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舅舅谢国桢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热烈赞成戴学忱涉足诗词吟诵这块传承中华文化的圣地。老先生一边帮她回忆外婆的唱法，一边进行诗词意境和吟诵形式的讲解，又介绍她先后登门求教了夏承焘、陆宗达、查阜西等名家，使她在诗词、古汉语以及吟诵技巧的钻研中，逐渐领悟了《毛诗序》所说的：“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是在这种语言精粹与声音节律的交融中，才产生了浑朴典雅而魅力无穷的吟诵艺术；戴学忱开始坠入诗词吟诵的“爱河”。她在林****上轻吟，在小楼平台上慢诵；她的灵魂忽而化为举杯邀明月的李白，忽而进入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她为他们慷慨悲歌，为他们低吟浅唱。她学古而不泥古，运用自己得天独厚和训练有素的歌喉，赋予吟诵以风情万种的音乐美，使由于行腔单调而不能适应现代人审美情趣的吟诵，进入一个多姿多彩的新境界。一次，她用自己圆润浑厚的歌喉，将李清照的《一剪梅》中那饱经相思之苦的迷离怅惘，表达得淋漓尽致，曲终，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人们在诗的意境里唏嘘不已，久久才回过神来，继之爆发了一场热烈的掌声。
难得最是知音泪
1987年1月27日晚戴学忱接到中国对外友协的电话，说日本“岳枫社吟诵团”又来华访问，请她跟着对外友协会长林林和著名画家董寿昌出席作陪。日本朋友大都是耄耋老人，他们有的已是第七次来华，始终未遇吟诵知音。席间，客人按捺不住激情，两位分别为81岁、83岁的会长，先后放声高歌吟起诗来，虽然缺乏力度却也神采飞扬。吟罢，掌声之后是短暂的沉默。这时，戴学忱从容大方地站起来，向客人致礼后，先是简述了一下中国吟诗的源流和发展，而后一展歌喉，吟了一段“春眠不觉晓”，那圆润嘹亮气韵充沛的吟诵回荡在大厅中，顿时把全场给震住了。接着，她又吟唱了一段“山行”，在热烈的掌声中又唱了一段“枫桥夜泊”，那凝重悠远的意境使人们仿佛远离尘嚣，进入了夜色苍茫的原野。继之，戴学忱又以不同地区的方言和民歌为基调，吟唱了几首唐诗宋词。原来，中国吟诵是这样的丰富多彩！日本朋友激动不已。会长木部圭志老先生立刻拿过戴学忱的小本子挥笔写道：“重访燕京感更新，风翻柳絮鸟声频。迎吾朋友德望在，畅意欢谈情倍亲。”老人说：“几次来华没见过对吟诵有如此造诣的人，我们要把戴先生的吟诵录音带回去好好研究。”他把“戴女士”一变而为“戴先生”了，客人的好学也深深打动了主人。
戴学忱优美的吟诵，不但得到了扶桑来客的青睐，1988年底她到美国探亲时，在匹兹堡的华人联谊会上又有佳遇。她在会上吟诵了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邑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首幽婉苍凉、荡气回肠的乡愁诗，唱得座上白发苍苍的老华人潸然泪下。一位祖籍在大陆的台胞哽咽着说：“我只是在孩提时听过家长的吟诗，你让我回忆起童年，忆起家乡。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大陆依然保留着古老的文化，我真想马上回乡去看看。”这之后，许多华人太太请她去家中做客，吟诗词、唱俚曲、讲家乡，使戴学忱为拥有这么多知音而感动不已。正在匹兹堡大学讲亚洲音乐的一位华裔教授，听了她的吟诵后两次登门拜访，邀请她去匹兹堡大学讲课，校方向她发了聘书，并开设了中国吟诗讲座。150多位师生听课时，时而凝神屏息、时而会心微笑，对中国诗词及其吟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位美国教授对她说，你们的诗词我不大懂。但从你那急缓有序、委婉动听的吟诵中我感到了一种震撼心灵的美！
第二青春花甲年
有些朋友不解：“你是知名的民歌手，后来又弄古曲，现在又搞吟诵，这不是越走路子越窄了吗？”戴学忱的看法恰恰相反。尽管她搞吟诵是半路出家，但在实践中她却看到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块开阔地。在听众凝神静听、心心相印的交流中，她感到，诗词吟诵有着一股穿越时空、撞击心灵的力量。这门古老而奇妙的艺术，是在吟者深刻理解诗意的前提下，以疾徐有致的声韵和节奏，把精致的中华诗词中韵味无穷的意蕴，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听者强烈的感应和共鸣。在吟诵中，有金戈铁马的慷慨悲歌，有长河落日的恢弘浩瀚，有凄绝哀怨的爱情绝唱。在吟诵中，屈原、岳飞、文天祥的爱国心声仰天长啸，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风光凸现眼前，一代代诗人的才情心血点染人间。在给青少年吟诵时，她看到孩子们凝神注视的两眼中，燃烧起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爱一切美好事物的火焰，那是在迪斯科的狂歌劲舞中，绝对不会出现的高境界。这时她便深深陶醉在一种神圣的成就感中。是啊，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并非只是由于长江黄河的源远流长，更是由于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她悟到：吟诵，把这一切圣洁的美都活化、形象化和立体化起来。它是新一代中国人重建人生信念的宝贵资源，是连接海峡两岸的坚强纽带，是与国际接轨的艺术长廊。她在内心独白：我愿为此而献身！
朋友们又问：“你的亲属在美国，那里的生活也很舒服，你为什么不在那里长久呆下去？”
戴学忱莞尔一笑：“吟诵是民族艺术，我的根在中国。”她万分高兴地看到，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在北京等地正在方兴未艾地启动。著名学者、大师们如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杨振宁、汤一介、南怀瑾等出任指导和顾问，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此语重心长地说：“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七十多年来在人生旅途上经历了许多阴晴圆缺，逐渐体会到‘高处不胜寒’和‘鸿飞哪复计东西’等名句的真谛。熟读古诗古文，一生受用无穷。”这一切告诉人们，十年浩劫后几成绝响的吟诵艺术，又以其独特的张力和魅力勃然复兴。她不知疲倦地为吟诵活动推波助澜，应邀到许多地方做表演、开讲座，并将录音盒带向海内外亲友发送。花甲之年，她又进入了美好的第二青春！
黄钰生谈张伯苓
1986年初我听到一个情况，据我驻外使馆反映，海外一些南开学子认为，解放后国内对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评价，由于受某些“左”的影响偏于冷淡，这成为他们心中一个痛点。这一信息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身为记者，只要抓住一个好题目，那就会猛虎扑食一般奔去。
当时年已88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图书馆名誉馆长黄钰生，早自1912年进南开中学读书，后来长期追随张伯苓执教南开，多年任南开大学秘书长，到1951年还为张伯苓起草过遗嘱。近40年在风风雨雨中，目睹老校长筚路蓝缕的办学过程。他成为我第一个采访对象。
他说，甲午战败，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张伯苓目睹丧权辱国的威海卫日英转租仪式，十分痛心。他一眼看去，英国水兵魁梧剽悍，中国水兵委琐萎靡，痛感中国虽广土众民，但身体、精神均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从那时起，张伯苓弃武从文，决心办教育。当然，没解决政权问题，教育救国本是幻想。但张伯苓先后兴办南开中学、小学、大学、女中、经济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并参与兴办西南联大，奔走呼号、席不暇暖，那种惨淡经营的奋斗精神堪称弥足珍贵。当时许多学校包括“官立”学校因经费短缺，对教工经常欠薪。但南开虽是私立，却从不欠薪。当年南开大学的一些名教授如姜立夫、杨石先、邱宗岳，北大、清华等出高于南开一倍的薪金都请不去。我任南开秘书长，月薪是220元，张伯苓兼五校之长，只拿月薪200元。老校长日夜操劳，自奉甚俭，苦干、实干，耗尽心血。正是这种赤诚，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
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他曾说：“中国人之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因此竭力提倡体育。最初条件差，南开甚至用两个椅子放根竹竿，让学生练跳高；他重视道德教育。嫖、赌、烟、酒、早婚均属禁戒，违犯者退学；他重视科学实验。从日本购进大批仪器，教学生做理化实验。其设备之完备，使一位来参观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也为之钦佩不已；他还重视开展学生课外活动，锤炼学生的“公能精神”。
黄老更仔细谈到******和张伯苓的关系。张伯苓晚年曾出任蒋政权的考试院院长。对这件事，黄钰生和许多人当时就不以为然。曾问他：“先生一个人还能挽回国民党的颓势吗？”张伯苓叹了一口气，说：“蒋先生要我去跑龙套，我只好去。”言下不胜凄然。但后来他断然拒绝去台湾，而******对他做出这一正确抉择，有很大影响。******晚黄钰生一年入读南开中学，很快张伯苓就发现了******的见识和能力。1940年黄钰生在重庆曾去曾家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看望******和邓大姐，******也多次到津南村张伯苓的家中聊天。那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吴国桢也常去张家。周、吴两同学见面常常各抒己见，有时辩论很激烈。张伯苓在旁听着，间或打趣：“几时你们不吵了，天下就太平了。”张伯苓受改良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思想上自有种种矛盾，但******对时局的分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50年5月，******听傅作义报告张伯苓希望北归的消息，便派专机到重庆接张伯苓夫妇回到北京住在傅作义家中，******匆匆赶去探望。1950年9月张伯苓回津定居。到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中风不语，危在旦夕。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为老校长写一遗嘱，大家公推和校长最为亲近的黄钰生起草。遗嘱的内容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是根据张伯苓50年来一贯的教育思想写的；关于大局是根据他许多讲话概括而写的。那时老校长已不能说话，但还有听力，心里还明白。写好后给他一段段念，他一段段点头表示同意。有几段大意是：“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50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亦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凡我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去世后，周总理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向老校长遗体行礼默哀，安抚了老师母，然后到客厅同校友们见面谈话。他说自己很遗憾没能早点来，又说道：“看一个人应当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后来我又采访了几个人，写成一篇通讯。题为《张伯苓功在人间》，1986年4月3、4两日《人民日报》先后在国内版和海外版用半个版发出。后来在南开中学90年校庆时，回来许多海外校友，其中包括原南开女中同学、张伯苓的孙女，大家见面时都说高兴地看到了这篇稿。现在又到了南开百年，黄钰生老先生也已过世多年，但当校友们即将齐聚一堂时，我想到了黄钰生先生的几句心里话：
“我们无论在台湾、在美国、在大陆，都是热爱我们祖国、热爱我们母校、热爱我们老校长的。发扬‘公能精神’，坚持爱国进步，促进和平统一，我看就是对张伯苓老校长最好的纪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