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母校教学，那正是燕京大学迁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国式的建筑，翠瓦红门，大门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写的"燕京大学"的匾额，进门是小桥流水，真是"美轮美奂"！最好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湖。据说这校址是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买来的，是他在北京的房产之一。那时湖里还没有水，湖中的小岛上也没有亭子，只在岛旁有一座石舫。我记得刚住到校里时，有一夜从朗润园回到我住的燕南园53号时，还是从干涸的湖底直穿过来的。后来不久这湖里才放满了水。这一片盈盈的波光，为校景添了许多春色！
那时四座称为"院"的女生宿舍里，都有为女教师准备的两室一厅的单元，还可以在宿舍里吃女生餐厅的"小灶"。差不多中国籍的女教师如生物系教师江先群、教育系教师陈克明等都住进去了。我来得晚了一些，只好住进了燕南园53号英美国籍女教师居住的小楼。这个楼里吃的当然都是西餐，我在53号吃早餐，中晚两餐却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我住在燕南园53号也有方便的地方，因为女生宿舍的会客室里，是"男宾止步"的，男宾来访女生，只能在院门口谈话，而燕南园53号人会客室就可以招待男宾。那时我的二弟为杰已考上燕大，三弟为楫也在预料学习，他们随时都可以到53号来看我。
这一年住进新校舍里的新教师、新学生。大家都感到兴高采烈，朝气蓬勃，一切都显得新鲜、美丽、愉快。特别是男女学生住在同一校园里--男生宿舍是六座楼，是坐西朝东，沿着湖边盖的，我的两个弟弟都住在里面。他们都十分喜欢这湖边的宿舍，说是游泳和溜冰都特别方便。--于是种种活动也比较多，如歌咏团、戏剧团等等，真是热闹得很。
我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曾提到我在教授会里是个"婴儿"，而在学生群中却十分舒畅愉快，交了许多知心朋友。一年级的新生不必说了，他们几乎把我当姐姐看待。现在和我仍有来往的如得到世界护士奖的王秀瑛，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晚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的陈梅伯等等，至于现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学的林耀华等，因为居处密迩，往来就更多了。
记得那是我为高班同学开的选修课中有欧洲戏剧史，用的是我在美国听讲时记的笔记本，照本宣科，基本没有什么意思。这个班里有三年级同学焦菊隐，他比我只小三四岁吧，我们谈话时一点没有师生的意味。记得有一天早晨八时，他来上课--燕大国文学系里的教师大半是老先生，他们不大愿意太早上课，因此教务处把我的功课表都排到八时至十时之间--他进门来脱下帽子，里面还戴有一顶薄纱的压发帽，我就笑着说："焦菊隐同学你还有一顶帽子没摘下来！"同学回头看了都笑了，他也笑着把压发帽摘了下来。
因为我喜欢听京戏，我们课外常常谈到京戏的一切。他毕业后就办了一所中国戏剧学校，学生实习的场所就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焦菊隐为我在戏院楼上留了一间包厢，说是谢先生任何时候进城都可以去看戏。这所戏校的四个年级学生的排行是：德、和、金、玉。所以以后的那几位名演员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芙等，他们小时候演的戏，我都看过。学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戏里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龙套。我觉得他是个很得学生敬爱的校长。七七变事后，我离开了北京，从此我们的联系便断绝了，关于焦菊隐以后的事迹，我还要细经地去打听。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师专学校》1987年第3期，里面有一篇《高兰评传》，使我猛然忆起我的学生郭德浩，他写诗的笔名，便是高兰！这篇文章里提到高做学生时受到我的影响时，有许多溢美之词，我就不往我的脸上贴金了。但里面有一段话，却引出我许多思绪："冰心给他教大一《国文》和《写作》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有一次她给学生出个作文题--《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学生都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她认为爱情要坚贞而洁美。"我真不记得那时我会给大一学生出这样的题目。还有一次，我的女学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岁了--从上海来京，顺便来看了我，也笑着提起，我给她们出过"初恋"的作文题目，还说"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想那时我真是大胆到"别具一格"，不知学生的家长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有什么评论，我也没有听见我们国文系的老先生对我有什么告诫，大概他们都把我当做一个"孩子头"，"童言无忌"吧。
我回国的第二年，我父亲的学生们便来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长，兼任海道巡防处长，离开了北洋政府。我们的家便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汇，和在华界的父亲办公处只隔一条河。这房子也是父亲的学生们给找的。这一年涵弟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杰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预科上学。那时平沪的火车不通，在寒暑假我们都是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亲。我们姐弟都不晕船，夏天我们还是打帆布床在舱面上睡觉。两三天的海行，觉得无聊，我已记得我们还凑了一小本子的歇后语，如"罗锅儿上山--钱短"、"裱糊匠上天--糊云(胡云)"、"城隍庙改教堂--神出鬼入"、"老太太上车--别催(吹)了"、"猪八戒照镜子--前后不是人"，等等，我们想起一句，就写下一句，又笑了一阵。同时也发现关于"老太太"和"猪太戒"的歇后语还特别多。
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断。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里的，我母亲都给锁在抽屉里，怕有人偷拆开看。寄到学校里的当然没有问题。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们，只知道常有从美国来的信，寄信人是W。T。Wu她们也不知道这个姓吴的是男是女，我当然也没有说。如今这些信和存在燕大教学楼上的那些书籍，都在珍珠港事变后，被进驻燕大的日军烧掉了。
往事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连文藻和我的三个弟弟此时也都已离开了我！往事如烟，我这一身永远裹在伤感的云雾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