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萝卜的事一直搁心里压着，老爹心情糟透了。最近警察学校出了件怪事，事情不大，但是让保卫科很伤脑筋，一台电动抽水机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见了。早先校园里有大片的闲置土地，自从粮食供应紧张以来，学校里所有空地都种上了粮食和蔬菜。这是老爹为解决饥荒问题专门写进年度工作计划的，抽水机买来用于灌溉田地，临时搁库里放着。
学校四周砌有围墙，设有武装警卫，夜间有巡逻，抽水机铁管有五六米长，百八十公斤，一两个人决不可能一次性给弄走，更何况这是在警察的地盘上呢。校保卫科和当地派出所查了很久仍无结果，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出于职业习惯，他们判定可能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搞破坏。
老爹听说后立马火了：你们这帮警察吃啥的？案子迟迟破不了，只能说明你们是帮蠢驴，依咱看啊，该扒掉你们这身皮回家种田去，警队不养废物。
周主任对保卫科长说：你们得尽快拿出办法来，高温酷暑就要来了，案子破不了到时没用的，总不至于去请军统中统的人来帮忙吧，到时不得让阶级敌人笑掉大牙。
校保卫科长是个年轻干部，急于做点成绩出来，不想遇上这种不疼不痒的事，一台抽水机值不了几个钱，但这么大的铁家伙居然轻易地被人从警卫的眼皮底下给弄走了，而且是在培养训练警察的学校，政治影响太坏。按一般思维，既然作案者能轻易地弄走这么笨重的家伙，那么绝密文件和枪支弹药总比抽水机好弄吧？想想都觉得后怕。由此说明这绝不是一般盗贼干的。保卫科长分析说：局长，主任，这案子肯定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干的，而且是里应外合，我打算先从内部人员入手，调阅所有在职人员的档案，梳理一下，找出疑点，争取有所突……
老爹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的话：阶级敌人？阶级敌人是吃饱了撑的？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就为一台抽水机？按照你的逻辑，是不是阶级敌人将抽水机偷回去当大炮使唤呀？你脑子有病是怎么着？屁大点儿的事就往政治上扯，总想搞人人过关？这就起怪了，如今有些人少吃一口就他娘的叫唤，委屈得跟孙子似的，有能耐咋不学人家上甘岭啊？几天不吃不喝，照样的打胜仗，啥精神，啊？这才算个革命战士，才是爷们儿嘛……别尽想着靠整人捞好处，那不行，那是歪门邪道要遭报应的懂不懂？
周主任见老爹开始发飙，越说越离谱，便圆场道：局长啊，我看这案子以后再议，让办案的同志先回去，咱俩不是还要到市里去吗？
校保卫科长冲着老爹背影咬牙一瞪眼，走了。
周主任继续说：局长，有些话何必说的这么直白呢？尤其对下级，心里有数就行了，这话要是别人我就不说了，整人也不是啥新鲜事，延安整风时就有了嘛，打着“挽救失足者”旗号，大搞逼、供、信，对自己人比对敌人还厉害，遇上这种情况不是你我这样级别的人能改变的，看眼下的政治气候，最好还是少说为妙，言多必失呀！
老爹不屑道：哼，只要我赵大峻还坐在局长位子上，队伍里就不容许有这样的混蛋，谁想整人，老子就扒了他的警服，没啥好犹豫的，反正老子的乌纱帽就这么点儿大，摘掉也不见得有啥可惜的嘛，大不了进山打猎去。
周主任无奈地说：你呀，也就是沾了为人耿直的光，总有老上级给护着，算你运气好，不然就冲你这脾气，别说你当局长，就是不整死你也得让你趴下，你就没想过？一次两次迁就你，就该知趣啦，可总这样，谁还再护着你？到时候谁也管不了了呀！
老爹牙一咬说：去他娘的，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老子就这德行，改不了也不想改啦！
第二天，老爹着便装带上警卫，也没打招呼，悄悄溜进校园。地里种着大南瓜，藤子长得又粗又长，叶子绿油油毛茸茸的，南瓜生长周期短，土壤水肥要求不高，见效快。老爹记忆尤为深刻，在南泥湾时候，大胡子旅长王震领着三五九旅搞大生产，就用这玩意填实了中央首长们的肚皮，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老爹左右看看，发现这块地刚浇过水，而且地势明显比别处的地块要高，不远处有条2米宽的水渠，与长江相连，处于枯水期，水面很低。老爹琢磨了一会儿便笑了，他问参谋：你猜这瓜地是用啥浇的？
警卫员也笑了：这还用问，当然是江水啦。
老爹说：屁话，我的意思是咋浇的。
警卫员歪着脑袋自言自语地分析说：这边地势高，不能自行灌溉，所以只能用人挑了。
老爹哼了一声：咱就不信李娃这小子会这么勤快，自己挑水？咱俩找找，里面要是没名堂咱请你喝酒。
他俩走到水渠尽头，发现有个圆水池，是用废砖的，看样子水是从池底涌上来的。
老爹：想想看，这池底总不该有个泉眼吧？
警卫员迷惑不解道：那水是从哪儿来的呢？
老爹说他死脑筋。老爹认定这水是从别处引来的，池底肯定有暗管。河边有个小茅棚，许多年了，不大引起外人的注意，若来个七八级大风非卷了不可，可在里面却发现了秘密，那台被人挪窝的抽水机就藏在里面，上面盖有乱七八糟的伪装物。伪装得很巧妙，怕脏怕流汗就别想找出来，而管道处理的很绝，它一律被埋在南瓜地里，此时上面南瓜藤苗长势正旺，河水正是通过暗管被送到水池里的，就好像水池底下有个天然泉眼。老爹随手合上电闸，完全证实了自己的推测，随着嗡嗡电机声，清澈的江水果然如泉水一般直往上涌，他不猜就知道是李娃这小子干的。
李娃正带着一帮小警察在草坪上搞训练，训练科目是擒敌技术。这没啥好谦虚的，他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历次的你死我活的较量中都是以胜利者的面目而宣告结束。老爹让李娃将脱俗的身手传承下来，还特地请专家对他的动作进行了理论性总结，一一画出示范图，制作成教材，这套教材到后来竟成为全警系统的范本。教材归教材，李娃最厌恶照本宣科，每次带队训练必定言传身教，没有花架子，不拖泥带水，不经他的认可，再怎么符合教程规范，照样不给他发结业证书。这是老爹特别授予李娃的权力，因为花拳绣腿好看却不中用，用于实战狗命不保。所以能够被选上参训的都有几年的斗争经验，这已经很不容易，而能够成功结业就更不容易了，即便念他吃的苦头勉强算合格，三四个对手也别想伤他一根毛。此时两个对抗下来不分仲伯的警察，一个捂着流血的鼻子不干不净地骂道：狗日的手真黑，哪儿软肋往哪儿打。另一位揉着胳膊埋怨道：对不起啦，没辙，谁叫李娃这小子心狠手毒啊！
李娃见老爹出现在操场上，赶紧过来敬礼。老爹绷着脸皮不谈训练，讥讽道：你们班的农副生产搞得不错，看来又是个丰收年啊！李娃反应也不迟钝，马上明白了，要是别的领导跟他说这话，他就装傻充愣应了，可对老爹耍心眼就有障碍了，不是不敢，而是他一直敬重这个人，而对一个自己敬重的人耍心眼天理难容。李娃索性地说：局长，那事儿是我干的，该怎么罚您说了算，听您的。老爹揣着明白装糊涂说：你干啥啦？我是随便溜达看看。李娃尴尬道：局长，我都跟着您十五、六年了，您是随便的人吗？谁信啊？老爹心里暗暗叫绝：操！这小子忒鬼，一眨眼的功夫就能判断出你的来意，于是不再兜圈子了，若有所思地说：好呀，算你小子有种，既然说开了，也就没有必要掖着藏着了，你就给我说说理由，若能站得住脚，你就留着用，反之对不起啦，物归原主，最后再赏你个记大过。
训练班张班长也学会了替领导堵枪眼儿，说：局长，您好像找错了人，那事儿是我带人干的，李娃没那能耐，他觉得是件露脸的事儿，将来好吹牛，就硬说是他干的。
老爹脸一横：给我闭嘴！要处分你俩一个跑不了。
李娃没有惧色：局长啊，理由不复杂，训练不同于坐办公室，这您是知道的，本身出力流汗体能消耗就大，再额外支出，绝对影响正常训练，要是不上点电气化，弟兄们就得挑水种地，可这体能哪儿来呢？辩证地看，人的一生体能总量似乎是无限的，但分解到每一天却很有限，而且是极为的有限，还要看各人底子打得好坏，在目前闹饥荒形势下，如果副业用多了，训练上必然得减少，否则啥都做不好，除非您不叫咱带这个班。再说那玩意搁仓库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来用于发展生产，于是我就做了一把，动作虽然不算阳光，却很实用，至于处分问题我没考虑，也无需考虑，因为这是局长您的事儿。
老爹吃了一惊，不知道这小子啥时候学了辩证法，并且运用得还很娴熟，虽然属于狡辩的范畴，但不能说一点儿道理没有啊。他心里挺欣赏这小子的，想了想说：哟呵，啥时候练的嘴皮子？弄得文绉绉的，行啦，那事儿到此为止，那家伙你们先用着，不过你们都给我记住，下不为例，不管有啥理由，偷东西总是错误的，你俩要检讨，在班务会上给我检讨，以后要坚决制止啊，不然手脚习惯了，还不得偷人珠宝店去？
李娃和张班长一起敬了个礼，异口同声地说：是！谢谢局长，我们金盆洗手，从此一定做个守法良民。
老爹走出不远又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那玩意儿是个很笨重的家伙，你们是咋弄出来的？李娃刚要回答，老爹又挥挥手说：算啦，啥也别说了，这事儿我一听说立马就想到了你们几个，除了你们几个还会有谁？好好练吧，等不久的将来组建一支特警队，你们可就是骨干分子啊……
老爹只字未提抽水机的事儿，便结了案，说起来有点儿像故事。这场大饥荒在中国闹了整整三年之后，老天爷忽然开恩，连续几年风调雨顺，工农业生产一路高歌很快恢复到灾前水平，并且年年呈两位数增长，国民经济和收入迅速提高到一个新台阶。时间一晃跨入1966年，满怀信心的中国人民没有料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候着他们哩。
这一年5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逐步取而代之中央政治局，成为独揽大权的权力中枢，随后文化革命运动全面展开，自上而下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彭真、罗瑞卿等组成的反党集团。其间身在北京几所著名学府的精英学子们，不安于枯燥乏味的校园生活，朗诵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诗句，大胆做出一个旷世空前的历史性决定：成立红卫兵组织，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星火顿呈燎原之势，红小兵、军宣队、工宣队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揭竿而起，手握红宝书，高声齐唱：拿起笔，做刀枪，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啊。
祖国山河一片红，七万万个激情喷涌而出，巨大的能量和巨大的破坏力令世界叹为观止。一大批知识分子变为臭老九赶进牛棚改造劳动，头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帽儿的老革命、老干部统统靠边儿站，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古老的民族一下跌入万劫不复的炼狱之中，残酷而无序的斗争，把整个中华民族淹没在眼泪和血泊之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成为秦王朝“焚书坑儒”两千多年之后的历史性重演。
自此，一连串的祸事便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老妈的父母先是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被双双定性为“黑五类”，随即开除公职，被送进苏北的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老妈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闻讯后悲痛欲绝，哭了整整一夜。
老爹对岳母丈人爹的遭遇丝毫不感到意外，他早就觉得这对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知识分子不是啥省油的灯，说话太随意了，对党的领导总是指指点点，说啥要对权力进行监督啦，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啦，啥言行自由呀。在老爹看来，这些话确实很反动，人民的江山是万万千千的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能拱手交出去吗？轮流执政？谁跟谁轮流？亏这些臭老九想得出来。没有言行自由？那自然是应该的，对地富反坏右，对阶级敌人当然不能给他们乱说乱动的机会，不然还不翻了天？去接受一下社会主义教育也好，洗刷一下腐朽黑暗的灵魂，改造好了还可以摘帽子恢复名誉嘛。老爹这么想也是这么劝老妈的。
可老妈根本不接受老爹的茬，她厌恶政治说教，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他，老爹从来没有发现与世无争的妻子会有这种眼神，极度的震惊、失望和轻蔑，这目光太复杂太有震慑力了。老妈最终转身走了，什么也没解释。可老爹发现当天晚上老妈在另一个房间支了张床，与他分居了，这让他感到莫大的耻辱。做女人的用这种手段要挟她的男人，显然是对男人权利的一种鄙视。老爹起初根本没在乎，独自一人睡了几个晚上，本指望老妈消消气就回来了，没想到老妈已做好长期分居的打算。他独守空房，每晚都在辗转反侧和饥渴难耐中度过，他痛下决心，搬到办公室，谁也别烦谁。
女儿：
我在洪泽湖劳改农场给你写信。我和你父亲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正在接受劳动改造。我和你父亲身处两个分场，我在女队，他在男队，没有见面的机会。此时已进入冬季大搞农田水利阶段，难友们都想表现自己干得非常卖力，以便尽快重新做人。我们女队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面对繁重劳动和艰苦环境感到无所适从，觉得没啥希望了。管教干部看出了苗头，组织大家学习老三篇，经过深入学习热烈讨论，大家茅塞顿时开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我们的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文章中还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话真是一语中的说到我们的心坎儿里去了，我们都非常非常得激动，都感动得哭了。我们这些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满脑子的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人民政府胸怀宽广对我们真是仁至义尽，给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可我们不识抬举恩将仇报……我们决心老老实实地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用劳动汗水去洗刷身上的罪孽，力争重新做人，早日重返革命队伍。
女儿，妈妈对不起你啊，如果我们的罪孽伤害到你的生活，伤害到你的政治前途，请你原谅，请你一定一定和我们划清界限，我们不该做你的父母。
信到此为止，请勿回信，多多保重！
你的妈妈
1966年冬
老妈冲进卧室，关好门窗，拉上窗帘，然后一头扑在床上，用牙齿狠命地咬住毛巾，不让娃儿们听见，极力压制住声音痛哭起来，她全身剧烈地颤抖着，抽搐着，泪水洒满了床头。她简直难以相信，这封充满忏悔和内疚的信竟然是自己妈妈写的，妈妈曾经是那样的心气高傲、知书达理，那样的仪态万方、雍容华贵。如今，妈妈竟跟变了个人似的，不仅没有一点儿自信，连文章也写得如稚嫩的学生作文似的，天啦，那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啊？妈妈留在自己心中的形象永远完美，怎么一下就变成了这样哩！
老爹无意中看到岳母的来信，读罢，心情很轻松，对老妈说：这就对了，犯了错不要紧，改了就好嘛。不过划清界限就有点儿过分了，谁能划得清呢？她老人家怎么说都是你的生身母亲，咱的岳母啊，都进了一个门，不该说这些见外的话，你说咱老赵是那样的人吗？你赶紧给他们回信，让他们低头认罪听政府的话，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子，将来他们没处去，就住咱们这儿，咱们给两位老人养老送终，再咋地孝道还是要尽的嘛。哦，别忘了，信得写两封……
老妈没有作声，只看了老爹一眼，目光仍然很复杂很有震慑力，也有慰藉、怀疑和不置可否。
大丫和峰儿是高中生，踊跃加入了红卫兵，勇儿和二丫在上小学，也都参加了红小兵。对四个娃儿加入组织的事儿，因姥爷姥姥的问题，校方本来是有顾忌的，但碍于老爹身居高位，也就抬手放行了。4个娃儿朦朦胧胧顾不上这些，自从戴上那三寸宽的红箍箍便生出莫名其妙的神情来，也不读书也不写作业了，疯疯癫癫地跑进跑出，用毛主席像取代客厅正面那幅山水画，还在两侧墙壁上开辟了学习和斗私批修园地，说是要让旧官僚家庭的旧貌换新颜。革命干部家庭转眼成了旧官僚家庭，在以往，老爹不会容忍这么没规矩的娃儿，可眼下底气不足，未敢轻举妄动，因为他没闹明白，这些红卫兵和红小兵组织到底是咋回事儿，看他们的样子不像在胡闹，不然各家各户怎么弄得都跟庙堂似的呢？老爹自然知道干部子弟的德行，三天不骂他就给你上房揭瓦。毛主席真是太伟大了，居然不动声色就把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儿给组织起来了。
那会儿穿军装戴军帽是件很时髦的事儿，不管是男是女不弄件套上就觉得跟不上潮流很没面子，哪怕一顶旧军帽也行，走起路来也能叫人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老爹早已经军转警，家里有警服没军服。可老妈心有不甘，不能让娃儿们委屈了不是？她左托右转把门子最后托到了军区后勤部，人家给面子啊，那时警察被装走部队渠道，于是在计划外给大丫和峰儿每人调拨了一套，而且还是四个兜儿的干部服。峰儿配上一双二接头军用皮鞋，穿上这套行头，那模样实在不逊于风流倜傥。更甭说大丫了，本来就水灵漂亮，穿上军服扎上武装带绝对英姿飒爽，自然格外地招惹混小子们注意，于是麻烦便跟着来了。
那时军帽男女不分，都有帽沿。一天下午放学，大丫崭新绿军装在身，嘴里哼着革命歌曲往家里走，在坡道口忽然被一个红卫兵拦住，他一转眼将大丫的军帽抢在手里，大丫不依不饶和他理论。那人不急不忙地把抢来的军帽戴在自己的头上，嬉皮笑脸地对她说：嘿嘿，美女，谁戴不是戴呀？戴几天，戴几天。
大丫伸手去抢，那人个儿高，大丫够不着，急得她直抹眼泪。这情景正巧被路过的亮儿发现，他没犹豫，过来帮大丫理论。那人见亮儿比他高大壮实斗不过，拔腿就想溜，被亮儿抢先几步断了退路。亮儿把自己已经洗得发白的军帽摘下，揣进裤兜，做出势在必得的样子。对决形势很明显，膀子是没法儿比的，那人知难而退，极不情愿地把军帽还给了大丫。亮儿末了数落道：也不瞧瞧是谁？以后别没事找事！
亮儿路见不平英雄般救美，让大丫极为感动。两颗剧烈躁动的心碰在了一起，大丫很大方，希望交换各自的军帽，留作纪念。亮儿嘲笑她不懂，大丫问他为什么，亮儿说他的军帽至少三年以上了，老兵的象征，是种荣耀，言下之意大丫是新兵蛋。大丫羞涩地笑了，一再感谢。亮儿说：不用客气，你爸救过我，又救过我妈，绝对是他全家的大恩人，做这点儿事应当应份。大丫从来没有和异性单独说过这么些话，很不好意思，心脏跳得砰砰的，她咬着嘴唇，一转身跑回家，飞快得上到二楼的晒台，怕亮儿发现生出难堪，就用护栏遮住脸偷偷地看他的背影。亮儿也是一步一回头，直到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老爹对大丫的安全很是担忧，抢军帽在红卫兵之间经常发生，影响到社会秩序，家长反映强烈。老爹坐在客厅沙发上抓起电话，当即下令：全市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当做案件来办，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然而歪风却愈演愈烈。这年底，谢富治公开叫嚣“砸烂公检法”，鼓动红卫兵组织“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公安机关，在全国开了先例，后又策划出“公安六条”，说攻击诬蔑林彪，都是现行反革命，攻击诬蔑中央文革小组，是反动行为，必须严厉惩处。他对专案组人员反复强调：对副统帅不能有一个字一句话的损伤。如有违反，就是放毒、恶毒攻击，属于坏人，是反革命分子。事情还没完，要深挖同伙查后台，甚至连精神病人的胡言呓语，也被定上恶毒攻击的罪名，戴上政治疯子的帽子。对谢富治的倒行逆施，周恩来总理虽给予了严厉斥责，但回天乏力。谢富治在公安部干部大会上声嘶力竭地说：中央文革小组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是我们很好的领导者，谁要反对，我们要做坚决的斗争，如果公安部出了这样的人，要坚决地把他撵出公安机关，让他坐班房。事后这个讲话在公安部群众组织编的一个小报《公安红旗》上全文刊载，发往各地公安机关执行。在这期间，昆明发现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有人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助手，其实不然，他正扮演着安禄山的角色，他与蓝萍也就是江青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关系十分暧昧。谢富治接到报告后，捉笔奋力批道：是个死反分子，应加紧破案，逮捕法办。
昆明的事儿太遥远，老爹不想操这份闲心。不过新中国建立以来，搞运动似乎是家常便饭，隔三差五就来一回，而每一次随着运动的深入都有一批人跌落下马。这似乎是个规律，老爹见怪不怪，即便偶尔也有想不通发牢骚甚至骂街的时候，但有一点却决不动摇，那就是对领袖的崇拜，作为毛主席好战士，他是这么暗暗激励自己的，那种对领袖的崇拜早已凝结在骨髓里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无论党和军队处在多危险的境地，毛主席始终能力挽狂澜化险为夷，他不是凡人，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听他的话，叫咱干啥就干啥。
老爹倏然觉得自己明白了许多，以往总觉得有啥地方不对劲，可又说不大清楚。就拿那场大饥荒来说，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饿死了那么些人总是事实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担当责任才是，结果稀里糊涂的不了了之。如今看来，中央说的一点儿没错，北京还真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吹阳风烧明火，一个刮阴风点鬼火，不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围剿一批地富反坏右，红旗要倒，人头就要落地。想起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老爹不免生出几分惋惜，这位毛主席身边的大警卫员咋和彭真裹在一起了哩？毛主席是那样的信任他，好好做他的大警卫员，多光荣？人啦学好不容易，学坏却是一眨眼儿就出溜下去了。再想想眼下砸烂公检法，检察院跟苏修的一个模样，法院名称沿用的也是国民党时期的名称，没一个新鲜玩意儿，快成老爷门市部了，砸烂了也好，而且越快越好，不破哪来的立呢？
没砸在自己脑袋上，都是轻飘飘的。老爹为自己的认识能跟得上时代步伐而感到欣慰，想着想着，他一时竟崇高起来，犹如儿童团员刚刚领受到一项重要任务一般。
次日一清早，根据局党委部署，也就是老爹的指示，各分县局因地制宜，机关则以各科室为单位，为表示自己是一支左派队伍，全体干警手持红宝书，在自己的地盘上扭来扭去跳起了极富时代风采的忠字舞。全局上下万余名干部职工都跳了起来，从考评情况来看，大家精神是饱满的，情绪是热烈的，态度也是忠诚的，似乎都觉得中华民族的一个新纪元到来了。
革命形势让老爹很满意，他用一句话概括说：形势一片大好，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其实老爹对跳忠字舞起初并不看好，啥玩意儿？扭扭捏捏跟个小脚娘们似的，动作机械表情呆板，绝没有陕北老乡扭秧歌那么一股子劲儿，可是见多了也就习惯了。
大跳特跳忠字舞之后，便是建立了早请示晚汇报的工作制度。早晨一起床面对毛主席像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请示一天工作大政方针，这叫早请示。晚汇报是指，晚上临睡前面向毛主席像再汇报一下全天情况，斗私批修检查一下有啥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以便明天改进提高。
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实行不久，下面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本来早请示晚汇报由个人自行进行，不在时间上做硬性规定，有些单位为表忠心，创造性的发明了“两规”，即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集体进行早请示晚汇报，比如早上8点上班，无论你头天睡得多晚，都得准时准点到场，这还不难可以克服，难的是晚汇报，有些同志在外执勤，有的在窗口为群众办事，有的在办案勘察现场，很难集中起来，总不至时辰一到丢下手里的活儿就往场子那儿赶吧？还有科室人头有多有少问题，人少好办费不了多少时间，人多就麻烦了，千篇一律背台词式的晚汇报不说，有些人说话颠三倒四罗里罗嗦，更腻歪的是有些人特想展现自己喜欢说，不让说还不行，他反说你落后打击群众的积极性，遇上这号人十分钟八分钟收不了尾，全科室成员说完得一个多小时，弄得民警有意见，群众也有意见。
意见弄到老爹跟前，他一听就烦了：问题总上交，政治部干啥吃的？啊？这也要汇报？以后早请示晚汇报限定时间，每人一分钟，多一分不给，集体晚汇报就免了吧，罪犯要抓住，群众也要服务好，别把正事儿给耽误了。以后这类事扎口由政治部解决，别动不动就上交！
周主任触了个霉头。老爹发这火时，运动正轰轰烈烈地深入开展。老爹心里渐渐产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惶惑，他隐隐约约地嗅到了一丝不祥气息，局面并不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轻松简单。秩序越来越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政府部门的所有工作都停止了，主要负责人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上台批斗，部队干部战士刀枪入库，走出营房，纷纷充当起管理的角色。
就在这天，老爹接到一个电话，是省厅的一个老熟人打来的，说话吞吞吐吐，由于话筒里杂音太大，老爹听了半天才弄清楚。那人告诉他一个令他极为震惊的消息，倪铁被捕了，理由是：共产党叛徒，国民党特务。老爹听明白后，呆呆地久久说不出话来，神情恍惚。
老爹脸色铁青地摸出一瓶五粮液，这是他特意给倪铁备着的。老爹一扬脖子把酒喝个尽光，酩酊大醉，他疯野似的怒吼道：老首长啊，我他娘的是不在你身边，老子要是他娘的在你身边，非他娘的撂倒他几个……
老爹的变态，吓得秘书们赶紧关上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