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人新时代的门槛
跨入这道门槛的时候，中国新诗已走了许多路。1949年全国笫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被形容为两支队伍的大会师，新诗也是如此。两支队伍从不同的方向，在解放战争大胜利的感召下来到了新中国的、也是新诗的新时代门植前。这个跨人是历史性的。在我们中国，几乎每个朝代的兴起，总伴随着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孕育诞生，同样作了这样的宣告。
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着庄严感，来描述这伟大跨入之前的准备。
如火如荼的斗争，人民以烈火、硝烟和血泪为这个伟大的诗歌时代举行了奠基礼。我们诗歌新时代的发端不会是默默无闻的，它一定会展现它的鲜明的标志。在隆隆的炮声中，时代奇迹般地把两部诗集送到了我们手中！它们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一部诗写在解放区明朗的蓝天下，在那里，高亢悠扬的信天游掠过延河的水面窑洞昏暗的灯光，记载了这部由艰苦的战斗和真挚爱情谱写的争取光明的史诗。世代爬滚在干涸的土地上受尽屈辱的人，第一次抖掉历史的尘坂，经过殊死的搏斗，终于不再以奴隶的身份，而是以主人的身份站在温暖的阳光下。这是史诗的时代，它当然诞生了时代的史诗。以人民翻身解放的历史背景的叙事性长诗大批涌现，证实了闻一多的期望和预言：闻一多要求新时代要把诗做得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文学的历史动向》）行情性的纯诗因素的减弱，叙事性的非诗因素的加强，造就了解放战争年代长篇叙事诗的发展。这正是诗歌感应了生活丰富而壮丽的内容，响应了时代髙亢而激扬的节拍的产物——《王贵与李香香》等叙事诗出现的重大意义就在这里。
另一部诗写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那里展示了与黄土高原迥然不同的气氛。高楼连着高楼，宛如连绵不断的山峦；黄浦江上，汽笛似在呜咽，而外白渡桥整日在隆隆声中震颤；人夜，霞飞路一带灯红酒绿，这是上海一病态的、畸形的城市。在那儿集中了旧中国最肮脏最丑恶的现实，纸醉金迷掩盖不住四野饥寒的呼号。《马凡陀山歌》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以讽剌的笔调，用歌谣的形式，向着黑暗的中国唱着诅咒和抗议的歌。要是说《王贵与李香香》的明朗、高充、豪爽是西北高原的风貌色彩，《马凡陀山歌》则是以微笑唱着痛苦的、颠倒的和古怪的歌。它以拎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人咬狗》），这样的变态的形象向腐朽的、将要沉没的统治发出了挑战的鸣镝。也许仍然是事实回答了闻一多的呼唤，新诗给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心脏地区的人民，敲响了战斗的鼓点。
这样，当分别战斗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两路诗歌大军会聚在北京丰台车站，向着这座古城进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它们带来的是在斗争年月中形成、随后在新中国成为主流的诗歌为现实生活服务（在很长时间里被叫做为政治服务）的传统。两股水流：来自解放区的是一道以歌颂光明为主的水流，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是一道以暴露黑暗为主的水流。两道水流汇合在一起，确定了新时代的诗的基本概念，或叫人民性，或叫战斗性，或叫现实主义，总之，它强调了诗歌对于时代、人民，以及人民为改变世界所进行的斗争的密不可分的服务、反映的关系。
当我们跨入新时代的门槛的时候，不能不扼要地论明这个跨人的准备，新中国诗歌的一切，它的成就与不足，它的经验与教训，几乎都不能脱离开这一历史性时期的诗歌的现实。
中国新诗的新时代，发端于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1949年。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也显得格外的暖和。淮海战场上的积雪早已消融，浸染过烈士鲜血的土地上萌发了早春的幼芽。这时节，人民解放军所有炮口都指向了江南，长江的巨浪在不安地拍打着石壁和沙滩。4月21日，******和朱德同志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当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里的江防上强渡长江。23日，六朝金粉的石头城陷落，红旗插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城头。随后，开始了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进攻。那真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轰轰烈烈的年代，人民解放军的脚步所到之处，都响起了隆隆的腰鼓声。炮车在前进，头上插着伪装的步兵在前进。到了秋天，中国人民迎接了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巨大丰收中国的大多地区都插上了红旗。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同志在会上郑重宣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产生在这个时期的诗歌，不能不被这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决定性地影响着。整个50年代，******同志这一雷电的宣告，始终激动着中国的诗人们。苦难年代里，人们失去了闲适与欢愉：或者是投身于伟大的事业，想的是为人民而献身，自觉自愿地失去了它；或者是反动派的压迫，求生的艰难，被迫地、强制性地失去了它。严峻的生活，呼唤着严峻的诗篇，轻松的情调似乎是一种亵渎，甚至是犯罪，至少有着极端不合时宜的尴尬。号角的呼啸掩盖了琴弦的颤动，粗矿豪放与精致柔婉是尖锐对立的。《王九诉苦》式的愤愤哭诉，《发热的只有枪筒子》式的无情揭露，乃至于用欢快而不免粗放的唢呐吹奏的《翻身道情》，与这个新生的时代才有充分的和谐。但若有人唱起早期戴望舒式的温柔缱绻的歌，则肯定是一种失去了和谐的不谐和音。那时候我们听不到对于个人命运的吟哦和叹惋，也很少听到关于爱情、友谊乃至山川景物的讴歌，我们并不感到缺少了什么。迄今为止，我们总以为诗的秩序是正常的，诗的钟摆在合乎规律地摆动着。这时节，即使是唱过像《夜歌》那样柔和调子的何其芳，也彻底地改变着自己的诗风：
而且我的脑子是一个开着的窗子，
而且我的思想，我的众多的云，
向我纷乱地飘来，
而且五月，
白天有太好太好的太阳，
晚上有太好太好的月亮……
如果何其芳此时重读他自己这样的诗句，也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包括何其芳在内的几乎所有迎接了新中国诞生的诗人，心中都充溢着那种代表着新时代降临的隆隆雷声，而情不自禁地唱起豪迈的歌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诗人们都面临着重新确定前进的诗的观念的抉择。他们有着沉重的自我批判的觉醒——要是可以称为觉醒的话。何其芳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夜歌和白天的歌》，就蕴含着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光明取代黑暗的时代，动摇了无数曾经习惯唱着小夜曲的诗人的观点。也是这个何其芳，他对自己简直有着难以容忍的愤怒：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反复地说着那些感伤、脆弱、空想的话呵。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值得那样缠绵悱惻，一唱三叹呵。现在自己读来不但不大同情，而且有些感到厌烦与可羞了。
1949年，当******同志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尽管遥远的江南和祖国的边地，大炮还在幽暗的夜空中发出沉闷的轰鸣，但和平正在降临，人民正在告别苦难。仿佛长久的夜行，一双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的环境，一旦东方吐曙，满眼金光，一切似都丢失，唯有光明占据了一切。支配着从建国到50年代诗歌的，基本上是一支光明颂。五四时期的诗坛巨星郭沫若有幸目睹了新中国这颗太阳的升起，他的凤凰真正再生了。但是，当凤凰的再生不再是神话而是现实的时候，他的诗的凤凰也折断了想象和抒情的翅膀。现实的光芒太强烈了，他的眼前、胸中全被这突然喷射出来的强光所占领，他唱的是一支现实的颂歌；像《新华颂》：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丈，辐射寰空，
艰难締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地红。
生者众，物产丰，
工农长作主人翁。
这是郭沫若为迎接新中华诞生作的第一首颂歌，从形式的凝重到描刻的堂皇都称得上严格意义的颂。郭沫若对这首诗的创作相当重视，解放后的第一部诗集以此命名。从诗的整齐格局看，也许是他专为谱曲而作的歌词，也许未必是。这至少提醒我们注意，郭沫若作为新诗的莫基人，在这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即已表现出他的兴趣正在由新诗转向旧诗。更为重要的一个迹象是：在郭沫若的诗歌观念中，早期那种不强调诗歌社会功利，而十分强调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表现，认为真诗应当是命泉中流出来的旋律，心琴上弹出来的乐曲，生底颤动，灵底喊叫的倾向已经有了明确的改变。
这种改变不仅仅发生在郭沫若身上，而是整个诗坛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同的是，郭沫若是感应最灵敏的一位，他在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就有了这种醒觉。他的《新华颂》是写在1949年的9月20日，即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会召开的前夕写的。袁水拍为第一本诗选所作的序言，是建国以来第一篇较为详尽地总结和论述建国以来诗歌创作的文章，其中的诗的观念在当时是具有权威性的。这篇文章对诗的社会功用，是要求它写宣传、反映生活中的重大现实，而且这种反映应当是及时而迅速的。他写道：在诗歌中，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风暴也有了反映。郭小川、适夷的诗及时地来宣传这一伟大运动的历史意义。适夷用热情的诗句表现了毛主席的指示传到农村去以后的情势。他因而断言：诗歌是能够，也应该迅速地反映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及时地发挥战斗作用的。臧克家在1956年为《诗选》写序，继续发挥了袁水拍的观点，他赞扬诗人的诗写出了工人高度的劳动热情和竞赛情景，当工人用铁轨铺成轨道的时候，诗人用钢笔给它们作了诗的记录，他进一步号召：我们一定要提高作品思想性，一定要去追求、抓住有时代意义、现实意义强大的主题！
这种观念从总的趋势看，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历来诗歌被主要地用来抒写个人的性情，新诗发展过程中虽有中国诗歌会等团体和诗人为促进诗与现实重大内容的联系作了努力，但诗与大众的脱离仍是重大的缺陷。革命的胜利，党对文艺工作的统一的全面的领导，有可能改善这方面的不足。我们的问题不是这种强调本身，我们的问题在于因此而忽视了诗的基本性质和规律性：其一，诗可以、也应该反映现实，但这种反映的方式是抒情，而不是及时地宣传或用诗作记录，并且这种抒情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诗人个人的感受是充分个性化了的；其二，诗除了应该关注现实的、革命的变革以及重大的生活内容以外，它还有着广阔的领域较之政治的重大主题的领域，也许那一个领域是更为广阔的一这里包括了关于人生、自然的感受，关于友谊、爱情、婚姻的吟唱，关于童话和幻想，关于科学和技术……我们可以承认，政治题材是重大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对于诗歌，政治以外的其它题材，也可以是同样重大的。
建国初期的诗歌，尽管没有谁作出确定的宣言，但现实的巨大变革吸引了所有诗人的注意，他们不能不思考诗与这一现实的理应有的密切关系。所有诗人的眼睛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都投向了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奋斗和牺牲而换来的光明的现实，由衷地颂扬它，自觉地以诗句来表现它。后来，这种努力被归纳为诗歌为现实，也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