本原论，不仅找到了古代文论体系真正的逻辑起点，也解开学界一桩百年谜案。没有上述的博约功夫，何以能彰幽显微，奏刀然？可见，通观意识的形成并非来自知性活动中将秩序主动赋予历史的纯粹个人式的冥思苦想，它要求研究者从历史中寻求秩序并立足于理性高度，去倾听研究对象的呼唤以及历史的久远回声，使历史真相自然浮出历史地表。焦循注《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语云：“不博学而徒空悟者，非圣贤之学，无论也。博学而不能解说，文士之浮华也。但知其一端，则诐而非要，但知其大略，则浅而非要。”我以为这句话在古文论研究与体系探索中不妨重加温习。
三、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原典释读是古文论研究及体系构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不仅是古代文论历史学科研究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把握古代文论内在精髓及理性线索的一道铁门槛。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原典释读主要表现为古代文论概念的界定、范畴的整理、理性脉络的把握、内在意义的清理、观念是非的澄清、历史面貌的还原等。从更深的学术理念层面看，原典释读还关涉着研究者对文论原典的基本态度问题，亦即古代文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研究者是把它当成一门单纯的学问或死去的遗迹来处理，还是当成可以继承和激活的活性材料来对待？与这种基本态度相关联的是，如果赞同以继承与激活的态度使古代文论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化成我们现代文论知识结构中活的因子，那么又该以什么样的阐释理念去继承和激活已有的诗学义理及其意义结构？三卷本《体系》中所体现出的原典新释的学术理念对古文论研究颇有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