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看看两税法的破坏。两税法的原则是：量出以制人，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
杨炎所谓“量出以制人”，是国家根据各项开支，制定预算方案。两税法统一收税，纳实物以钱币计，防止逃户，征及商贾，较之租庸调法自是一种进步。但是，中国古代是“为政在人”，“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好的制度，还要有德、才兼备的官吏来实行。两税法在正常情况下贯彻执行，百姓负担确有减轻。但由于政局不稳，叛乱时生，更主要的是官吏贪残，百计攫利，实施结果，“旧患虽减，新诊复滋”，弊端依旧百出，百姓更加困苦。
同时，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只是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它的性质，不因形式变化而有任何改变。实行两税法时，明令不再加税，德宗多次诏令“轻率一钱以枉法论”，事实上却新税不断。自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即实行两税法的第二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河北藩臣卧说、李惟岳、梁崇义、朱滔及淮西李希烈等先后叛乱，朝廷用兵，以军费不足，增征商税十为一。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也就是实行两税法的第三年，战局更加扩大，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者数月。太常博士都宾、陈京建议，请借“富商钱”。
判度支杜佑、京兆尹韦桢等，大索京都商贾所有财货，派京城官兵，强人商户，掠财劫货，逼死人命，意其不实，即加榜捶。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祟市钱，取其四分之一，一般市民，亦受其害，长安为之罢市。搜刮总数为二百万缗，不足两月之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所辖八州（扬、楚、滁、和、舒、庐、濠、寿）境内横征暴敛，税钱每千文增收二百文，当五分之一，又上表得到朝廷批准，德宗诏其他各道增税皆如淮南道，并加陈少游同平章事（即所谓使相），以示荣宠。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即两税法实行第四年，河东、泽潞、河阳、朔方等四镇军屯魏县（今属河北），包围魏博节度使田悦；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镇军屯淮宁（治所在河南淮阳），包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
月需军费一百三十万缗，常赋不能供。判度支赵赞乃请分二法，一为“间架税法”：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一千，下税五百。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发者钱五万。一为“除陌税法”：公私贸易，旧税千钱税二十钱，加为五十钱；两方以物交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文，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发者钱一万，所有赏钱皆出隐匿之家。赵赞征税征红了眼，又建议收天下茶、漆、竹、木税，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德宗纳其议，诏令天下。有的甚至开征“过路税”，“瓜果税”，连死了人都要纳税，简直到了无物不税的地步。百姓在实行两税法初期得到的有限好处，迅速丧失殆尽。
但这不是两税法自身的罪过，换成其它什么法就能解决封建王朝的弊端吗？下面一则小故事倒能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也就是实行两税法的第七年。关中地区丰收，斗米值钱一百五十文，诏令所在“和籴”（采购民间粮食），以作储备。德宗在长安近郊打猎，走到百姓赵光奇家。德宗问光奇：“日子过得快活吗？”
答：“不快活！”德宗又问：“今年丰收，为何不快活？”答：“朝廷的诏令没有信用。以前宣布废除两税法以外的一切赋役，现在反而苛捐杂税比正税多。原来说用现钱‘和籴’，现在却一文钱也拿不到，名为采买，实为抢夺；原来所籴粟麦有人来收，不用跑远，现在则要送到西京行营，有好几百里路，车损马疲，农民都破产难以支撑下去。如此愁苦，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有一纸空文！恐怕圣上深居九重内官，都不知道吧！”德宗听后，一言未发，命免除赵光奇家的赋税，以示体恤。（《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12月庚辰条）赵光奇所言，充分表明两税法颁行后，农民所受之苦。丰年尚且如此，遇到荒年，其苦自不待言。朝廷言而无信，皇帝自食其言，诏令不行，行不能至，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通弊。白居易在《重赋》一诗中抨击说：国家定两税，囗囗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以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寒春。（3）
两税法颁行后，农民负担加重，不单在杂谣多，额外征收多，更重要的原因是物日益轻、钱日益重，即物贱钱贵，造成百姓沉重的困难。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五月，陆蛰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陆宣公翰苑集。奏议》），第一条是《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其中说：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不悟资产之中情事非一。有藏于矜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困仓，值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赍而乐转徒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坚，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风俗不得不讹，闾并不得不残，赋人不得不阙。
陆蛰所言两税法之弊，可谓透辟。两税法虽规定征收商贾资产税，他们资产自较农民为多，实际上，他们可以怀轻货而运徙，逃避税收，谋取丰利。
地主资产多，实际上，他们勾结官府隐匿资产，甚至侵吞农民产业，也不转户。据元稹《奏均田状》（《元氏长庆集》卷38说：“豪富兼并，广占吁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繁重的赋税是由“敦本业而树居产”的农民负担，而农民最苦的是患物轻钱重。陆贽在文中又说：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税，而私已倍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