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大康等的《文学时间研究》
时间是迷宫，文学时间更是迷宫中的迷宫。它很近切，近切得似乎可以触摸；它又很遥远，遥远得经过“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索后还常常是扑朔迷离、隐遁不现。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种永久的诱惑，吸引着不畏艰难的探索者历久不衰的追问。马大康等人的《文学时间研究》就是近年中国文艺理论界这一探索的又一最新成果。
一
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是时间性的存在。“世界”不是现成地摆在那儿的，是此在在为了自身的生存中，把世界带上前来。就像大荒山无稽崖下的通灵宝玉只有在人的携带下进入红尘，其顽其灵才能显现出来一样。只是这儿担当携物入世的不是僧、道，而是诗人和思想家。世界首先是在诗人和思想家的运思中显现出来的，世界内事物首先是在诗人和思想家的视界里才得以命名的。诗人何以能为世界命名？世界何以最先在诗人和思想家的视界里显现？这正是《文学时间研究》首先追问的问题。
诗人和文学时间能将世界召唤出来与人照面，首先在诗人感受时间处理时间的方式。“文学时间不是客观的物理时间”，物理时间是存在者的时间，它像客观世界本身一样无法复制；“文学时间也不是作家对客观物理时间的体验”，对物理时间的体验是依附于物理时间的，文学无法复制物理时间自然也无法复制人对物理时间的体验；文学时间亦非“主观心理时间”，如心理学家所揭示的，心理时间亦如流水之运行，是无限绵延的，没有抽象、概括，是无法言说的。作了这些廓清，《文学时间研究》深入地论述了文学时间是一种创造的艺术时间，是一种属己的审美时间。文学时间是封闭的。通过封闭，文学创造了一个不及物的艺术世界，成为世界的隐喻。文学世界通过封闭而敞开自己，在丧失现实生活直接性的同时放下物质的重负，作为解放了的“有生命的形式”成为生命价值的象征。一如迦德默尔所说的节日，在文学时间中，人挣脱了物理时间的锁链，克服了形而上时间对人的疏离，过去、未来一起汇入当下，人在“完满的现实性”中体验到永恒。
但作家创造的、体现在文本中的时间还是一种“潜时间”。将世界看成一个“文本”，作家的每一创作都是一次读解，一次与世界的相遇，都是世界的一次鲜活的生成。这种读解、相遇、生成是一场双方都带着自身历史的对话，因而受着双方各种条件的制约，既反映着主体的尺度也反映着物种自身的尺度，作品便是这一对话的结果。但作品一经生成，它自身就成了“存在者”，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其价值成为“潜价值”，其时间也成为“潜时间”，这时，文学时间要重返大地，重获鲜活的生命，就需要读者的参与。就像马尔罗描写的米开朗琪罗绘画时的情景一样，读者以自己的阅读将那些沉入暗夜的光荣的精灵唤醒。这情景和作家当初的创作有些相似，本质上是一次新的创造，只是受到文本较多的限定。在阅读中，文本和读者都被带到节日、仪式般的文学时间中，在对话中获得凤凰涅槃般的再生。
文学就这样获得了生生不已的生命。何为文学时间？世界为什么最先在诗人的视界里获得命名？文学时间虽然恍惚迷离，但“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这象不是别的，就是存在自身，一种本真的生存状态，是人的本真存在的涌现、到场。在日常时间里，我们难免被抛在世，作为存在者，作为闲谈者，在公共时间里被异化为他人，在习惯化了的上手状态中泯然自乐。在文学时间里，人从凝止化的存在者的时间里苏醒过来，从公共化的计量时间里挣脱出来，从异化的闲谈时间即日常化的沦为他人的自我中超越出来，在与世界的对话中重返大地，在对自我的更新中实现一次次精神上的还乡。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时间研究》的作者说“文学在本质上是怀旧的”。走入文学时间，很大意义上就是被抛在世的人们又一次重返人的精神家园。
二
在文学作品中，时间所以变得扑朔迷离，除了作为叙述对象的时间幽深恍惚、时时逃遁不显外，还在对时间的叙述也需要时间。这就现成了文学时间的另一纬度——修辞的纬度。这也是《文学时间研究》的另一着力点。
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人物也好，事件也好，意象也好，意境也好，都是叙述出来的（“抒发”可看做一种特别的叙述），无叙述即无故事，也无意境。在现实生活中，时间总是被感知为一条不断地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绵延之流，是一维的匀速的有方向的，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其实也是叙述出来的。只是它是存在者的时间，是高度抽象、高度虚化的公共时间，于是成了历史计量的基准。具体的作家创作不能完全忽视这一基准，因为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种自身的尺度”。但如果完全按照这一基准，不仅使文学时间沉沦而且事实上完全不可能。叙述时间对于故事时间，不仅是讲述而且也是抗争、征服。“叙述是作家同时间的游戏。作家总是自由地按作家的意愿设定自己的规则来剪裁时间，或重新安排、重新编织，或特意将其搅乱，或彻底将它粉碎，与时间恣意调笑嬉戏。”如布宁的短篇小说《轻轻的呼吸》，本是一个少女因恋爱被枪杀的故事。按自然时序，很可能被写成一则凶杀轶闻或道德教训小说。但作者抛开了原来的时序，精选出几个片断按“轻轻的呼吸”这一精神意向重新组接，时间顺序的改变，打破了因时间的连续性造成的知觉惰性，使作家个人的时间凸显了出来。“在这零星的片断中，性关系和枪杀事件被叙事尽量地加以压缩和掩盖起来，一个少女被枪杀的故事的刺激性被消除了，原故事那绷紧的弦松弛了下来，变得舒缓、散漫、柔软了。”在叙事中，主客体之间的坚硬对峙被打破了，抽象的公共时间实现了向个体时间的转变。
由此，修辞自身也成了审美对象。通过对时间的切分、选择、重组，人按自己的意愿对时间进行了新的建构。先发生的可以后说，后发生的可以先说；长的时间可以缩短，短的时间可以拉长；不同时空的人物事件可以放到同一时空表现，同一时空的人物故事可以分散到不同的时空中去叙说，真是“我的时间我做主”。在这样的建构里，原来抽象的时间有了质感，单一的时间有了厚度，匀速的时间有了疏密和起伏，由此创造了文学时间的节奏和韵律。这便是文学的赋形活动。通过赋形，人将世界召唤出来，也将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其中，人在对象身上观照自己。在《轻轻的呼吸》中，作者通过对时序的重新编排将一个紧张的故事纾缓化、散漫化、柔软化了；在《社戏》（鲁迅）中，作者通过成年在城里看京剧和童年在乡下看社戏两个并置的场面的描写，让时间自身说话，读者在它们的比照中读出作者的价值取向。还有福克纳的《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等等，或单纯，或奇诡，或玲珑剔透，或气象恢弘，无一不表现着作家的创造力，体现主体的解放和自由。在对这些艺术形式的深细把握中，《文学时间研究》也现出自身的感性深度。
在文学作品中，叙事时间和被叙述时间是互相缠绕的。被叙述时间只有在叙述中才能出场，叙事时间也只有在对被叙述时间的叙述中才能产生。它们互相矛盾，互相依存，互相征服，互相决定，由此形成文学作品中无限多样的时间形式。原始居民因恐惧空间的广延及无限变幻，将单个事物从其背景上抽取出来，以近乎抽象的形式使其永恒。神话时间就是抽象的永恒时间。这种表现时间的方法在今天某些较为初级的文学样式如童话文学、魔幻文学中还继续存在。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对对象的模仿，细节的逼真性成了至高的美学原则。在现代派文学中，心理时间被凸现出来，人的意识流动同时成为结构作品的框架。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传统的宏大叙事被解构，世界被理解为语言中存在，平面化、碎片化、空间并置等又成为主要的叙事方式。这种缠绕关系也在文本和读者之间出现。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表现形式上发生那么巨大的变化，其读者从主要面向精英到主要面向大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有这些都给文学作品中的时间表现留出了巨大的空间。
三
《文学时间研究》的精彩之处还表现在它对具体的文学类型、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时间表现作出了深入的阐释。
在文学作品典型时空的研究方面，巴赫金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认为，不同的体裁类型其实是由不同的时空体决定的。沿着这一思路，他具体地区分出许多典型的时空体，如传奇时空体，传奇和世俗相结合的时空体，田园诗时空体，以及更具体的小省城时空体，城堡时空体，道路时空体，沙龙时空体，门槛时空体等等。这些典型的时空体都带着自己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一些文学体裁就建立在这些时空体之上。田园诗描写的是循环的几近静止的时间及人们对这一时间的体验；成长小说以人的成长为线索，以类似冰糖葫芦的方式用线性时间串起一系列空间，时间和人的成长一样被表现为有目的有方向的。沿着巴赫金的方向，马大康等的《文学时间研究》对一些时空体即一些典型的时间出场方式进行了精湛的分析。比如悲剧时间，是在灾难折磨中“咬紧牙关地拖住时间，一分一秒地啃噬着时间，咀嚼品尝时间的滋味……悲剧的时间既是苦难的时间，又是神圣的时间”；“庸常时间”是一种对世俗时间的揭示，也是对世俗时间的体认，等等。从某一方面说，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都是人们感受时间、处理时间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但最生动最丰富的还是巴赫金所说的“个人有限时空体”即具体作家、具体文本对时间的把握和处理。《文学时间研究》深入地探索了鲁迅、巴金、汪曾祺、萧红、都德、池莉、苏童等作家以及《呐喊·自序》《呼兰河传》等作品的时间呈现方式，体会精细而极具深度。如鲁迅，不仅具体地分析了其一些作品如《社戏》《呐喊·自序》处理时间的方式；指出《呐喊》《彷徨》“是在‘老中国儿女们’的‘时间场’里共同演奏着一曲苍茫时分（过去）的黎明（现在）之歌”；《故事新编》“借过去与现在互相指涉的时间功能，以对中国传统文明起源的建构和解构，完成了对传统文明的末日审判”；说明鲁迅小说的叙事“既继承了传统小说的‘线型’故事形态，又开创了具有现代小说意识的‘圆形’和‘螺旋形’故事形态”；还借用弗兰克“反应参照”的理论，将鲁迅小说放到一个系统的格式塔中，将人物分成三组，互相参照，以整体检测局部，以整体之光“探照”出局部难以显露的隐形层面，于是，阿Q和爱姑，祥林嫂和单四嫂子，《示众》中的看客和《风波》中的人们，这些本不相关的形象间都有了联系，互相“反应”、互相“参照”，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更进一步，作者还从鲁迅和同时代人在处理时间问题上的差异，看到他们在作品的主题意向上的许多重要的不同。不少人曾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挫败是由于救亡压倒启蒙，但《文学时间研究》的作者却从鲁迅与其同时代人对时间的不同处理中作出了新的读解。五四时期，不少人关注启蒙投身启蒙，但大多是从强国保种的角度切入的，关注的是公共时间，这可能在一开始就偏离了主要是个体关注的启蒙主义的本意。即是说，五四启蒙的危机，其实已包含在那一代先驱者自己对时间的处理之中了。而鲁迅恰是从个体，个体时间这一角度切入的。这使人不仅对鲁迅的时间处理，而且对整个鲁迅小说、对现代文学都有了新的理解。
最具体的时间往往是最鲜活的时间，但具体个别的时间也只有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才有真正的深度。巴赫金当年研究不同时空体的时候就曾说，骑士小说用的是传奇时间，而且基本上是希腊型的；田园诗打着中世纪田园生活的烙印，环境不离祖辈世代居住、儿孙辈也将继续居住的地方，内容仅限于爱情、诞生、劳动、饮食、死亡等为数不多的事实，节奏单一，时间多少是循环的，等等。《文学时间研究》在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探讨的时候，也常常对这些具体的时空处理后面的深层动因进行探索，使人看到更广阔深邃的背景。如作者指出，成长小说的线性时间不仅是逻辑理性的胜利，也是受进化论的影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十年动乱后池莉等作家对庸常时间的表现，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在挣脱公共时间后对个人化的现实人生的一种体认。现实主义沉溺于细节是人性挣脱神性后对此岸世俗时间的玩味，而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时间则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人们对多元化、人性分裂等等的感受。在这里《文学时间研究》不仅将对文学时间本质的研究和对时间的修辞纬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而且展现出宏阔的现代性的研究视野。而这正是这部充满创造性的理论著作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