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告文学《兴安岭大山火》
几个月前，中国东北角那场无情的大火令人瞩目牵怀，疾首痛心。20多个日日夜夜，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火情，人们借助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介，急切地关心事态的发展。五月，中国人舆论中心是大火、是人类对于大自然严酷挑战的还击。
当这场恶魔般的大火熄灭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反省和探究它的成因，进而想了解这场特大火灾对大自然生态的破坏，对于人类生命的戕害，以及对于天灾人祸，历史应该担负什么责任，人类应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于是，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一些反映这场大火的报告文学，于是，我们读到了中夙的《兴安岭大山火》（载《解放军文艺》第8期）这篇力作。
中夙以一个现场目击者视角，生动地“报告”了兴安岭大火作为偶然突发事件的某种巧然性，更揭示了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艰辛的，必然性。几处火点的成因是几名对“美丽多姿而又神秘丰饶的大森林资源”漫不经心的失责者过失，而几乎是同一时间的几处“邪恶的火种”生成，却并非好事之徒的戏谑，而是他们对有关规章制度无意的漠视和轻蔑。“星星之火，酿成燎原之灾”是因为“黑色的日子”里，大兴安岭焦灼不安的“阴谋气息”：冬天稀薄残雪后森林大片裸现的腐质层，落叶松的萎萎靡靡、病态的樟子松、白桦林以及历史上少见的高温……“黑色的日子”里恰遇到“红魔火种”，必然的天意与人的大意契合。大火生成，大自然向人类施展了残酷的魔爪，人类面临的挑战恰包括人自己的过失。
历史的挑战是严酷的，也许这种大自然的淫威对人类的戕害，有时更甚于社会政治的较量。仅就作品中对大火威势的描绘略见一斑：“火头经过的地方，几十公里的地域空间全被红色笼罩，太阳失去光辉、大气淡而稀薄、大地炙炙发烫，人畜惶惶不知所以。火头的攻击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房屋如同肥皂泡一样瞬间破灭，参天的大树象火柴梗一样被点燃，坚硬的地表被火化成一层粉屑，连钢铁、石头、砖瓦都被扭曲变形。”无须引证作品中关于人畜生命遭劫难的场面，森林、房屋等人类生存的必需空间、条件惨遭摧毁的情景，这些在大火发生之际的一些新闻报道中，已经令我们扼腕哀泣了。《兴安岭大山火》在火啸和劫难两章中让我们具体地、真实地看到在那火灾中遇难同胞们告别人世的痛苦惨象，那生的欲望连同身体被大火毁灭时，作为同类的我们仅仅是惋惜一个生命的消失吗？对历史的主人——人类，因自己的过失而导致自然灾害的失控，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却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呵！
当然，大火的劫难不仅是生命的消失和毁灭，也有生命的永生，有对生存的抗争和求索，这是人生伟大的光彩，是生命辉煌之所在。《兴安岭大山火》奏响了一支支对生命反思的浩歌。“炼狱之夜”中，生命在烈火中接续，产妇徐广辉产下火中婴儿。在产妇的窗口可以窥见火舌翻滚的身子，劫难将临，接生大夫宁玉晏置自身安危于度外，坚守岗位，临危不惧。她用双手托出的生命，实际上是用人类之爱证明人的生命的不可摧毁。医生的职责是对生命的爱护和接续，作者选取这一真实感人的细节，既是对宁大夫崇高职业道德的褒奖，更是人类面对死亡之火威胁时温情爱心的群体生存意识的凸现。还有，“牧羊人的传说”，老更夫和他的猎枪、猎狗以及在扑火救灾中战士们对“马鹿小姐”的爱怜，在废墟中的迪斯科舞，火难的婚礼等，无不是人类基本情感的外现。在突变的灾祸劫难中，这些不止是一种惜爱生命的本能反映，而是显现了人同自然的抗争，同死神抗争的生命意识的光彩。千里之外来到大兴安岭的“海伦姑娘”常文霞，无情的大火卷去了她那赖以生存的家乡，丈夫离去，孤女寡母，面对重建家园的艰辛，她有许多需要添置的家业，然而，在窗台上的两个罐头瓶里，她插放着妍丽的兴安杜鹃，那是阿木耳人心中“圣地”，是人生展示的生命活力，是呼唤和祈求幸福新生活的象征。作者笔下并没有多少灾区人在猝不及防丧失家财面前的痛苦情状，而通过这些感人至深的人生常见之举，我们更看到了大兴安岭人对生命的信念以及对生活的信心。
如果说这场火中劫难迸射的生命本能的求索、抗争是一自在的本体的意识，那么，人民子弟兵、森林警察以及救灾扑火大军“赴汤蹈火”的英雄壮举，则是一种群体意义上对于在生命光彩的热情礼赞，是对于人生伟大和人道崇高的赞扬。
我们不会忘记人民解放军建设祖国、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做出的伟大贡献，不会忘记雷锋、王杰这些和平时期先进入物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品质，而我们也曾有过因长年和平环境对人民军队的价值表示疑虑，甚而有过不礼貌的戏谑。事实再一次使我们懂得，作为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一个集体，尽管军队中也存在思想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但这支军队的伟大光荣将永载史册。在人民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冲锋陷阵，“救民于水火”，焕发出革命者高度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正是这支英雄之师同森警部队一道用生命同烈火搏斗，书写了当代军人风貌的新篇章。在《兴安岭大山火》中，我们看到了五万余众参加的“抗衡”之役。从“东线纪实”到“西线纪实”，作者刻画和塑造英雄们的群体“雕像”：“东线”之役的重点是保卫塔河县城，“最漂亮的一仗是在盘古”。森警某大队教导员张国华是这样描绘这场战斗的：“当时盘古被大火四面包围……那天七八级大风，火来回刮，我们叫‘旋子火’，最难斗的，有的地方七十度坡，站都站不稳……后来，树冠火随风刮到镇上……家属房前前后后的柴禾垛差不多有房子高，火星一沾就是一片火，燎一片就能着全城……我们拉成一线，十几个灭火机一齐叫唤。火头大呀扑扑的，都够脸，那天烤晕好几个，有的战士手腿都起泡了……”这样的情景，连同扑火大军因长期缺觉一日“战斗”小憩后就地倒卧，如同作品所描绘的——S型侧卧、直面仰卧，头部为茅草所盖，呈放射状仰卧和倚壁而坐等，还有那“额发有一处缺痕、发丝焦曲，如线头系结，系火燎痕”等细微的战地艰苦生活的场景，我们可能从电视屏幕上早已见到，然而，却对这些英勇斗士们的心灵，对他们做着“美丽的菠萝罐头”梦，向往着睡眠补偿，对那“过去曾装病号，吃面条捞干的”战士曹明胜在火场上却借口不能吃酸的把罐头让给别人、同班长关于“当兵为啥”的“密林夜话”却是陌生的。正是火的“炼狱”，使这位（这一类）背着处分的战士思想得到升华，一句“教导团入党好入吗”，不无寻找某种机运的心理，却真切地道出了思想发展进步的端倪。也许当生命受到重创或严厉考验时，人的至情至性、情感生性才得到生发和高扬。当我们读到那背29个水壶100多斤走20多里去找水的薛福山事迹，那某二班为三班找塑料布御寒并不博取一声感谢和表扬，为这种当代军人“自我认定”、“自我实现”的心理而崇敬感动时，我们看到的是伟大长城的群体形象，深深地体会到作者的动情讴歌：“在这之中就有一种奔放的军旅豪情感染你激励你醇化你冲撞你，让你禁不住想唱一支伟大的士兵之歌。”
生命的生存发展，需要精神的力量支撑，它既是自然的本体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兴安岭大山火》中描绘在突然火灾中求生的本能驱使的受灾人们顽强坚韧的生命意志是源于精神的不溃、信念的力量，救火大军们对火海的蹈赴精神是一种责任感的驱使，也是基于一种无私奉献的信念，一种崇高的纯真的生命原动力，这壮丽生命的体现它是人类延续和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
人生的崇高与卑微，原本需要实践的检验，时间的验证，但有时候，在一种突发的事变面前最能测试出灵魂的高洁与卑下，某种不期的机遇会导致一个平庸灵魂的新生，或者一个巧然的因素又使一个显赫者声名败藉。这种情景在这次大山火中并不鲜见。如同对于高尚品格和崇高生命情操蕴藏并没有进行太多探微一样，中夙对于那些在大火中丧失灵魂和人格者，也不着重刻画（那救灾物资的中饱私囊者和权势们的侵吞不就没有写进“报告”吗？）。10数章、10万余字仅就两处写了因大火而使人性的失控，致使商店公物监守自盗（虽然他们也曾闪现过对于国家财物护卫的道德良心），和那些不顾他人生命财物而利用权势摧毁民宅保全自己家园的良心失落者。这种人性的丧失，生命的徒有其表，灵魂的低微，更映衬了在危难险境中崇高生命的可贵，也使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展开的生活面更为广阔厚实。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与其说中夙揭示那些灵魂的低微是为了反衬崇高生命的伟大，毋宁说是对于大火引起的种种反思的一个侧面。反思生命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似乎成为《兴安岭大山火》一文的重心。我在读完了它后的“第一印象”，最欣赏作者力透纸背、扼腕愤激的“天问篇”。如前所说，他的关于大山火的灾情报告内容已见诸于这以前的报章新闻中，即便是那些对人生的韧性求索和对救火大军隐秘的（允许我在此饶舌重复）情感粗疏的探寻，也并不足以有多大新鲜感吸引读者。而中夙文中关于“天问”一章则以正直的作家责任感和一个新闻工作者亲历火场后的思索，向读者也向社会提出了他的由“大火”引起的思考。
似乎不必对他这些提示、诘问、探询等再一一评述：那关于山火后对防火弭灾的人与火、天、森林的究诘发问，也许我们可尊敬的有关领导早就明了，作为中国林业官员难道对伟大国度里植被生态不应该了如指掌吗？关于森林资源对人类的贡献，关于中国四化建设中林木的作用，对防火护林安全措施的现状，关于“人类生物圈”、“生态平衡”、“结构”、“功能”等等各种现代的和陌生的、专业术语和专用名词，无不与其职权范围密切相关。中夙执著而显然地把它们置诸文中，以“人与火”、“人与天”、“人与森林”的对话，警示那些有关当事人以及整个社会，让一场大火洗亮我们的双眼，调整我们的思维，让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祸害国计民生的种种弊端剔除殆尽，作者的良苦用心，昭然可见。
作品的结构呈网绳状，即依火情发生、火难之害、扑火抗灾的顺序次第行文，最后归依在作者思索结穴。这样纲目扣结之状叙事写人逐次递进，为当今报告作品所常见。《兴安岭大山火》的建构又因火情展开面宽作不同层面部位的描绘，有所谓“全景”之貌。报告文学的发展在当今出现了较全面地反映一个事件、即所谓全景式的报告文学，对此有人贬褒不一。我以为，不能笼统地否定或肯定。“全景式”展开生活面广阔，但容易粗疏和浅直。尽管有的动辄洋洋数万言，但溶进了太多水份的大锅稀汤并非是可口耐品的。尤其对于刻画人物的报告文学不宜于铺开太多的线头。对于反映某一事件的作品，这种多侧面、多视角，也许适宜。《兴安岭大山火》当属反映事件为主的，它不写一个或几个典型人物。它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认识这场灾祸的危害，对那些想了解灾难给人类的损失，想从灾难中汲取教训的读者，提供了一定的信息量和多视角。
报告文学自新时期以来巅峰时期似乎已经过去，如何在既往的优势面前取得突破、得到勃兴是报告文学作家们面临的课题。仅满足于社会性的题旨来吸引读者恐不是上策，一旦这种轰动性的题材减少了，它如何发展？在艺术形式的变化上决不可能日新又新，这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但是不能不认识到当今报告文学作品大多是一种新闻报道式的扩充，满足于交代说清事理完事。一些作品也汲取了文学创作中各种表现手法，但在人物的刻画和叙述语言方面都没脱开新闻报道式的浅显直白。读者要求作家的艺术穿透力融汇到对社会生活内蕴的剖析和揭示中，无论是写重大题材社会性强的，也无论是一个普通人生的经历等等，都要同时代情绪和人生的共同感受相通。当前艺术形式的分工越来越明细，我认为，报告文学不宜放弃生活中最能拨动社会人心的题旨（当然并非就是重大题材）的追求，当然这不是仅满足于故事的完整和人物的鲜活。这些似乎是论题之外的话了。在报告文学走向更大发展时，《兴安岭大山火》的发现难道不是提供了一个参照物？！
一九八八年《解放军文艺》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