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七十年代初,是年6月初,云安县军事管制小组在县城召开宣判大会,对“刘总师”反革命暴乱集团组织中的首犯24人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判处死缓5人,无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29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42人,定为案犯89人,反革命成员172人,管制1人,造成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
在上报决批这个案件中,楚仲庆一直坚持人命关天应当慎重,木匠已经把成立那个组织的动机交待清楚了,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干过任何一件违法的事,至于与那母女俩的关系,那不过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是通奸,大不了劳动教育一阵就可以了,不必上纲上线。参与的农民几百人,也只是报了个名,其实都在自家屋里,仍然是干活吃饭,没有政治活动,也没有破坏生产,建议注重批评教育,不做刑事处理。
这一特大的“刘总师”案涉及549人,而它的真正起因却是那样的荒唐滑稽令人啼笑皆非。
三年前的夏天,一个城郊的农民木匠到秦岭山区两地三县结合部的地方揽活干,做木工活的人,只要有木材的地方,就不愁没饭吃。来到这样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一走几里路才可见到三五户人家,但这里却有着一根根合抱粗的大树,横七竖八躺倒在路旁,跟山野的石头一样不值钱,到处都是。只等有匠人来才可把它们变成可利用的家具,因而有手艺的匠人,所到之处,受人敬重。
这个木匠为那家人打一套家具,在这家一住就是一二十天时间。这家屋里的男人,是招赘的女婿,天不亮就上坡了,为了中午不跑路,中午在山上吃干粮,晚上披星戴月荷锄而归。
家里只剩下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和中年风韵依旧的丈母娘,女儿喜欢上了木匠大哥,每天男人一出门她就把木匠拉到自己的床上。一番云雨。
有时候木匠说:不敢你妈在外边。女子说:我妈不怕,我们这里早就有话说:“石板盖房房不倒,龙须草鞋穿到老,洋芋糊汤少不了,姑娘偷人妈说好”。我妈也有几个相好的,来了就跟我妈睡,我还得亲亲热热地叫他们叔哩。往后只要我男人一走你就过来和我睡。不久一日,当女儿不在时,木匠又与她母亲调情,很快在半天无人烟的房檐下成其好事。还美其名曰叫砍竹子挖笋子,老的比嫩的还好吃。
这样的好时光,过得很快,木匠磨磨蹭蹭挨了又挨,这里的活还是做完了。不想离开这个村的木匠想找个借口再住一段时间,就给当地的一些村民说,他是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最早起来造反的造反派,支持了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后来大联合成立了六总司,被推举为参谋长。为此,被红三司抄了他的家,杀了他的女人,他现在是有家难归,一心要闹革命。为了扩大队伍,他受总部派遣,以木匠身份为掩护,来到这里发展力量。早些加入的人只要发展的人多,就可以给他封大官,等革命胜利了,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当地的农民问“六总”是干什么的。他就告诉他们“六总”的人,保刘少奇,主张分田单干,让人可以跟六二年困难时期一样,随便开荒地,也不用交公粮。还能把你社教中没收的东西退回来,吃粮不过秤,穿衣不要布证,你想到山外做生意,贩火纸都随你便。可是他被毛主席赶下台了,只要再能保他上台,他就会给我们办这些事。他信口开河。听得农民们瞠目结舌,又喜出望外。也有的忧心忡忡提出质疑:“刘少奇能上台吗?”
他又海吹:没问题!在安康我们六总人多得很,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革命战友。大家一齐上,扭成一股劲。就能最后胜利。
中国的农民,最大的最高的愿望就是吃饭、穿衣,他们平时象老牛一样,把热汗洒入黄土地,不就是为了一家人吃饱饭,有衣穿吗?既然是保卫让自己吃饱穿暖的人。“那就算上我一个吧”,反正干好了,还有官当,过更好的日子。
这家的娘俩一听,还是这样一个大官在她们家干事情,就不容置辩地将他留下来,整日好菜好饭招待。
就这样,木匠又在这里住了几个月,渐渐的串联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只见木匠整日只是登记人姓名,委任官职,不见干啥事,有些人就急不可奈的问,我们啥时候可以打出山去?
木匠就拿出一个热水瓶,倒空水,用铜酒壶中间搭一节铁丝称无线电,让为首的几个人听电壶胆里发出的声音。这就是接收外面给我指令的发报机,只要上边哪一日一声令下,我们就打出去,分那些富人的钱粮。
听到壶胆里边嗡嗡作声的农民,都感到胜利的曙光已经在向自己招手,好日子就在前头,个个兴奋不已。
消息不胫而走,区上的群众组织听说安康“六总”的人要和他们抗衡,就组织围剿,木匠很快落网了,经过审讯,木匠永远也说不清自己成立的是“六总”还是“刘总”。最后他直到走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也是稀里糊涂的。
楚仲庆的建议非但没有起一点作用,反而激怒了造反派两派组织,还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一年多了,但革委会内部对楚仲庆已有看法,一直从中找他的问题,苦于没有。
就在这年冬季的一天,从湖北的郧西来了四个人,他们下午找到了楚仲庆的家里,声称是林月梅小时候的同学,是辗转听到月梅已不在人世的消息后,很悲痛,专程上来看望他们父子两人的。楚仲庆一听是妻子的娘家人,就很激动,下厨做了几个好菜,还到国营食堂打来一斤散白酒,款待远方的客人。酒至三巡,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黑脸男人就问楚仲庆,你们这里文革的形势怎样?
楚仲庆觉得在月梅的乡党同学面前也没必要掩饰,就说,这个运动不知是咋搞的,搞得人们都跟疯了一样,把一两个农民别有用心的信口胡诌,联络一帮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一升的农民在一堆谝谝闲话,就被打成反革命,一连累就是四五百人,国家再这样搞下去咋得了哇。
那人说:他们拥护刘少奇,这是政治问题。
楚仲庆因为平时从不喝酒,今儿这些人是妻子的同学朋友,在一起缅怀亡妻,不免伤感。喝了一点酒很快就醉了,就无所顾忌地说:刘少奇是叛徒工贼?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央那么多的老同志都反党反社会主义吗?都是叛徒吗?如果真是那样,中国革命能成功吗?除了毛主席和个别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啥根据?那些农民又有谁了解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就因为“三自一包”,“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两把菜刀闹革命”就是“三反”分子,太武断了。醉话连篇的楚仲庆踉跄到里屋去拿什么东西,不小心,进门一个趔趄,碰倒了门背后的一根棍子,倒下的木棍打掉了门对面墙上的玻璃镜框子,掉下来的木框子正好砸在桌子中央一叠书上摆放的毛主席石膏像,石膏像的头上顿时被砸出一个大窟窿。其实,外屋吃饭的几个人并没看见,但楚仲庆的酒劲被这个乱子吓醒了,他就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个打烂了的毛主席石膏像。外面的一个人见他站着不动,就进来一看,拧身对外面的人喊:他闯大祸了,你们进来看。
随着喊声,门外就随之冲进来“红造队”的几个人和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两个“红造队”副主任。楚仲庆不由分说地被架走了。其实即使他刚才没有口出反革命言论,仅打坏毛主席像这一件事都是可以判他个十年八年徒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