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在上海筹备出版《新华日报》。早在1945年9月，******在重庆时就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辟宣传阵地，《新华日报》不仅仅在重庆出版发行，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都要办。经研究，准备首先在上海设立《新华日报》总馆，待回都南京后，再把总馆迁回南京。
上海《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经过秘密筹备阶段后，1946年2月，******从重庆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钱大均，信中指出：“新华日报自始随国府搬迁，由宁而汉、由汉而渝，现国府还都即在，新华日报理应追随东下”，并宣布“特派该社社长潘梓年君先行来沪筹备出版。”于是，上海《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便由秘密转为公开。
国民党当局十分惧怕《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发行，不惜用一切手段予以阻挠。潘梓年到上海后，去见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长潘公展。潘公展说：《中央日报》都在一个地方出版，你们的《新华日报》重庆已经有了嘛，就行了。一口拒绝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国民党当局还制造种种新的借口一再延搁上海《新华日报》的出版。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决定以更切实的行动去推进上海《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以粉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5月5日，外公以****代表团代表、****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专程赴沪部署有关事宜。外公在沪期间，在潘梓年的陪同下，前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会见刚上任的市长吴国桢，交涉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并将《新华日报》主编和编委的名单交给他。吴国桢敷衍了一番，声称此事要请示蒋总裁，旨在继续拖延。
尽管国民党当局多方阻拦，我方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5月10日，外公又致函吴国桢，声明：“新华日报在沪筹备出版，现已觅定本市汉口路第十四号为印刷厂地，并在同路二十五号第七、第九、第十一室办公，进行筹备工作。”信中还声明《新华日报》“工作同人正陆续来沪，现暂分别租住于西藏南路一二九弄一号及思南路一〇七号”，“敬请转饬各有关机关予以保护。”其后，外公和潘梓年还因此要求当局提供房屋，以敷应用。5月16日，外公回南京前，曾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新华日报》上海版预定在6月1日出版。随后，潘梓年也宣布《新华日报》“拟于6月1日发行沪版”。
这一决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惊慌，并遭到他们的蛮横阻止。此后，国民党当局对上海《新华日报》就由社会局所采取的拖延阻挠，转为由警察局执行的查禁取缔。5月29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警察局对黄浦警察分局发出“训令”，严禁《新华日报》出版。
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下，上海《新华日报》终未能出版。但我党仍为在上海开辟宣传阵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如在上海行销英文版的《新华周刊》，并冲破种种阻力，由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的原班人马，在上海公开出版了《群众》周刊。这些措施，就是对国民党当局阻挠上海《新华日报》出版发行的有力回击。
在此期间，东北的局势又紧张起来。5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抵抗之后，撤出四平街。5月22日，我东北部队又宣布自动撤出长春，以求得东北和平的早日实现。******这时做出准备和谈的姿态，提出所谓与****达成谅解的三个条件。我方原则同意三个条件，我方代表******、董必武、陆定一，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迈生以及政协秘书长雷震，在邵力子公馆就政协有关问题作来南京第一次正式商谈。东北问题是重要内容，但双方意见分歧很大，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得寸进尺，继续命令军队向我军进攻。经过我方的交涉，加之国民党军队也需要时间为新的行动作准备，作为缓兵之计，******最后同意停战十五天。事实上，他又在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大打。
我方虽然看透了******对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毫无诚意，但只要有谈判的机会，仍不放弃。6月6日，外公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指出，我们不放弃任何机会求得和平的实现，****同意休战十五天，并愿尽一切努力，谋求谈判成功，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具有最大诚意，使过去一切协议见诸实施，暂时休战成为长期休战，永远停止进攻。可是国民党方面还在积极部署战争，好战分子大肆叫嚣，国民党中某些上层人物对这种情况也很不满。
6月7日，******与外公乘马歇尔座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中央立即举行会议，讨论停战十五天的对策。中央对争取和平的态度不变，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间也好。但也感到谈判的前途暗淡。
******于6月9日返回南京，继续参加谈判。而外公则留在了延安。
外公就此结束了参加和谈，回到延安后，先休息了一星期，因为在南京工作十分繁忙，睡眠时间少，造成极度疲倦。回来后每天睡十小时，身体稍稍恢复后，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去。
第六节转战陕北
时光进入1947年。中国历史正处在两种力量、两种命运的大决战时期。
外公在新年到来之际，在为《解放日报》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回顾抗战胜利后数月来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然后充满信心地预言：“这样的国内形势，和这样的国际形势，就决定了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一定要到来，而且其时间不会要很久。这个运动的高潮将是全国性的。当其到来的时候，将是谁也挡不住的。”
当然，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也还有一个困难时期。但是，外公指出，“我们的困难，乃是胜利中的困难，乃是新中国诞生中的困难，因而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我们遇到的困难，与反动派的遇到的困难，其性质截然不同。反动派所遇到的困难，乃是没落中的困难，死亡中的困难，是绝对无法克服的困难。”
经过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这八个月的较量，我军共歼国民党军六十七个旅，约七十一万人，粉碎了******“全面进攻”。为挽回败局，******不得不改变战略，采用“哑铃战术”，从3月开始，集中了九十个旅近七十万人，分别向我陕甘宁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
3月13日，胡宗南指挥三十四个旅约二十五万人，分别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矛头直指延安，企图首先打下延安，逼迫****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退出陕北，东渡黄河，然后再一举消灭。当时在陕北地区的解放军只有两万多人，而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却十倍于我。胡宗南集团又是******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战略预备队，经过长期训练，武器装备精良，有着较强的战斗力。把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牵制在西北战场，使它不得脱身，显然对其他解放区战场十分有帮助。但陕北方面，形势却很严峻，在重兵进攻面前，党中央为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决定有计划地撤离延安。
3月18日，党中央在清涧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在会上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机关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他也不同意给陕北再增加部队，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会议决定，******、******、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在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
中央工作委员会带走的中央机关有：组织部、宣传部、党校、解放日报社、社会部、政治部、青委，还有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机要处、卫生部、军委总供给部的一部分。
会后，刘少奇、朱德过河。外公也准备随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把他叫住了，说：你留下，做中央纵队的政治委员。
就这样，******、******、任弼时、陆定一等组成前敌委员会，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实行轻装，编为四个大队。为了有个代号，大家决定把中央纵队叫“三支队”（后又改称为“昆仑支队”、“九支队”、“亚洲队”等）。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了一个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员，外公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对任、陆、叶、廖四人说：“你们四人负责一个‘政府’，管我们八百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我们这个‘国家’管好。”
接着，对留下的警卫战士进行调整编组，编成一个手枪连、一个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又提议：“部队有了代号，为了保密我们也应该有个代号。”******立即表示同意，说：“我叫李德胜，取革命一定胜利的意思。”******说：“我叫胡必成，就是革命事业务必成功！”（浙江口音中“胡”与“务”是一样的读法。）任弼时想了半天不得要领，“好名字都让你们占了，我起啥呢？一个得胜，一个成功，主席你给我起一个吧。”******说：“你是支队司令，取谐音，就叫‘史林’。”外公说：“我是政委，那我就叫郑位。”这样，他们四个人都有了个代号。
中央机关向西转移，4月13日，来到了王家湾。王家湾是个很小的村子，十七八户人家，半山坡上有几排窑洞。******、******、任弼时和外公住在贫农薛如宪老汉腾出的两孔半套窑洞里。这座窑洞又破又黑，一排三间，一个大间出入，******住在右边的一间，任弼时住在左边的一间，******与外公住在中间的一间，即一进门的过道窑里。过道窑里除了一铺土坑外，只有咸菜缸。他们只好找了一些砖头，架上木板，当办公桌，甚至就坐个木墩子，膝盖上垫一个用高梁秆编成的锅盖拍拍，把电报、文件放在拍拍上，边看边批，办起公来。胡乔木从陇东土改回来，也同******和外公他们挤住在这个过道窑里。
中央机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正如后来人们所说，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指挥着世界上最大的战争。
这里的工作表面上很平静，平时除开会外，都各自聚精会神地工作，窑洞里一点声响都没有。但工作却很紧张，******要看各地来的电报，要批中央给各地战场的电报稿，经******阅后发出去。外公的主要工作是每日发布新闻，交由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电台发出，供设在晋东南的新华电台之用。
党中央退出延安，新华通讯社的文字广播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却一天也没有中断过。这很出乎听众的意外，也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外，成为当时一个解不开的谜。致使国民党的测试人员也不敢“谎报”陕北电台就在太行山上，他们只能报称陕北电台在延安的西北。
真实的情况是：当党中央决定主动暂时撤离延安时，就开始部署电台广播的工作，曾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准备由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接替新华通讯社总社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工作。中央还派了廖承志带一批工作人员到邯郸执行这一任务。范长江即率领一个电台随中央机关行动，将消息发给邯郸方面，再由他们播出。
****晋冀鲁豫中央局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指示中央局宣传部着手接替工作，改装广播电台。3月初，外公电致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央决定暂撤离延安，各根据地只有晋察冀和你区才有广播电台接替，“除重要文章和重要消息由中央编写或审查后发你们播出外，日常电台口播和新华社文字广播全由你们接替，接替时间准备在一星期后”。不久，外公又电告他们，晋察冀已表示不能接替，要他们迅速答复。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表示：我们条件虽然不好，但延安台绝不能中断。当即拟好复电请示薄一波。薄一波同意迅速复电，鼓励并支持他们办好这件事。以后外公又两次去电对接替工作给予指导和勉励，最后一封电报要邯郸台三天之内一定要做好接替的准备工作。
3月29日，瓦窑堡的电台停止了工作。邯郸台发现陕北台没有按时播音，于是果断决定开机十几分钟，反复播一句：“陕北广播电台，由于机器发生故障，暂停播音，明天再见。”使听众知道第二天能继续听到陕北台的播音。3月30日，邯郸台正式接替了陕北台的广播任务。5月底6月初，廖承志（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长）带着大批工作人员和家属到达西戎镇。邯郸台统一归陕北台，领导加强了。9月11日，外公写了一封热情而诚恳的信给廖承志，指出：“言论方面，务望（一）谨慎，宁使多想想，多看点材料，然后才下笔。（二）文字求简洁易懂，要有内容，不要有看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三）言论的基本工作，即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望切实抓紧，须要花些钱做些装材料用的家具，这方面万勿吝啬。”“电台工作务望严加检查和改进。这是唯一的传播工具，不弄得十分好就会影响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