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末民初知名学者王文濡编纂的《续古文观止》，弥补了康熙年间吴氏叔侄所编（文观止》的缺佚之憾，且所选不乏名篇佳什。其中周容所撰《鹅笼夫人传》便是一篇意味隽永的好文章。
《鹅笼夫人传》的传主，系晚明崇祯朝首辅（相当于宰相）鹅笼之妻“毗陵某氏女”。为了弄清鹅笼其人，我查找了《明史》，果有传，但可惜被列人《奸臣传》中。鹅笼本名周延儒（1593——1643），江苏宜兴人，明万历四十一年20岁时中状元，崇祯时以礼部右侍郎入阁，后升为首辅，曾两度为相。史传说他为官后期“怀私植党，误国覆邦……罔恤国事，职为乱阶”，“庸弩无材略，且性贪”，犯有“重贿人手”等“十大罪”，“崇祯十六年被劾归赐死”。对于这样一位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为什么后人还要专为他的夫人写“传”，且通篇美誉而使之留芳千古呢？原来，鹅笼是鹅笼，夫人是夫人，其人格与品行倒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而《鹅笼夫人传》的价值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这样的正、反两个典型人物，一位是深明大义、不慕荣华、严于律己也严于律夫的女姓形象，堪称封建社会淑女、贤妻的典范，即被称为“鹅笼夫人”的这位“某氏女”。另一位便是鹅笼本人，其实他也并非天生就坏，他由开初家贫如洗的一介寒儒，发愤苦读、金榜题名、官至宰辅，后来又由于夫人的“训诫”约束，“为相十年”而名声不坏，未闻世有讥议；但发妻亡故之后，他渐渐贪贿成性，腐化堕落，最终被皇帝赐死，成为遗臭万年的贪官佞臣。应当说，《鹅笼夫人传》中一褒一贬的这两个典型人物，而今读来仍觉是颇具现实意义的。如果说“某氏女”婚嫁之前那种不嫌鹅笼家贫的超凡脱俗的表现已足可令人起敬的话，那么，更令人敬佩的是，当她真正成为“宰辅夫人”之后，并未因夫荣妻贵而忘乎所以，而是继续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与清醒的理智，以其非同凡俗的见识与德行，为“功成名就”的夫君当好真正的贤内助。尤其是在夫君作了“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之时，为使他为官清正而不倚权纵势、为所欲为，她便随时以道德礼教和朝廷的法度来规范、约束、劝诫他，随时敲一敲警钟，进一进逆耳之言，当好一名严于律夫的枕边“谏妻”。这就更是难能可贵了。鹅笼“十年为相”而“用寡过闻”（很少听说他有过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这位夫人。民谚有云：“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混事”，信哉斯言也。
可惜鹅笼夫人因病英年早逝。之后，当鹅笼被排挤出政坛，几经周折，又凭借关系、进行钻营，第二次复出为相时，他已经没有这样的枕边劝夫、以苛严为真爱的好妻子了。以至他恣肆无忌，愈滑愈远，“纵****政”，最后落得死有余辜的可悲下场。最为耐人寻味的是，当鹅笼夫人病危临终之时，曾不无忧虑地“语鹅笼”：“地高堕重，公可休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死为幸”，这番“痛语”译成白话，意即：
“地位越高，摔得越重啊！你可以收手（罢休）了。我自已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困，总觉得现在死去是值得庆幸的事！”真是警策之语，肺腑之言。
常言道“知夫莫如妻”，其实夫人生前，早已从鹅笼的言行轨迹中看出某些端倪，甚至预见到他如若不加收敛，下场将极为不妙，于是才出此“先死为幸”的痛切之语。这里再一次表现了夫人的深明大义与深谙事理。只可惜鹅笼并非“响鼓”，虽重锤猛击仍难以警醒；并非身患“小恙”，而是病入膏肓，虽苦口良药亦不能救其一命耳。
《鹅笼夫人传》的最末一段，为了佐证“夫人卒（死）时所言，固已窥其微（端倪）也”，特别地将鹅笼“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结局渲染了一番，又将他再次为相之后的腐化堕落描绘了一番。其中京师盛传《十子谣》讥讽他一节，尤为典型。所谓“十子”，就是什么叶子、附子等。叶子是一种赌博游戏，鹅笼当时兴趣很浓，常常玩到通宵达旦；还将女子装扮成男子带进宫中陪他淫乐。鹅笼喜欢吃附子，成天口嚼不绝故能面色红润如玉。他大肆收受贿赂，把金子、银子、珠子视为“亲子”……《十子谣》便是鹅笼腐败的生动写照。联想到当今民间流行的讽刺歌谣俯拾皆是，不也同那首《十子谣》大同小异么？什么票子、房子、车子、妃子（指******，养情妇之类）、铺子（指违法弪商）、条子（指乱批条子为坏人牟利），再加上妻子、儿子（指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当今的“十子”不逊当年，何其“丰富”又何其“新潮”乃尔！而现实中以权谋私过不了这类“十子”关的官员，竟屡禁不绝，屡见不鲜，成“后继有人”之势，有“层出不穷”之虞。历史和现实，又何其相似乃尔！在《鹅笼夫人传》中，作者似乎过分强调了夫人谏夫从善的“决定性”作用，以至鹅笼前后迥异的表现和命运的起落也似乎全都系于夫人一身，这未免有夸大溢美之嫌，且忽略了造成鹅笼堕落的主观因素与社会背景；然而作者的立意却是好的，夫人的形象也是丰满感人的。有趣的是，有关部门曾三令五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身边的人”；而《鹅笼夫人传》却写的是“领导干部身边的人”如何管好“领导干部”的事例，这就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确有深意在焉。
问题在于，各级官员的夫人们，怎样才能像鹅笼夫人那样，不仅自身不慕荣华，不爱钱财，而且从严于律己到严于律夫，当好一名常以“礼规”劝诫、约束夫君的“谏妻”。礼规者，道德规范、纪律法规之谓也。
为官从政，诚然要受组织的约束，群众的监督，法纪的制衡，这是主要的；而官员们自身素质的高下，则是他们贪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作为朝夕相处的夫人们，若能在夫君的某些不良行为（或不轨行为）初露端倪时就“窥其微”，止其始，动之以情理，晓之以利害，我想其劝谏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鹅笼夫人传》别出心裁地“特意”为贪官夫人立“传”，这在文学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无疑是积极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