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以前，小定根据养父的理解，一直以为自己有一个叫“平平”的哥哥。后来，从周月林提供的材料中，才知道应该是一个姐姐。与父亲团聚后，后者得到证实。父亲告诉他说：“你还有一个比你大三岁的姐姐，名叫‘叶坪’，现在仍然下落不明。”
父亲告诉他，叶坪于1931年12月30日出生在当时苏区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的叶坪，即当年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祠堂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为了纪念这个地方，就给女儿取名“叶坪”。
1934年10月，叶坪还未满3岁，当父亲的就随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母亲因怀着小定，临近分娩，留了下来，托养叶坪的事由她一手安排。从此，他与妻女失去了一切联系。
现在，找到了儿子，更勾起他对仍然下落不明的女儿的怀想。他将这一切告诉小定后，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从1937年开始找叶坪，至今还没有找到。现在看来是无望了。”
他对小定回忆起他数十年来寻找叶坪的过程——
当年我与义贞分手时匆匆商定的安置叶坪的办法是：将叶坪交给卫生材料厂的一位管理员——一位因病回家的男同志，请他把叶坪带到瑞金以外的乡村寄养。但我不知道这位男同志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只知道叶坪称其为“好妈妈”。
后来，义贞是否确实把叶坪交给“好妈妈”了呢，还是有其他变故，托给另外什么人了——这一切我毫无所知。
1937年，我在南京。义贞的大哥唐义精前来看我，并带来一位名叫罗高的人寄自江西瑞金武阳围的信。从信中得知，罗高受托正带着刘伯坚同志的儿子豹儿（刘豹生），寄住在武阳围的船夫赖宏达家。信中还告知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好妈妈”带着叶坪，也在赖宏达家！
太好了，事情果然如事后商定的那样，叶坪正由“好妈妈”带在身边。
我当时分析：为什么这封信由罗高来写？可能是因为“好妈妈”不会写字，但记得唐家的地址（这个地址是学校，好记），罗高又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我的名字，知道我还在，故写信给义贞的大哥转我。
我因为要赶赴抗日前线，便委托唐义精寻找叶坪。我当时正分得父亲的一笔遗产，我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献给了党组织，留下一些钱交给唐义精，做为寻找叶坪之用。
唐义精立即前往江西。到了南昌后，却因局势紧张，无法继续前往赣南，只好返回。回来后，他用通信的方式与瑞金方面取得了联系，那边果然说有叶坪在。于是义精将钱寄了去，希望那边能设法将叶坪带到武昌。然而，后来得到的却是一张照片——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30多岁的男人的照片。
这是一场骗局。这场骗局是怎样设计的，是谁设计的，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后来，唐家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也就无力寻找叶坪了。
贺怡同志（毛泽覃的夫人）在延安告诉我：她在江西时，亦悉叶坪住在离会昌县白鹅五华里处，由其“好妈妈”带着，后来又迁至赣县的江口。贺怡曾设法将叶坪带出，结果未成。
虽然有这些消息，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加上事务繁忙，无法进行寻找。
1946年7月，在延安，我重温记有贺怡同志提供情况的日记，又一次勾起我寻找女儿的念头。我想到李德全办的一个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构。或许，可以通过这个机构想想办法。
我立即动笔写下一封信，寄给身在南京****办事处的邓颖超同志。在信中，我谈了义贞牺牲的情况和叶坪的消息，我写道：“我想请你拜托李德全先生经过她的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属于全国慰劳总会的，据说今年八月将解散）去寻找。此孩已十六岁，又是女的，再找不回，便不知成什么东西了。如能找到叶坪，豹儿亦可找回，说不定还有几个别的孩子在一起（据说陈正人的孩子还在），也可以一起回来，免受****、灾荒之苦。”
邓颖超同志接到我的信时，******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响，那个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不复存在，也就没法托它寻找叶坪和其他孩子了。但几年来邓颖超同志仍然惦记着这件事，并一直保存着那封信。全国面临解放之际，她还想到寻找叶坪一事，并特意给我回了一信。
定一同志：
你给我的一封信，辗转移携，终于带到北平来，现送还你。对于寻找叶坪不是没有意义的。在现时和今后寻到叶坪的可能更大了。热望她能够回来。
邓颖超
五、十五
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委人前往赣南一带寻找叶坪，但是没有结果。
就这样，40多年的寻找毫无着落。
小定听着74岁的父亲沉重地叙述这一切，自己的心也空落落的。啊，姐姐，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原本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而今我终于见到父亲了，可是姐姐你在哪里呢？
小定不甘失望，根据父亲提供的关于瑞金武阳围赖宏达这一线索，再次通过组织向瑞金县公安局联系，请求帮忙查找叶坪的下落。
瑞金县公安局做了认真的调查后，复函告知：赖宏达，苏区时有五十岁左右，撑船为生，专门走瑞金、于都、赣州、南昌一带。赖宏达早在解放前就死了。他生前虽接应过刘伯坚同志的儿子豹儿，但无人知道他是否接应过一个女孩子，或许因为这女孩在他船上停留的时间很短。而当时四地水路上有瑞金船帮、于都船帮、赣州船帮等，即使那女孩还在世，也不知经哪个船帮带到哪里去了。
又一次失望！至此，瑞金方面的线索中断，再也没有继续寻找的去处了。
1981年12月，小定去北京看望父亲，怀着失望的心绪汇报了这一调查结果。
老人陷入一阵长久的沉默，神情显得分外沉重。然后对小定说：
“你母亲壮烈牺牲，可歌可泣！要把她短暂却光辉的一生所走过的历程写下来，作为对烈士的永久纪念，在我，也了却一个心愿。我已经75岁了，叶坪未找回，是我这一生的一件大憾事。现在，也应该向九泉之下的义贞做一番交待了。”
在老人的面前，摆下了一台录音机。磁带盘缓缓旋转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老人一边回忆，一边叙述起来……
老人深沉缓重的忆述，变成了饱含深情的悼文。
它就是我在6年后读到的《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后作了修改又收入《风展红旗》。
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会使事情出现新的转机。
6年后的1987年10月，小定在长汀惊喜地收到父亲的来信，和一起转寄的我写给老人的信。
我的信是7月份写的，老人当时不在北京，已去了东北。他9月底或10月初才回到北京，才看到我的信。看信后，老人立即做出了安排。
老人给小定寄去的，还有一封他写给江西省人民政府的信。他叮嘱小定携此信前往江西，面呈江西省政府，并协同江西省政府，调查我的母亲是否就是叶坪。
老人给江西省政府的信全文如下：
江西省人民政府：
1934年红军长征时，我和我的亡妻唐义贞烈士，托人把3岁的女儿叶坪，寄养在于都船户赖宏达处。抗日战争时和解放之后，虽多次找寻过，没有找到。
今年接到赖章盛来信，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女儿。我已年迈，要我的大儿子陆范家定去核实。陆范家定是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后生的，53岁，现在福建长汀县民政局工作。
为了核实，必须请省人民政府代为调查。由于当时的证人都已逝世，女儿3岁不识字，也不能记忆，调查起来必定极其困难。但此外再无别的办法，只得麻烦省府。多谢，多谢！
其余一切，由陆范家定告诉。望与他接洽，这封信亦由他转上。
我现住北京。八十一岁，不能管事了。
专致敬礼！
陆定一
1987.10.5
小定来到了江西，并于11月1日随同省、地、县、乡联合调查组来到了我的家乡。
当小定第一眼见到从菜园里回来的母亲时，便心跳不已：眼前的脸容，活脱脱酷似父亲的形貌。她真是自己的姐姐、自己的亲姐姐呀！
小定多想喊一声“姐姐，亲姐姐”呀！可是不能。相见，还不能相认，一切还待进一步核实。欲言还休，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骨肉同胞，50多年来，第一次相见呀……
我的祖母已于1975年去世，当时知道情况的许多老人也去世了，但还有几位健在的老人向调查组做了关于我母亲的来历的证明。
小定还在调查人员与母亲的对话中，捕捉到几个细微却关键的情节。
——当年，你是怎样称呼张德万的呢？
——听我养母说，我叫她“妈妈”。
“妈妈”！小定心里一动：父亲不是说过，叶坪是托交给了她称其为“好妈妈”的人么？这个情况只有父亲知道，而她，竟也称一个男性为“妈妈”，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吧？
——张德万是个男同志，你为什么称他为“妈妈”？
——不知道。
后来，正是这个关键性细节，使得陆定一老人对我母亲是否就是他的女儿叶坪做出了肯定性判断：“‘不知道’那就对了，那时叶坪才3岁，能知道什么呢？‘妈妈’那也对了，她连‘好’字也忘了。反之，如果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那就不可能是3岁就离散了的叶坪了。至于小时候她为什么称张德万为‘好妈妈’，其原因只有我知道，天下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
同时小定还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我母亲谈到当时带来的物件时，提到有一双象牙筷子，但后来丢失了。小定找到父亲后，曾去过母亲的家乡武昌，从母亲兄妹们的子女那里知道，母亲八兄妹，每人都有一双象牙筷子，那是老父母送给他们的传家宝。母亲的那双，莫非传到这里来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线索，小定和调查组一行又来到了吉安县云楼乡芦下村。这里，便是张德万的家乡。
他们了解到：张德万兄弟三人，都参加过红军，其中老二张德清牺牲在战场上。张德万是老大，没有后代。老三张德明的儿子张永济提供：他的伯伯张德万确实在红军卫生部门工作过，从部队回到家乡后，没几年就病逝了。生前他告诉过家人，在于都县禾丰，他寄养了战友的一个女孩。
后来小定听父亲回忆说：“张德万就是‘好妈妈’。虽然以前未记得他的姓名，但知道他是义贞卫生材料厂的管理员。因义贞是一厂之长，工作忙，张经常帮助照顾孩子，对叶坪十分好。孩子小，除‘爸爸’、‘妈妈’外，其他称呼不会叫，义贞就让孩子称张为‘好妈妈’。张德万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十分喜欢叶坪，他因病未能参加长征，加之他正直、忠厚、热心、靠得住，故义贞将叶坪托交给他。张德万这个好同志，我们要永远纪念他。”
至此，历史的谜，笼罩了半个世纪的骨肉之谜，可以揭开了！
5
调查组来到我们家乡，调查完之后就走了，他们调查的结论如何，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上述情况也是后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全家面临的依然是等待。
等待了近一个月后，才接到于都县政府的通知，要我们全家于11月28日赶到县城。
我们下榻在县民政局招待所。
傍晚，一辆标有“江西省政府接待处”字样的中巴开进了招待所的大门。
我们房间的门被打开了。小定和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的两同志出现在我们面前。
小定急切地走到母亲面前，握住了她的手，嘴唇颤抖着，半晌才说出声来：
“姐姐！”
小定随同调查组来过又离开后，母亲知道了他的身份，现在也明了我们一家被通知到县城来意味着什么。可这声“姐姐”，却还是使她感到十分突然。50多年来盼望见到亲人的梦，在这一声呼唤中变成现实，对此她仿佛不敢相信。
然而一切都是真的。这位握着自己的手，站在自己身边的人真是自己的同胞弟弟，他继续说下去的话也是真的。
“姐姐，我们是来接您和全家去与父亲见面的。父亲已经从北京来到南昌，他等待着与大家团聚！”
53年来所盼望、所梦想的，真的就要实现了！
母亲似乎承受不了这巨大幸福的来临，她将头轻轻地靠在弟弟的肩上，心中悲喜交集，眼泪脱眶而出，半天说不出话来。
“姐姐，这是大好事呀，我们大家的喜事！父亲、您、我，多少年来的夙愿啊……”小定扶着母亲，口中劝说着，自己眼睛里也是泪花闪闪。
这一对同胞姐弟，第一次这样依偎在一起。
他们的头发都是白的。
第二天，我们前往南昌。
于都到南昌，四百多公里路程。当我们的车子进入南昌市区时，已是夜色朦胧。
这里已经下了一场初雪。披上薄薄雪衣的夜晚街市，行人稀少，在朦胧的街灯映照下，显得素洁幽雅，有一种童话世界的氛围，也给人迷离入梦的感觉。
车子进入滨江招待所的大门，在花圃中的甬道上缓缓行驶了一会儿，停住了。
我们下了车。周遭一片幽静。虽说是冬天了，这里依然是树木葱茏。几座不高的楼房间隔有致地座落在绿荫丛中，亮着的窗子投出的灯光，融融地映在绿树梢上，又穿过浓枝茂叶的缝隙，星星点点地洒漏在苗圃和甬道上。
自从车子进入市区，母亲就没说一句话。她下车后，便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棵圆柏前，环顾着四周。此刻，她仍然有一种迷离入梦的感觉：这些绿树，这些楼房，这里的一切都那么陌生。怎么会来到这里，这是什么地方……此刻，父亲真的就在这里的某幢楼房、在某个亮灯的房间里等待着自己吗？
“姐姐！姐姐！”小定上前唤她。
她终于醒悟过来，转过身，一把抓住小定的胳膊，急促地说：“爸爸呢？爸爸在哪里？我要见爸爸！”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她做过无数的梦，梦里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她要见到父亲了，千真万确要见到父亲了，但最后却醒了过来，只有泪水****枕头……此刻，她害怕这又是一个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