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此二章见圣人教道之广，孟子所谓来者不拒，亦即此意。）子曰：“不愤（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不启，不悱（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此即今所谓自学辅导主义。）子曰：“二三子以吾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此可见为师者一举一动，无非学生之模范，无非教也。）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欲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章与前章意相似，总是要人从躬行处体认道理，不必专求之言语之内。）子贡曰：“夫子之文章（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不可得而闻也。”（此子贡于得闻性道后想像追思，深叹夫子之教人有序。）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由，子路名）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求，冉有名）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赤，公西华名）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见圣人之因材施教。）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一片私心。）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总束一句。意极冷淡，言外摹写，无异光景），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闻诗闻礼，不是前此不闻，但向也习而不察，今提醒之恍若新闻耳。然玩语气，其喜仍重在“远其子”一边。○此章当与有教无类章并看，对人则无类，对子则无私，圣人之大公无我如此。）互乡难与言（互乡，乡名，其人习于不善，难与言善也），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人洁己以进，与（许也）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此即所谓有教无类也。孟子所言“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与此章同旨。）阙党童子将命（传宾主之言），或问之曰：“益者与？”（或疑童子学有进益，故使之传命，以宠异之也。）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礼，童子当隅坐），见其与先生并行也（礼，童子当随行）。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此童子非能求益，但欲速成，故使之给使令之役，观少长之序，习揖逊之容。盖所以抑而教之，非宠而异之也。○此又另是一种教法。）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孺悲，鲁人，尝学士丧礼于孔子。当是时，必有以得罪者，故辞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此即孟子所谓不屑教诲之教诲。）
孟子
《史记》列传云：“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则《孟子》之成书，与孔子自卫反鲁，删订六经，其用意正复相等。盖周流列国，道不得行，不得已乃退而著书，思垂空文以传之后世。尼山邹峄，先圣后贤，若合一辙也。孟子之书，其先列于诸子，《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至宋儒出，乃始尊之与《论语》并称，列入经类。然《孟子》之见重于学者，固不自宋儒始也。扬子云（名雄，西汉成帝时人）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韩退之（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荀子名况，扬即扬雄）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向无孟氏，皆服左服而言侏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盖孟子以知言养气之学（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道性善，称尧舜，崇王黜霸，言仁义不言利，又拒杨墨，放淫辞，使邪说者不得作。”凡所种种主张，散见于七篇之中者，无非卫道之言也。故其为二子所推尊者如此，是岂无以哉！
抑孟子之学说，犹不止此也。孟子之所最注意者，惟人民而已矣。故与时君问答，无不归束于与民同之一语，而其所汲汲为民计者，有二大主义：一为民权主义，一为民生主义。孟子见当时人君残虐其民，靡所不至，民之地位，不啻犬马土芥者然，乃毅然主持正理，抑人君而尊邱民，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汤武之征诛，则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因齐宣王疑其弑君之故。）于邹民之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则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他如用一人必曰国人皆曰贤，去一人必曰国人皆曰未可，杀一人则曰国人皆曰可杀。”此皆民权之说也。孟子又见当时战争不已，民生涂炭，故在在以寝兵息民为主，而对于当时之辟土地充府库者，则斥之为民贼，处之以上刑。（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又曰：“善战者服上刑。”）齐宣、梁惠、滕文之流，苟有所问，无不进以仁政之说。而仁政之要，则不外制民之产，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因有五亩之田，百亩之宅，以至鸡豚狗彘至纤至悉之规画，此民生主义之尤未尝一刻忘者也。夫民权、民生二大主义，今之学者所龂龂然认为不易之理，至要之图者也。而孟子于二千年前，已切切言之，岂不卓哉！
论孟子之文章者，以柳子厚、苏老泉二人之说为著。子厚尝谓读《孟子》百里奚章，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老泉则云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予谓孟子之文，已一变《论语》平淡之风，而崭然露有头角，程子所谓“有些英气”是也。（程子谓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然究造道至深，积理至富，故其为文虽极纵横变化之奇，而博大精醇，终无一言一字之不出于正。此则韩子所谓醇乎醇者也。兹录《孟子》三章：一梁惠王首章，以见孟子言仁义不言利之宗旨；一公孙丑首章，以见孟子崇王黜霸，及当时亟待王者之情状；一好辩章，则孟子拒杨墨、放淫辞之苦心所在也。
梁惠王首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亦字从一般策士来。）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单刀直入，得力只在何必二字），亦有仁义而已矣。（引归正路曰而巳矣，有舍此无可言意。）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突接三句，以首句为主），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二句承上起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里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应上国危，说得危险之至。）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顿宕生姿。）苟为后义而先利（急转），不夺不餍（应上征利弑君，是求利乃反所以为害）。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惟仁义乃所以为利。○抱上转下，精神直贯到结处方住。）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响应上文作结，自然之至。）公孙丑首章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居要路也）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许，期也。○可复许，乃震惊不敢必之词。）孟子曰：“子诚齐人也（尖利），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冷隽）。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以十分不敢当，形出十分不满意。）‘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说，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二层，极力用振笔跌出下句来）。功烈如彼其卑也。（真无足取。）尔何曾比予于是！（复一笔，尤见其十分不满意处。）’”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承顿得力），而子为我愿之乎（婉而冷）？”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跟功字，重提霸、显），管仲、晏子（此四字须十分重读），犹不足为与？”（跌下，有十分疑怪意。）曰：“以齐王（提出王字压倒霸、显）由反手也。”（伏下易字。）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借文王作衬，生出下文无数文字），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反射王齐，伏后难字）；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紧承上句），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一层）；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又一层），故久而后失之也。（见时之难。）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见势之难。）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上文层层蓄势，至此转下，不啻千钧之力），是以难也（重煞难字）。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田器也），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借齐人之言点出时势二字。○今时句遥接王齐，生出下文。）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正与上文尺地、一民二句相反。）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句法与上文尺地、一民二句相同，亦挺劲，亦跌宕），行仁政而王（紧包德字），莫之能御也。（此言势易。○此段煞得轻圆。）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此言时易。○此段煞得简劲。）孔子曰：‘德之流行（出德字），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时），万乘之国（势），行仁政（德），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应文王），功必倍之（应反手），惟此时为然。”（应今时句。○一句勒住，挺劲之至。）好辩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伏下惧字，中无限苦心。）天下之生（生民）久矣，一治一乱。（提一笔，总冒下数节。）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一乱。）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泽生草者），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一治。）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此二句是过脉。）暴君代作（此句贯下四句），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此乱自上者）；邪说暴行又作（此通上下言），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作一总势，归注纣身。）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一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助也）启（开也）我后人，咸以正无缺。’（文谟武烈，所以佑启而咸正，皆在周公相业中。○一治。）世衰道微（递下简括），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此周室东迁之后，又一乱也。）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以赏罚论。）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一治。）圣王不作（乱之根），诸侯放恣（乱之渐），处士横议（乱之主）。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就杨墨之末流极言之。）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借公明仪率兽食人句，引出下文人将相食句来。）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二者不容并立），是邪说诬（陷也）民充塞仁义也（仁义的世界，尽为杨墨占去，充是遍满，塞是妨害）；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应上公明仪语），人将相食。（诬民心便是食人，转相诬惑是相食。○就公明仪语又推进一步说。○此又一乱也。）吾为此惧（惧字线索从孔子惧字来，即尧舜警余之心），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四句以作于其心为主，害事害政，乃揭其祸而极言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一治。）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总束三圣人，咏叹一番，归注到自己身上。）《诗》云：‘戎狄是膺（击也），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百忙中再接入诗句，所谓窄处能宽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三字紧承上昔者节来，一气直贯到三圣人者勿断。）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复一笔，恰好作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再放宽一步留馀望在后，烟波无尽。）
治经之法及运用经语
观于数章所述，诸君亦可得经之大要，由此从事于经，不致扞格不相入矣。惟诸君之研经，与昔之经生家不同。昔之人治经外，可不治他学，故有皓首穷经，原原本本，用功至深者。今诸君则仅于研究科学之馀，有志于经，欲涉其藩篱而窥其大略。则研治之始，自当于诸经中，先分别其先后难易之次序。大约可区诸经为论理、纪事二种：论理则先治《四子书》，经传则先治《左传》及《礼记》中之《檀弓》。盖《四子书》行文显明如话，与今日通行文字一无相远之处。如《大学》一书，三纲领八条目，先总后分，章法井然不紊，读之自然于谋篇布局之法，有多少心得。又如《论》、《孟》二书，《孟子》则纵横开阖，出奇制胜，而不杂于粗，不乖于正；《论语》则词近而旨远，言简而意深，所谓绚烂之馀，归于平淡，其文境尤高。唯《中庸》一书，前人以为难读，然实则通篇不外一道字，说理固较精深，而文字仍无艰奥不可解处。此《四子书》之不可不读也。至于叙事者，则推《左传》、《檀弓》，大约叙事之变化无穷者，莫如《左传》，而简洁则莫如《檀弓》。读者能先于此数者研索之，则于经之道思过半矣。
读经之要，不外二种：一玩索其义理，一探研其文字。文字之探研，已如上述，兹专就义理言之：经为载道之书，古圣贤修己治人之要，莫备于是。往往有以一言一语之微，而行之终身不能尽者。故凡经中之嘉言要旨，首当反复涵泳，体之于己，荀子所谓“入乎耳，着乎心”，方为为己之学。否则徒夸记诵之博，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此五句亦荀子语。）抑古人辞约而旨远，往往有言在彼而意在此者，此尤当以己之心，体察古人之心，而求其意旨之所在。若局蹐于字句之间，肤浅狭隘，以为古人之意即在此，或不得其旨，而反以古人之言为诟病。以此读经，经之本旨全失矣，又尚何义理之可言？此又读经者当自具眼光者也。
次论运用经语。夫文必根柢六经，苟能运用经语以用之于文，其足使文章生色也，固无待言。惟窃有说者，古人之文，所谓自《易》出者，自《书》出者，或自他经出者，大率就其精神气息言之，所谓遗貌取神，而非仅仅袭其一字一句也。若袭其字句，则除经语之已成通行文字者外，又除引书别加“《诗》云”、“《书》曰”者外，其他参用，必求其与全篇相称而后可。此可设譬以明之：经之精语奥旨，犹之古代钟鼎彝器之属；此钟鼎彝器，可珍贵而不可为普通之用。今有世家大族，辟园林，建精舍，湘帘棐几，既洁且精，于是陈设古金石于其间，摩挲抚玩之，固不胜古色古香之可爱。若夫建筑悉仿西制，俱乐之部，大餐之间，煊赫光耀，斯所用者惟舶来品为宜耳。乃亦窃好古之名，陈以岐阳之石鼓、峄山之残碑，使之与蟹行之书，并列一室，斯非怪物而何？又或矮屋倾斜，旁穿上漏，方诛茅补，苴且不暇，乃谬以钟鼎古物列其中。其足腾笑，奚待大雅！由是以论，经语之袭用，盖亦大不易矣。每见今之为文者，满纸扶桑新名词，中间忽插以经籍数语，是非置古金石于俱乐之部大餐之室乎？又见初学少年，造语浅弱，甚或文尚未从而字尚未顺，乃忽剿袭经语以为点缀，是非于旁穿下漏之矮屋中，而忽发见钟鼎彝器之属乎？是皆袭用经语之最不称者。文之为病，莫此为甚。总之读经与运用经语，均当有辨别与去取之眼光。经虽为圣人手定之书，然有为精华之所在者，有仅为糟粕者，有虽为精华而不适于今日之用者，读者当先别其何者为最要，何者为次要。运用经语亦然，须先分别其何者为通用之语，何者生僻而未通用，何者与文相称，何者不相称，能如是，则读经为不虚，而运用经语，亦无羼杂之病，而一一妥贴得其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