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张照片，摄的是重庆綦江县虹桥垮塌案主要责任人，原********张开科，在桥垮人亡惨案发生的当时，站在桥头打电话的“派头”。就是他，在接到虹桥发出异常巨响的报告，明知此桥未经峻工验收时，仍草率“下令”通行，致使虹桥暴露出来的严重质量隐患未能及时排除，最终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600余万元的重大事故。而此时，他却身着笔挺西装、颈系红色领带，叼烟卷、握手机，不仅若无其事，而且趾高气扬，一副颐指气使的“书记”派头。人们不禁从心底发问：书记先生，面对着40多位死者和600多万的国家财产损失，你为官知耻乎？“为官知耻”，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讨的命题，尤其是在当今“官场”腐败现象屡见不鲜的现实情况下。
“羞耻感”，本来应当是人与动物的区另寸之一，应当是人类的共性，它是一种“羞”于“耻”行的自省：意识，是一种心理上自惭、自愧的本能反应，也可以说是一种良性反应。其实据近年来动物学家的研究，某些经过驯养的动物也有“浅层次”的“羞耻感”。比如大猩猩，其“性行为”有时要避开人群躲到隐蔽之处。我家曾驯养一只猫，其“小解”必到卫生间，如果不意间被人看见，它就瞪着一双央求的眼睛“呜呜”地叫，似乎在说：“请你让开，我在小解”，而且必等你走开它才能“完成”。如果把这些也视为动物的“知耻”，那么，人类的知耻更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地球上最高贵的“智能动物”，总不能人不如畜吧？之所以要特别地提出“为官知耻”，就因为你是“官”，你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权柄”，因而你的“知耻”程度也更为重要。这不仅涉及到你怎样做“人”，更涉及到你为官一任中，如何“耻”于一切“恶行”；如何“羞”于做昏官、庸官甚至贪官、赃官。这事儿“事关重大”，关乎党风党纪，关乎老百姓的利益，甚至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问题。
我们都熟知焦裕禄的事迹，他把根治兰考“三害”（盐碱、风沙、霜冻）作为任期的“责任”，“三害”不除，老百姓不能过上好日子，他就感到作为一个********的失职和“耻辱”，所以他拼着命也要战斗在抗灾第一线，以致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另一位********孔繁森面对风雪中藏族同胞们生活的困顿与贫穷，具有同样的愧疚感和责任感，因而亟欲改变当地面貌，身为公仆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还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当他们视察时得知包括延安在内的革命老区人民，限于自然条件等局限，一直未能彻底脱贫致富侑的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居住在简陋潮湿的窑洞里。此时他们潸然泪下，深感作为共产党人未能尽够责任的“耻辱”和歉疚。这一切，不仅仅是“为官知耻”的问题，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责任感的体现。这无疑是我们革命队伍里的主流。
然而我们也不时地看到另外一些报道，诸如有的官僚主义者盲目进口过时的“洋设备”，耗资上亿却“一上马就报废”；有的玩忽职守，建成的房屋、桥梁等“豆腐渣工程”很快坍塌，致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有的挥金如土，贪污受贿；有的欺压百姓，草营人命，等等。这些“官员”哪有半点共产党人的影子？而且他们中十之八九在任时是文过饰非、虚报浮夸的能手；“事发”后却又是抵赖狡辩、推卸责任的典型。称他们是厚颜无耻或恬不知耻的庸官、贪官、坏官，是太恰当不过的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尚未“暴露”，仍然“稳坐钓鱼台”，用人民所给予的权力继续干着狗苟蝇营的坏事。在这些人的人生词典里，什么叫“愧疚”，什么叫“羞耻”，早已置诸脑后而“难得胡涂”了。
写至此忽想起清末的一则轶事。著名的反清女革命家秋瑾被清廷拘捕后，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奉命”执行的监斩官、山阴县令李钟岳，是一位“良心未泯”的官吏，此前他就曾拒绝绍兴知府贵福对秋瑾酷刑逼供的指令；秋瑾临刑前，又准予她提出的“临刑不脱衣，不以首级示众”等要求。不得已奉命监斩后，李钟岳“在肩舆（轿子）中痛哭以归”，多日后，竞“悔愧交并，遂自缢而死”。（事见《老照片》第4辑P30）。此事或可作为“为官知耻”之一例。一个为清廷效力的官员，做了一件虽是奉命然而“昧良”的“亏心事”，遂愧觎壹耻以至“以身殉耻”，实在难得。仅就其“知耻”而言，当今的张开科们是应当大愧弗如的。
可惜张某等人从不知“愧”为何物。又想到自居易的《观刈麦》诗。这位官至翰林学士、左拾遗的唐朝文官，是很能体恤民情、颇具“平民意识”的。他在诗中，将“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农家割麦之苦描写一番之后，笔锋一转而写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终日不能忘！”多么自觉的自审、自责，一种拿了百姓（纳税人）的“吏禄”（官薪）而知羞知愧、反思自己“功德”不足的歉疚之心，跃然纸上。试问当今那些拿着纳税人供奉的“官薪”、高高在上却不为民办事的庸官们，那些挥霍国家钱财、甚至贪污腐化的贪官们，面对着一千二百年前的这位“官员”，你们曾经有过“知耻”之心而“念此私自愧”么？李钟岳也好，白居易也好，毕竟都是封建时代的官员，所受到的历史局限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一旦事关良心，尚能反躬自省，这就更为难得。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要求，当然应更高、更严。然而“为官知耻”却是一个古今一致的话题，拿这两位封建官员来类比，也是出于不得已，“发思古之悠情”而已。其实，“知耻”只是对官员们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古语有云：“知耻近于勇”。
能“知耻”者，便能在失误时“勇”于反思，失败时“勇”于反省；面对“蜗角虚名”而却步，面对“蝇头微利”而“敛手”，而不致去触犯纪律与法律之“剑”。不如此，则必然“造就”出更多的寡廉鲜耻之徒，贪脏枉法之辈。难道真要等到把他们推上了法庭，才当头猛喝一声：“你为官知罪么？”——可惜，到了那时候就为时过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