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波拿巴作古已经很多年了，再也没机会气得吐血了。这位法兰西共和国大总统，不管他生前有啥希冀，也不管他生后有啥变化，历史终究还是历史。
自马可·波罗以后，不断有欧洲旅行家留下关于中国见闻的文字记录，但他们都没有像清康熙年间来到中国的荷兰旅行家约翰尼斯·尼霍夫那样产生重大影响，他绘制的一张南京大报恩寺铜版画及大量画稿，是欧洲最早以图文并茂方式使中国形象化的代表作，以至于出版有关中国的文章时必用尼霍夫画稿作为配图，而唯一图案就是那座大报恩寺。它仿佛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梦，洋人朝圣般来到南京观赏这座宝塔，世界全在仰视中国。然而，历史经验表明，经济辉煌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和蒙古人覆灭宋王朝，前两者经济都不抵后两者的1%；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远远高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即便是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经济也要比日本好上许多。所以一个泱泱大国总是挨打被人欺辱，就不单是经济问题了，如同一个巨人症患者，不是头脑简单便是疾病缠身，虽然腰包鼓鼓的不差钱儿。盛世危言，叫人清醒与理智，重整旗鼓，再创辉煌，得靠每个活着的人。
自然，叫人操心的还有位叫吉·雷登·司恰特——简称司徒雷登的人。东方雄狮的怒吼声，传遍整个世界，也传到了美国使馆宁静的院落里。尽管那两扇灰色大铁门始终紧闭着，但振聋发聩的回荡声还是从空气中，从窗户的缝隙里钻了进来。负责安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兵早已撤走，前来接防的是共产党小警察，无疑宣告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
那天小排长误入使馆邸，更加剧了老司徒的惆怅。他在那间乳白色为基调的大客厅里，在那架黑色斯图特拉牌三角钢琴上，弹了数十遍贝多芬的《祈祷曲》。一副苍老颓然面孔倒映在被支起的乌黑铮亮的琴盖上：两只凹陷的眼睛微闭微张，有棱角的薄嘴唇向下耷拉，脸上皮肤白皙而松弛，只有那只希腊式大鼻子还有点儿生机。老司徒为啥要弹奏这首格调低沉的曲子，他在为谁祈祷？恐怕都是问题，也许笃信耶稣的他本人就有这种习惯，别人多虑了。细细品味，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显露无疑。
就在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司徒雷登大使拒绝了民国政府的南下请求，坚持留在南京城。老司徒这么做究竟为了啥？因为他已经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开始后悔当初选择支持蒋介石政权，而这也正代表了美国政界许多要人的心态。所以，当老司徒致电白宫请求留下，以便同中共新政权接触时，得到了朝野有识之士的呼应。对老司徒留下的意图，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回电：不要表示拒绝。
老人家批评是对的，维也纳外交公约早就明文规定，大使馆区域内属于国家级禁区闲人免入，即便废了人家外交官待遇，一个当排长的领着一帮带着家伙的士兵缩头缩脑地不请自到，即使不算啥侵犯动作，至少也是对老司徒脸面的不尊重，再怎么地，也得打声招呼不是？幸好小排长受组织教育多年，做事儿还有点儿分寸知道深浅，要是碰上个天不怕地也不怕的愣头青，冒冒失失地再和老司徒干上一场，那吃不了真得兜着了。
老司徒有语言天赋，会多种国家语言，通常满口浙江式普通话，有点儿老蒋的味道，只是嗓音略显沙哑一些。事实上，老司徒还会说地道的南京官话，那位莽撞的小排长不知深浅地问他懂不懂中国话，差点儿把他噎得背过气去。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里有一组手稿，是三百年前利玛窦和罗明坚两人的共同作品。手稿中编写的汉语，是利玛窦按照明代官话的语音，用他设计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记录下来的。这组手稿的重要贡献在于，明确记载了明朝官话的真实发音，证实明代官话就是典型的南京话，直至清末民初，就连哈佛大学教的汉语也同样是南京话。那时，普通话还不知在哪儿攥着哩，小排长会不会自然得打个问号。
政委被派到南京，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老校长司徒，按常理学生个人拜见老校长名正言顺，有一天政委就要出门了，可是想了想还是收回了脚步，由于各自的身份不同，双方背景又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下，一位高级警官不去看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独自在那儿念啥师生情，别人不跟你算立场态度这笔政治账，只唾你一口“小资情调”，就能把你给淹喽。老爹很理解政委的心情，劝他以后有机会再说。有没有机会说不准，老爹把这事儿一直搁在心里。
老司徒接手大使职务已70高龄，对于白宫的任命，他开出两个条件：任务结束以后仍回燕京大学；允许中国籍秘书随其赴美。然而，老司徒无力弹奏的《祈祷曲》，也许在为他不能实现自己的宿愿和看不清剩余人生道路而祈祷。
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冷落感，四周冰凉凉的，即便此时正是酷热的夏天，最让他惧怕的是孤独。几个月以来，南京城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汽车使馆牌照被收缴，近百辆汽车只能使用一辆，滞留人员只好整日闭门不出，有的无所事事，睡大头觉，有的清理行李，准备打道回府。
这些日子，老司徒安步当车，跑遍整个南京城，去寻找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儿，可是没有，大街上全是兴奋而陌生的面孔，就连往日进出自便的那些民国政府机关大楼也变得栩栩如生了，仿佛在告诉他你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感到无所适从，望着兴高采烈的腰鼓队伍，一种时空轮回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他不想再出门了，就在这所房子里呆着，他时常望着各校师生送给自己的纪念品出神。民国教育部的“一等褒奖状”已经落满了灰尘，那是46年元旦为表彰他在燕大服务有功，老蒋亲自颁发给他的，他瑟瑟地从墙上取下来，擦去上面的灰尘，放进箱子，也许只有这张薄纸片才能给他最后一丝慰藉。
这天上午，他弹奏了两个多小时《祈祷曲》，那种难以忍受的悲叹与沮丧，那种说不出口的凄凉与孤寂，都饱含在低沉委婉扣人心弦的琴声中了。
很显然，美国白宫任命司徒担当大使，是想利用他对中国的了解及与各党派间良好的人际关系，达到当朝政治家们所期望的国共调停。但是，尽管司徒先生桃李满天下，无论在哪个党派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职、对他怀有敬意的学生，可单凭一个人老体衰的老司徒，已不能扭转大局。在局外人看来，俄国佬走得莫名，美国佬留得意外。而在这之前，李代总统曾劝司徒赶快撤到广州，老司徒的想法是：一旦撤出南京，便彻底失去了与中共接触的机会。
老司徒就是冲着这个想法留下来的，他打算通过各种渠道接触新生政权，打算向中共传递这么一个诱人的信息：如果中国不共产化，美国帮助中国工业化。同时他亲自起草了承认中共的备忘录，准备敦促白宫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他挚爱的人民和国家，尽最后一把薄力。一切都想好了，他把大部分使馆工作人员打发走了，只和中国籍秘书、几个年轻助手留了下来。解放军接管南京城的那个晚上，老司徒睡了一个好觉，整整一夜都沉浸在美好的愿望中。
可惜，如此诱人的信息毫无价值，因为这个信息附加了绝对的政治条件，是所有中共人士不能接受的。新政府向老司徒义正言辞地指出：若要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必须同国民党断绝一切往来，停止向其提供军事援助，不干涉新生人民政权的内政，否则一切免谈。意思表达准确清晰，而这个意思恰恰是白宫不愿听到的。
在这个世上，军人最期望的是战斗，而外交官最期望的莫过于机会。这最后一搏，使老司徒碰了满鼻子灰，他仍不甘心，认为南京的政治层面不够，也许不理解他所建议的伟大意义，寻思着前往北平，与中共高层人物直接面谈，顺便看看燕京大学，以做最后的道别。动身前，老司徒还慎重地请示了白宫，万没想到，国务卿艾奇逊的回电大相径庭，要求老司徒须于7月底以前直接撤回华盛顿，接着又命令他必须8月2日前离开中国。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老司徒看完回电后，气得将电文纸撕了个粉碎，极为后悔自己优柔寡断，责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先斩后奏，即成事实，他想起一句中国的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看来真是老糊涂了。不过，老司徒过于自责了，因为他已继承了耶稣的品质，心地善良，诚实信赖，担心撒谎会遭上帝惩罚。能不能去北平仅是个机会，而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则是另一个话题，问题是连个机会都没有。
整整三年大使，已经让老司徒精疲力竭，尽管他十万分想回到燕大去过一种与世无争的自在生活，但一想到要离开中国，失去一手培育起来的燕大，心中就有种难以割舍的滋味。老司徒最终听从了白宫的安排，做好了撤出的准备。其实，在老司徒请示前，白宫已决定放弃大陆，将战略防御重点转移到了日本，与新中国最终形成敌视局面。这个转移是战略性的，用不着跟一个外派代表打招呼，老司徒只落个悉听尊便的份儿。
在老司徒彻底失望的时候，政委却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月底，老司徒离境申请被批准，外事科通知他8月1日上午，前往市公安局接受批准令。定在这天，是老爹算计好的，因为正好是建军日，长己之气，灭敌之威，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哩，另外也好了结一个久久未能了结的心愿。
这天一大早，老爹神秘兮兮地拿着军管会的命令，往政委桌上一扔：提个醒儿，你那位老校长的日子不多啦……留下后半句不说了。
政委听老爹这么一说，以为出啥事儿了，心一拎，眨巴眼睛问：啥意思？
老爹朝文件努努嘴：啥意思，自个儿看。
有些事儿能做不能说，而有些事儿能说不能做。老司徒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总代理，在老人小孩眼中绝对大坏蛋一个，政委怎么看不好说，可他毕竟是位高级警官呀，跟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拉拉扯扯，啥意思？上个月，老司徒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军管会指派基督医院的专家前去会诊，经诊断是一般老年性疾病，医生守口如瓶跟外界含糊其辞，结果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美联社还作了“司徒氏在南京城遇害”的耸人听闻报道。去请示领导，那叫没事儿找事儿。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个首要问题，可得给弄明白了不是？公开拜见老司徒万万不行，老爹又设计了一套秘密会见方案，做这样的事儿他太有才了。老爹是好意，政委却不领情，明人不做暗事嘛，咱堂堂君子岂能如小人一般偷偷摸摸，没等老爹把心思说明白，政委当面就回绝了。老爹很没面子，动气地说：狗娘养的再管你的屁事儿。
可是说归说，昨天军管会下达老司徒离境批准令，老爹第一反应就是谋划会面的事儿，他想好了，把老司徒安排到局里来，由政委宣布批准令，完事儿后，让其他人撤出，给政委和老司徒俩腾出空间和时间。此举虽有些假公济私的嫌疑，做得周全，也是两全其美，但即便很完美，也不能鼓动人家去，弄不好说你俩共谋里通外国还真是没辙儿。
政委接过批准令反复看了两遍后，面无表情地还给老爹说：哦，知道了。
老爹咂咂嘴：还啥还？搁你那儿，到时候你去宣布一下就结了。
咱不去，要去你去，你可别一推三六九啊。政委用南京麻将俗语顶了一句，意思是：别踢皮球啊。
老爹咧一咧嘴，以牙还牙道：还……还他娘的再推二五八哩！又说：咱不愿跟洋鬼子罗嗦，有逆反心理。接下来说得更不像话了：咋地？老子有病，请假睡觉，你组织上不能不照顾吧？
向一位帝国主义总代理宣读不是驱逐令的驱逐令，自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可遇不可求啊。政委揣着明白装糊涂道：业务上的事儿归你管，还是你自己去吧，给你算带病坚持工作，咋样？再说，咱可不愿挡人家的风采啊。其实，老爹的鬼主意，政委听得出来，只是不愿挑明罢了。
老爹瞪圆了眼珠，骂道：你看你，又来了不是？小肚鸡肠，还他娘的君子呢，咱看狗屎一堆，一堆狗屎。
政委毫不芥蒂老爹的辱骂，淡淡一笑，这才把批准令放进文件夹。
赵大峻看一眼手表，故弄惊讶：哟，时间不早了，准备一下吧。挠挠头，哈着腰又问：政委，有个词儿叫啥来着？
政委说：心照不宣。
操！狗日的不缺心眼儿呀。
翌日上午九时，老司徒准点来到外事科，在指定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他环顾一眼房间，心里微微一颤，这不是国民政府的考试院么？他来过许多次，是这里的座上宾。
身着列宁装的女警员翻了翻材料，又看看老司徒，她和老司徒打过交道，对大人物的拘谨早没了，她抬起头例行公事般地问道：你是美国侨民吉·雷登·司恰特吗？
老司徒抬起头，不解地问：什么……美国侨民？其实他听得很清楚，小女警分明在侨民上加了重音，明白无误地宣告，自己在中国的外交生涯从此结束了。他望着岁数比自己小上几轮的小女警，意志索然，不知说啥好，但又不得不接受这种对待任何一个即将离境外国侨民似的询问，他有好些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了。
女警继续发问：出生地？
中国杭州。
年龄？
73岁。
申请离境理由？
民国政府迁台，本人奉命回国述职。
不对！小女警语气严厉起来：美国侨民司徒雷登，请先生注意你的言辞，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了，中国现在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刚才的回答是对新生政权的蔑视，你必须对此道歉。
呃？老司徒愣了一下，连连点头：我道歉，我道歉。自担任驻民国政府大使以来，老司徒已经习惯了人们的种种指责，要是在过去，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埋怨声，也会让他彻夜难眠，更何况指着鼻子的指责呢？
既然如此，小女警语气缓和下来：那么，第一道程序结束了，第二道程序，请治安处政委宣布离境批准命令。
室内的情形就跟演练过似的，政委警容严整，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支不常挂的袖珍型警用勃朗宁，大步走进来，向老司徒行军礼后，在离他3米远的地方上站住，打开文件夹。
老司徒被政委的一招一式感染了，不由自主站起来，一副信徒接受牧师教诲时的神情。
政委看他一眼，大声宣读到：侨民司徒雷登先生，我代表南京市军管会正式通知你，你离境申请被批准了，你必须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前离开中国。在这之前，你还应当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明白，我一定按照贵国政府的要求去做。老司徒虔诚地回答。
政委问：司徒先生，你还有啥疑问或要求吗？
老司徒答非所问：谢谢贵国政府。
程序简短明确，气氛严肃叫人窒息。政委上前与老司徒礼节性地握了一下手，再三吩咐小女警在剩下的时间里尽可能地给司徒先生提供一些方便。
老司徒不甚感激地点点头，用南京的官话说了声“谢谢”，转身离开。身后倏然一声“司徒校长！”
天啦，上帝保佑，已经好些年没人这么叫他了。老司徒听到“校长”两字，猛然一悚，双手合在胸前，一股暖流弥漫全身。他转回身来。
政委微笑着重复道：司徒校长，你好啊。
老司徒非常激动，但忍住了，只在脸上做了一个夸张的表情，放松情绪，两手一张，幽默地耸耸肩，意思：从何说起？他当然不知对方姓啥名谁，漫长的数十年教育生涯，所教学生怎么也得成千上万，况且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能记下来的自然有限，但礼节上过得去才是。于是他露出笑容，轻声说：你好，谢谢。语气沙哑而有幽默感。
在政委眼里，老司徒不是啥帝国主义分子，如果非要作啥评价，只能是和蔼的长辈博学的导师。政委在心里一直认为，司徒和中国的书呆子没啥区别，毫无政治经验可言，如果不去当啥大使，淌那汪浑水，就不会背负骂名而遭人无限唾弃。很遗憾，命运就是这么的变化无常，让人无法预测捉摸不透。政委为老司徒受到的那些指责而感到痛惜。
小女警见他俩伫着，也露出少有的微笑，把政委的情况简要地向老司徒介绍了一下，然后拿出老爹事先准备好的西湖龙井，沏了两杯热茶。小女警把一切做妥帖之后，照老爹的嘱咐退了出去，离开时，把门轻轻地反锁起来。
老司徒自然闻得出龙井的味道，因为他就出生在龙井之乡嘛。扑鼻而来的茶香味，让老司徒一扫往日的烦恼，精神也清爽了许多。共叙师生情，老司徒一时还想不出从哪儿说起，于是问：政委，您学的哪个专业？
政委答道：历史，那时候，有志青年都偏好历史，所以就随大流了。
老司徒表情幽默地说：嗯，你的选择非常正确，因为学历史可以明鉴嘛，可以肯定地说，几乎每一位政治家都是历史学高手，区别就在于取之精华还是囿于糟粕。中国有个成语叫……叫什么……
政委提示道：前车之鉴，后车之师。
对，说的就这道理。老司徒边应对边考虑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话题，美国和国民党的关系复杂，说起来忌讳，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敏感，不便多谈。老司徒想想说：政委，我没必要拣好听的说，如果排除成见，单纯地去说历史，美国还真要感谢中国哩，因为160多年前，中国曾经帮助美国渡过难关，而且是非同寻常的难关。
政委想起来了，点头说：这个内容，你跟咱们好像专门上过课。那时美国的经济面临封锁，没有出路，只好舍近求远，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不过，那时中国对美国的支持是无条件的，几乎无私。
老司徒说的是段真实的历史。1783年，建立在蛮荒土地上的美国，举步艰难。英国佬趁人之危，实行贸易禁运，以报复美国脱离英联邦。在英国佬的高压下，欧洲国家也不愿因此而冒犯英国，于是孤苦伶仃的美国佬把目光投向了发达的大清国。
很快，美国掀起了一股到东方到中国去的热潮，几百吨甚至几十吨的小帆船装载着皮毛、山货等土特产品不畏艰险地驶往中国。一时间，在通往中国的航道上，美国的商船绵延不断，成为一大奇观。
起初中国官员把美国人当成了英国人，在弄清美国是个新独立的国家后，中国人不仅没有歧视，反而十分友好。中国商人实沉，对资金不足的美国佬十分同情，总是先赊货后收款，美国佬感激之余大加夸赞，说中国人：笃守信用，忠实可靠，遵守合约，慷慨大方。早期的对华贸易使美国迅速积累了经济建设所需的大笔资金，帮助美国打破了英法西的经济封锁，直到进入19世纪，英国及盟友再也无法对美国实行贸易禁运了。
历史就是历史，不搞啥掩饰或杜撰啥，才好叫人以史为鉴不是？美国佬在忙活着搞创业求发展的时候，大清国的那些大老爷们在干啥恐怕没人知道，只觉得他们不鱼肉百姓便是个好干部了。
这一段，是老司徒在燕大的老生常谈，几乎是新生入学的必修课。政委自然记忆犹新，因为别人在课上总说自己是多么的屈辱，列强是如何的残暴，好像毛病都出在别人身上，让听者大感悲哀而又无可奈何，老司徒的课自然叫人耳目一新。政委认为，与其喋喋不休地愤怒与谴责，不如埋头自我反省励精图治。
当然，实话实说是司徒爷儿本色，他对政委表示谢意不是啥客套，也犯不着。时至今日，不论从金陵神学院还是燕大走出去的，有名的无名的，大人物或小人物，已经没法儿计算了，兴许这就是老司徒的中国结。
其实不管老司徒的中国结是啥，也不管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多少遗憾和对未来抱有多少希翼，跟其他人似乎都没关系，只是到了该动身的时候了。
8月2日是一个平淡的日子，老司徒身着米灰色夏季西服登上了一辆黑色的别克牌轿车。警卫队遵照老爹命令，乘上两辆绿色的吉普车，一前一后地实施监护行进。老司徒心里明白，公安局武装警卫并不因为他是啥贵客，也不因为他在学生——政委那儿有一腿子，这倒真是共产党为他的安全负责，尽管他曾经身为大使，连蒋介石也得礼让三分，但如今已是朝不保夕，如果白宫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而牺牲他个人，或蒋委员长弄个栽赃陷害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或毛人凤麾下那些不怕掉脑袋的潜伏特工们，是很容易找个机会把他送到上帝那儿去的。四个月来，他对公安局的监护丝毫不反感，相反却感激政委和那位没见过面的赵处长。
车队从美国使馆邸出发，一路畅通无阻，驶向明故宫总统机场，这是交警队的管制效果。两架提供给老司徒使用的专机，从机库里缓缓开出来，在停机坪的中间停住，警卫战士在四周散开，立定端枪警卫。老司徒的随行人员和行李物品装上了前一架飞机，他和中国秘书走到后一架飞机的梯子前，小女警知道自己在例行公事，还是认真地查验了他俩的护照后，才挥手放行。
没有往日的送行仪式，也没有往日的送行官员。老司徒形单影只地登上机舱，在舱门口转过身来，眯着眼睛望了一下阳光下丰收在望的田野，然后迎着微微秋风向小女警和警卫战士招手道别。小女警背手叉立，目光直视老司徒，不予理睬。老司徒自知讨了个没趣，十分难堪悲怆，一猫腰钻进了机舱，随即舱门“嘭”的猛地关上。
老爹和政委警容严整，神情肃穆。他俩要比老司徒早一些到达机场，此时正在指挥塔里，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目送老司徒走进机舱和两架轰然离地的飞机。他俩仰头望着消失在蓝天里的飞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政委也是背手叉立在窗前，望着老校长黯然神伤的神情和微驼的耄耄老者的背影，蓦然想起一位失败者曾经的好言相告：不要看不起失败的人，因为败军之将虽不可言勇，但可以言谋！假如历史允许假如的话，咱们的历史兴许就是另外一个写法了。老司徒的命运似乎与当年的荆轲一样悲壮可泣，但要对他作出精确的历史评价却很难，作为一名在华风雨三年的帝国主义总代理，作为一名在华含辛茹苦三十年的园丁，他是白宫的忠臣卫士抑或人类文明的传播者？
陪政委注目送行的老爹可没心思弄出这么些烦恼，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驳壳枪，脸上做出一副无奈的表情：可惜啊，眼前的老司徒不是英国的璞鼎查，要不然还真他娘的送他上西天哩！
老司徒一离开南京，伟人毛泽东专门写了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批评文章，不是对司徒，因为他俩是朋友，是批评白宫的对华政策，所以只好委屈一下老朋友了。老人家的文章从来就这么通俗易懂抓人眼球。
老司徒也是冤透了顶，不仅夹起皮包走人，蒋委员长公开声明不欢迎他去台湾，而且他前脚刚一踏进华盛顿，后脚白宫就令他三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还不止这些，盛行的麦卡锡主义在大行其道，凡是与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司徒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不能例外，白宫中国处官员专门向司徒吹口风：不要乱说话。不几天，麦卡锡分子找到司徒，凶巴巴地说：要传司徒过堂，出席听证会，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要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所有日记。
老司徒颤颤巍巍地走进华盛顿那座拜占庭风格的圣公会圣约翰大教堂，匍匐在圣母玛利亚脚下，默默地祈祷：万能的主啊，救救我吧，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上帝保佑，阿门！
老司徒怏怏地走了，不走也没人留他。
其实对老司徒走人，老爹没感觉到有多大的意义，不像政委那样多愁善感，共产党赢了，帝国主义滚蛋完全顺理成章，没必要絮絮叨叨扯个没完。进城已有半年了，老爹对军转地一直耿耿于怀，驳壳枪卸了擦擦了卸，没用过几回，几乎成了摆设，他望着手里的家伙常常唉声叹气。人在曹营心在汉，老爹时时惦记着部队前线的战况，哪怕抓几个俘虏缴几支枪一类的消息，也能让他兴奋地啪手叫好。因为抓俘虏那才叫一流战绩，而教育安置俘虏自然就是打扫战场的下手活了，婆婆妈妈没多大意思。时至今日，你不婆婆妈妈都不行。老爹非常怀念拼刺刀洒热血的那种感觉，更怀念把红旗插上对手阵地上的那种舍我其谁的威风。
眼下酷热难耐的气温没有降下来的意思，“秋老虎”还得持续一些日子，但说起这事儿真让老爹心寒。老蒋自顾自逃到台湾去了，不管不顾地却把那些为他卖命的弟兄扔在了大陆。在地盘以外的不去说，就城里摘掉领花帽徽的国民党军残兵败将便随处可见。泥腿子当兵吃粮，对他们，抓不是个办法，放任不管更不是招数。按照上面的政策，当然得管到底，不然怎叫优待俘虏呢？
这些散兵游勇成分很杂，军服样式、颜色也不统一，有的来自正规军，有的是地方部队，还有杂牌儿保安团。有的有业，有的无业，年龄有老有少大多在30岁左右。这些人除少部分滋事生非外，主要还是为了糊口饭吃。老爹手里擦着枪，擦得很仔细，许多想法就是在擦枪中形成的。老爹边擦边思忖，果然有了想法：能不能先把他们收容起来，再根据不同情况为他们提供一个新生机会呢？这样一来，既可以安定社会面秩序，又可以通过管训，发现一些混在其中的顽固分子。老爹为自己的想法兴奋起来，嘁哩喀喳地把拆散的枪件装配好，对着光线瞅了瞅，很满意地插进套里。
好哇。政委听完老爹的想法，也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老爹还是有些担忧：可一时弄住这么些人，咱们人财物跟不上啊。
是的。政委说：但我们可以依靠市里，依靠群众嘛。我们就是再难，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不久，一份《国民党散兵游勇收容方案》被军管会批准执行。方案指出：……为了加强社会治安，决定此次收容以公安局为主，协调警备区训四团和民政部门，把滞留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收容起来。采取原则：有家可归者，能参加生产者送回原籍；技术人员、学生在国民党军队服过役的留用改造；无家可归者，由政府组织生产；家属多或无正当职业者须有保人才能留宁；有案可查者，如罪大恶极的军警宪人员送各分局或法院依法处理。这是一份实事求是方案，没空话，也没套话。老爹没有说空话套话的习惯，他认为空话套话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麻痹意志白费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