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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25岁就死了，生命短暂却灿烂。
外公得到外婆的死讯，是在延安。消息是贺怡告诉他的。贺怡长征时也留在苏区。抗战时期，她从江西来到了延安，见到了外公，她没有忘记当时的代传口信的承诺，将外婆的口信转告给外公，并告诉外公关于外婆牺牲的情况。
关于外婆的死，贺怡是这样告诉外公的：
“唐义贞生第二个孩子后不久，铲共团把她抓去了。唐义贞同志对敌人破口大骂。铲共团把她的肚子剖开，让她痛死。唐义贞烈士死的时候，满嘴是土，这是毛泽覃告诉我的。”
贺怡在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惨烈的画面，当我去想象那一个惨绝人寰的屠杀场景，我的心就禁不住战栗，禁不住剧烈地收缩，缩紧了的心又有一种要迸裂的感觉。
后来，我读到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关于外婆的死属于另一种说法：
“一九三五年一月，……瞿秋白会同……何叔衡及其他几个人，离开瑞金附近的藏身之处，动身去闽西，希望经过汕头或广州到上海或香港……
“一队女同志与他们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梁伯台的夫人……陆定一的夫人唐义贞，陆是宣传官员，参加了长征……钟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员；项英的夫人；还有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名叫黄长娇。
“这些妇女的命运都很悲惨……唐义贞的命运最为悲惨。有人指控她向国民党出卖党的领导人，红军把她处决了，后来证明是错案……”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是位严肃的作家，每一处描写的事实都注明了资料来源。同样，他对包括外婆在内的几位红军妇女命运的遭遇的描述也是有他的依据的，无论这些依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但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依据的只是一种传说。显然，他写书时没有读到过外公于1982年所写的《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一文，文中记载了贺怡当年提供的关于外婆牺牲的情形。
同样，外公的文章里还记下了贺怡同时提供的另一个情况，即一个伤员被铲共团所杀害，领导便误以为是毛泽覃、贺怡和外婆向敌人告了密，出卖了伤员，并将他们三人逮捕，差点将他们三人处决了，后来知道弄错了，又把他们三人释放了。
是否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提供材料者只知道这场错案的前半段，而不知道后来的结果，而误以为就那样处决了呢？
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们去考证。
再后来，我读到一份新的材料。我读它时，并没有想到要把它作为一种考证，因为我的心又一次震颤、紧缩和感受迸裂般的痛苦。我的眼前展现的是活生生的历史画幅。读了它，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艰苦卓绝，什么叫舍生取义，什么叫抛头颅洒热血……
我所说的材料是一份长汀县党史办康模生等同志对陈六的采访记录。
陈六，长汀四都人，1934年末至1935年初，曾经与外婆一起工作生活过，相处了一个半月时间，她也是外婆惨烈就义的目击者。
1984年6月13日，康模生等人来到四都，采访了已是69岁的陈六。下面将这份记录照原貌抄录下来。这是一份口语化的原始记录，没有作任何整理。
康模生：陈六同志，请你把认识唐义贞的经过和她牺牲的前后情况详细谈谈。
陈六：我（原）是四都区少共青年团的书记，1934年9月（农历）被派到汀洲少共省委工作。省委设在汀洲东街，省委的大部分部门都设在那里。省委（少共）书记是赖宜昌，长汀涂坊人，不在世了。我是宣传干事，唐义贞分在我处指示工作。她有文化，是干部。那时她怀孕了，肚子很大。我们住了一个时期，因敌人来清剿，就分开打游击了。一部分分在古城方向，一部分分在四都，唐义贞担任了突击游击队宣传部部长，我做宣传干事。游击队一共有百多人，称独立营，营长及政治委员都姓胡，大家都称呼他们胡营长、胡政治委员。不知道名字，是湖南（北）这带人。他们三人（两胡及唐）讲的土话通。后来我们分散游击，十人八人一组，四五个人的也有。分散游击的目的是为了缩小目标，游击的地点就在四都周围。以后，唐义贞就生孩子去了。不久，我们又碰在一起了，她刚刚坐完月子，头上手帕子也不包（坐月子的妇女，头上要包手巾，以免伤风），又跟我们在一起东奔西走了。她告诉我生的是男孩子，在圭田生的，送给人了。这家人没有孩子，姓陈，叫聪秀妹，丈夫范其标，也是红军，孩子就是在他家里生的。我告诉她，聪秀妹是我的堂姐，我们叫她“聪子”，跟我姐姐很要好，她的人家也很好。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外的寮子上吃过了饭，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她看我穿得单薄，因为那时是冬天，（康问：有没有下雪？）没有下雪。她送我一件丝棉袄和一对银镯。她是干部，衣服比我多。丝棉袄送我御寒，银镯送我做纪念。棉袄早就穿烂了，银镯就是这对（拿出银镯，一粗一细）。这东西可能也是别人送给她的，她自己没有这个东西。她把它送给了我，是一种信物，我没有把它丢掉，50年了，再穷再苦，死也舍不得把它丢掉。
敌人到处清剿，到处乱放枪，叫投降。环境恶劣，我们都觉得九死一生。我们常伏在一起痛哭，但不管怎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走，死也要死在红旗下，不能做投降鬼。开会是这么讲，我们也这么做，这样互相鼓励。她还跟我讲，如果这世人（这辈子）还有活命的话，那么就还有夫妻相会，还有儿女团圆。还说，她丈夫对她很好，要不是肚子里有了孩子的话，他们就一起长征了。唐义贞没有生孩子以前是又白又胖的，就像照片上的（给她认过相片）样子，脸圆圆的，以后很瘦，脸变成长的了，瘦成了一条筋（皮包骨头）。每天都是东奔西走，吃不好，睡不安定，今天在寮子上躺，明天在山沟里蹲。
康：你们走的目的是什么？
陈：找红军，跟上红军主力呀！我们都在小金、乌蛟塘等（属于四都范围）靠近江西这带活动。
一天，我们在乌蛟塘的一条山沟（坑）里，被敌人发现，国民党三十六师的部队（当时四都下赖坝驻扎了三十六师的一个团部）就来“围剿”，时间是中午。没有多久的时间，满山都是敌人。（康问：敌人大概有多少？）具体数字说不准，大概在二三百人左右。我们就在那里被捕了。这条坑很长，很深，被捕的人有先有后，有的走远了，有的走散了。我与唐义贞不在一处。我先被捕，因我是本地人，会劳动，被他们押去给犯人做饭送饭。在我被捕的第二天傍晚，看到唐义贞、胡营长、胡政治委员也被押出来了。（康问：当时一起被捕的有几多人？）有二三十人，还被打死打伤了很多人。（康问：你们当时穿什么衣服？）大家都穿军衣，灰色的，打绑腿，还带红领章做记号，也有军帽。
康：唐义贞当时有没有受伤？
陈：满身是伤，双手被反绑着，头上包了白布，血迹斑斑。衣服也撕破了。
康：是不是枪伤？
陈：不是，是敌人用枪托打的。
康：那次被捕了几个女同志？
陈：三人。我，唐义贞，还有一个黄玉英，黄玉英以前做过省委妇女部长，上杭南洋人。（康问：你们一共有几个女同志？）有五个。那两个不知叫什么名，没有被抓到，可能跑那边（指江西）去了。
我被捕后，我的哥哥陈柏生（伪乡民代表）把我保释出去了。我在我的姐姐家住，帮她做豆腐。
康：你们被捕后，被敌人缴了些什么东西？
陈：两挺花机关枪，驳壳枪很多。还有文件。文件是敌人搜身时，在唐义贞和胡营长、胡政治委员身上搜到的。每个人都要搜，包括每个人的米袋、包裹。
他们关在敌人的团部，就是今天我带你们看过的那栋房子（已经倒掉了）。两胡关在尾间，唐义贞关在前厢房间。他们是要犯，所以分开关。（康问：敌人怎么知道他们是要犯？）他们身上还有文件，因为不是投降的，没有把文件毁掉，所以敌人晓得他们是红军的干部，另外关押。其他人关在其他地方。当时他们还可以有自由，可以打水洗脸，可以在那栋房子里走动。那天晚上，我还送了豆腐等东西给他们吃。我说这三人我认识他们，想送点东西给他们吃，得到允许。等他们吃完了，我就走了。当天晚上，敌人看守不严，他们三人逃跑了。当初我不知道是他们逃跑了，只听得国民党士兵说，“逃跑了，逃跑了！”天刚蒙蒙亮就吹哨子，调军队抓人，当天没有抓到，隔了一天，也是傍晚了，他们又被抓了回来。这次就不同上次了，敌人气势汹汹，不让人看，不让人近身。他们被反绑双手，绑得很紧，手都变成紫色的了。一押回来，就把他们关起来了，不准任何人去看了。第二天早上，（大概八九点钟）就把他们杀害了，三个人都被剖了肚，两个男的心脏被他们（指敌人）挖去了。
康：他们有没有同你讲什么话，或者喊口号？
陈：没有，根本就不让人前去。到处都站满了国民党的士兵，看的群众很少，当时那里才住十几户人家，又是早晨，冬天时节大家起得比较迟。敌人把他们三人推到坝上（今天我带你们去的那个地方），又把他们五花大绑，索（绳）抽（绑）得很紧，根本就不能讲话，也喊不出口号，加上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敌人边绑边踢，狠命地踢。我站一边看，吓得要死。他们三人的目珠（眼睛）一直往我看。在群众之中他们只认识我一个人。一阵子后敌人用乱枪射击，用枪尾巴上的刺刀把两个男的心脏挖去了，以后又听敌人说：“那个妇女还吞下有文件，开胸。”三个人都被剖了。有没有文件我不知道。唐义贞的心有没有被他们挖去不知道。只见敌人提了人心，血淋淋的一路滴血。我们都不敢前去看，看的人比死还要难受。后来，他们就在那里挖了一个坑，三个人埋在一窖，叫犯人埋的。（康问：当时看到的人，今天有没有了？）没有了。埋的地方就是我今天上午告诉你们的那个地方，当时，那里还有三棵板栗树，很大，至今还有一棵树兜还看得见，所以，杀他们的地方我至今没有忘记。我与他们相处过，工作过，象姐妹一样。那时我就住在那个地方的旁边。现在，三棵树被砍掉了，草坝地也开了荒，那一块地方因埋过人，而没有开掉，空在那里。
康：唐义贞就义那天是什么日子？
陈：是12月20日外，（回忆）大概是26日、27日左右（阳历1935年1月30日或31日）。
自那以后，我每隔一个星期要到汀州去做飞机场，叫做自新分子。唐义贞被杀害的经过和地点，我还给濯田公社的王万兹讲过，他们的殉难处我还带他去看过。其他人就没有告诉了。解放后我常对我的儿子讲，要为我做一个“公事”（报告）给政府，把以前的事情讲出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儿子总劝我不要说，不要惹是生非（陈六曾是管制分子），所以一直未说出来，直到今天。
康：唐义贞的性格如何？
陈：性格温柔，像书香人家出身，从来没有什么脾气。她还给我说过，要是她万一牺牲，以后又有人来找她的孩子，就告诉来找的人，孩子送在圭田。
我知道的都讲了，唐义贞是个好人，为了革命，命都没有了。我建议政府在她被杀害的地方做一个墓，纪念她。
康：好。谢谢你提供了唐义贞烈士牺牲的情况。你的建议我们会向上面报告。谢谢你！
在这之前，外公只知道外婆为革命牺牲了，但不知道外婆牺牲的具体时间、地点、经过和凶手是谁。长期来也无从调查，要搞清楚十分困难。直到陈六把具体情况提供出来后，才清楚了。
陈六所回忆的外婆牺牲的情形与贺怡当年反映的情形，除在个别细节上有差别外，基本上是一致的。
陈六以前一直不敢把此事告诉别人，原因她自己已说过。这次之所以找到她这个线索，说来万般曲折。
陈六在谈话时提到她只跟濯田公社的王万兹说过外婆牺牲的事。原来，王万兹原是红军的连长，认识陈六，他曾听一个战士讲过外婆惨死的经过。王万兹也认识外婆，因为他的妻子也与外婆一起工作过。王万兹就找到陈六，向她了解外婆牺牲的情况，陈六就对他讲了，还带他去看了殉难的地点。所以王万兹是外婆牺牲的第二个知情人。但也由于家里的成份高，从没有向任何其他人说过这事。
王万兹有一个儿子，在黑龙江牡丹江市工作。江苏有一个采购员到长汀采购木材，认识了小定，并知道小定的身世。而这位采购员是王万兹的儿子的战友。后来这个采购员出差黑龙江时，碰到了王万兹的儿子，向他谈起长汀，谈起小定，以及小定的身世。可能王万兹的儿子听他父亲说过唐义贞牺牲的经过，脑子里有印象，但不知道唐义贞在长汀还有后代。他赶紧写信给父亲王万兹，要他到长汀找小定，告诉外婆牺牲的经过。1984年6月6日，王万兹从濯田来到长汀县城，找到了小定，小定方知道这一线索。党史部门于是前去采访陈六。
为了纪念唐义贞烈士，在她牺牲之地下赖坝村的一所小学，被命名为“义贞小学”。
1985年，长汀县政府为唐义贞烈士立墓。在长汀县城西门罗汉岭瞿秋白烈士纪念碑一侧的山坡上，修建了唐义贞烈士的“衣冠冢”。外公亲笔题写了墓名和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