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中国大陆的岁月，梁实秋主要是以文学批评家乃至政治评论家的面目出现的，那么，在台湾梁实秋则主要是以散文、小品的作家姿态现身的。梁实秋在台湾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莎士比亚翻译者和研究专家，在做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之外，茶余饭后写一些带有人生智慧的散文小品，基本上不参与政治，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们很少知道梁实秋曾经陷入现代中国文学论争的漩涡而成为一个焦点人物，更不知道梁实秋曾经热心政治。而中国大陆的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知道梁实秋原来还是一个作家，在小品散文的创作上有很大的贡献。梁实秋的这种转折，是在抗战后期的重庆北碚，在自称为“雅舍”的乡间茅庐中写出的十几篇小品文章。这些小品文章虽然在当时的《星期评论》上发表过，但是，在那个战乱不止、风沙扑面的年代，谁也不会对报刊上的几篇小文章——而且是“与抗战无关”的小文章发生多大的兴趣，虽然后来梁实秋又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十来篇这种小品，但是这些小品没有在中国大陆结集出版过，所以在中国大陆，梁实秋的作家形象一直没有树立起来。
然而，对梁实秋本人而言，这本在中国大陆写作发表、在台湾才得以出版的《雅舍小品》，却是一个不平凡的转折。当梁实秋热心于文学批评与政治评论的时候，中国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促使他觉得应该关注国家社稷的兴衰，匡正时弊，从而写出了一系列尖锐泼辣的批评文章。但是梁实秋与大多数英美派留学生一样，似乎是生不逢时，他们在美国学的那一套在中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尽管与留学日本的文人相比，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表面上是肯定居多。如果梁实秋想当一个莎士比亚专家，或者另外一种专门的学者，甘受这种冷落而默默耕耘，那么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然而，梁实秋不但不甘受被冷落之寂寞，而且从他回国就以整个五四文学为清算对象的文化姿态来看，他与留学日本的文人发生一场恶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论战的结果是他受到了文坛大多数的咒骂和唾弃，他的市场几乎仅仅局限在英美派留学生之中。而他又不是很宽厚的人，能够在别人打他左脸的时候连右脸也转过来让人打，或者别人打了他而一点也不记仇，因而“左翼”文人对他的咒骂和唾弃，在他的心中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甚至也可以说是伤害，这从他后来在提到鲁迅的时候念念不忘使用讥讽的语言刺鲁迅几针，就可以看出来。他与“左翼”文人结怨之深，乃至在抗战时期讲统一战线的时候，他的言论也仍然受到“左翼”文人的围攻以及毛泽东的批评。另一方面，作为英美派留学生，他的民主言论与自由理想又经常触犯蒋介石当局，从而左右不讨好。在这种时候，他的苦闷与落寞是可想而知的。人在苦恼烦闷的时候，或者遗世出家，或者在艺术的情感宣泄中得以解脱，现代作家茅盾在五四时期也没有创作，而是专搞文学批评，并且把批评作为干预社会的事业来从事的，只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之极端苦闷中，才以小说作为逃避苦闷的手段而开始创作生涯的。这就是为什么梁实秋在抗战后期开始创作“与抗战无关”的小品文章，并且从此开始，与文人论争的文学批评，与政治当局论争的政治评论，就很少在梁实秋笔下出现。
了解梁实秋写作《雅舍小品》的创作背景，对于研究这些散文小品是非常重要的。梁实秋的性格是很倔强的，从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时的一些艺术主张，到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时所受到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而生的触动，都可以在他的《雅舍小品》中找到影子。甚至可以说，《雅舍小品》是梁实秋用文艺创作的方法，对此前对于他所有批评进行的一种回应，当然同时也是梁实秋性情的流露。从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强调文学的理性精神，文学是对人性的表现，到40年代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而宣扬可以写“与抗战无关”的作品，都在他的《雅舍小品》中得到了表现。离开了这种创作背景，干巴巴地总结出《雅舍小品》的几条艺术特点，并不能真正地洞悉《雅舍小品》的真谛。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梁实秋与“左翼”文人的论争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但焦点集中在理性与情感、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上。梁实秋站在理性与人性的文艺立场，对于放纵情感的五四新文学的浪漫传统进行了清算，对于强调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学进行了批判，从而张扬带有浓重古典主义倾向的理性控制的表现永久人性的文学。当然，情感也是人性的表现形式，梁实秋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文学中的情感，而是卢梭之后不受理性束缚的情感表现。在梁实秋看来，人性之所以不同于兽性，就在于动物的感觉、欲求不受理性的约束，而人的感情、欲望都要受理性的约束，否则人就等同于野兽。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实秋心目中的人性与理性是一致的。但是，梁实秋在给永久不变的人性举例的时候，却不是举的理性，而是感情上的喜怒哀乐。
梁实秋的这种理论倡导以及对“左翼”文学的批判，在他的《雅舍小品》中就有典型的表现。这些小品中自然流露着梁实秋的爱憎感情，也有形象的比喻，但是这种感情与想像力是受理性控制的；如果理性的成分太多，就不是艺术性的小品，而成了人生智慧的论文了，梁实秋个别小品之失正在这里。但是《雅舍小品》中的大多数文章，却是不乏情感的流露，这种情感往往是以反语或者讽刺的笔调流露的，甚至有的时候直接表露爱憎。这些小品也不缺乏想像力，常常是以形象的语言娓娓道来。只是梁实秋的小品是将情感与想像力纳入理性的约束之中，不导向“浪漫的混乱”，而且理性的因素还给文章增加了一种哲理内涵。事实上，“雅舍小品”的写法就是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它往往是以人生的一个大题目如男人、女人、孩子、中年，或人生的伦理道德行为如谦让、握手、第六伦、送行，或人类的分工如诗人、医生以及人生的一些其他行为作为标题，然后就此题目展开论述，只是并非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述，而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及对这个题目的爱憎，展开想像的翅膀，从而使这种文体介于纯美的艺术品与逻辑论证的论文之间的一个地带。譬如《谦让》一文，开篇就说谦让仿佛是一种美德，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举出一个谦让的例证却不容易，但在一般宴会中，尤其是让座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表现谦让的美德的机会。在描绘让座的时候，显然有对虚情假意地让座的讽刺。接着文章就以《聊斋》中的一个让座悲剧，说自己当此时，要躲得远远的，等让座风波平息后再入座，从而对虚假的让座之风表示厌弃。文章又考据让座之风盛行的原因，是于己有利于人无损，而一旦于己有损，譬如公共场所一让就不再有，譬如汽车站排队买票的地方，就看不见这种谦让。文章继而想到了孔融让梨，觉得难能可贵，因为利之所在，可以使人忘形，谦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章最后说：
谦让的仪式行久了之后，也许对于人心有潜移默化之功，使人在争权夺利奋不顾身之际，不知不觉的也举行起谦让的仪式。可惜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尚短，潜移默化尚未能奏大效，露出原始人的狰狞面目的时候要比雍雍穆穆的举行谦让仪式的时候多些。我每次从公共汽车售票处杀进杀出，心里就想先王以礼治天下，实在有理。
《雅舍小品》还实践了梁实秋反对“普罗文学”的阶级论时所倡导的“人性论”，用短小的篇幅去写“永久不变的人性”。譬如《女人》、《男人》等文，写的就是一种“永久不变的人性”。梁实秋在这些小品中，没有说他写的是哪个阶级的女人或男人，也没有说写的是哪个时代的女人或男人，毋宁说，他努力的方向，是想从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时代的女人或男人中发现一种共同性，也就是“永久不变的人性”，准确一点说，是“永久不变的男人性”与“女人性”。以《女人》与《男人》为例，看看梁实秋在女人与男人身上发现了什么“女人性”与“男人性”。文章说：女人喜欢撒谎——如果把运用一点小小机智在牺牲一点点真理的情况下获取精神上的胜利看做说谎的话，那么女人确实是说谎的天才。然后文章就到现实中寻找具体证据，譬如女人到了商店从不干干脆脆直说自己要买什么衣料，会东挑西拣，翻天覆地，口里念念有词，不是嫌这料子太薄，就是嫌那料子样式不好，批评得人家一文不值，其实她只是嫌价码太贵，如果价格很便宜，那么她念念有词的缺点全不成问题，她甚至本来不想买的也会买了储藏起来。又如女人嫌炭贵而不生炭盆，她会对人说生炭盆不卫生；羡慕汽车而没有汽车的女人，会对人表示她最讨厌汽车的油味。再如女人表示愿意陪你上街走走，其实她是要顺便买东西……这种拐弯抹角在烟幕的笼罩下无伤大雅颇具体面的处世方式，是一种艺术，这正合王尔德所谓“艺术即说谎”的高论。其他的“女人性”，还有“善变”、“善哭”、“爱说话”、“胆小”、在工艺上的“聪明”以及在学问上搞沙龙让人疑心她是内行之类。相比之下，“男人性”则是“脏”、“懒”、“馋”、“自私”以及喜欢在私下里谈论“女人与性”。
如果说《女人》和《男人》写的是以“女人性”和“男人性”为特征的性别属性，那么，《病》、《客》、《脸谱》、《中年》等篇则仿佛是写“永久不变的人性”。无论什么阶级的人都有生、老、病、死，是以将《病》作为透视的对象，颇近永久不变的人性。然而《病》写道，“病”并非人生的常态，而是一种变态，以此“病”是“丑”的，以此吐半口血让丫鬟扶着去看秋海棠不是什么雅事，以此西施捧心蹙颦也非什么美事而是一种私人癖好……在这里，令人想到梁实秋在文艺理论中倡导古典主义的理性与健康以及对现代文艺的病态的反对。文章又写道，人在大病时，人生观会改变，会感到人生无常。而且人性的常态是弱者需要同情，以故患病的人之需要被探视，正如甘露滴在干土上一般。《客》一篇，是有感于人性的不喜欢孤独而作，以此人皆有客，但是人性是不知足的，无客时嫌孤寂，客多时嫌喧嚣，而客的素质也是很重要的。《脸谱》一篇写人的人性在脸上的表现，人的脸虽然受之父母，但是除了孩子，人往往并非一张面孔，而脸如文艺一样有常态的健康的脸，也有变态的扭曲的脸。每个人，除了是早逝者，都会有童年、青年、中年、老年，这和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中年》一篇就是写人到中年的惶惑、烦恼与自我认识，尤其是女人对于走向老年的恐惧。
《雅舍小品》也是对“与抗战无关论”的艺术实践。梁实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时，因为反对那些空洞的“抗战八股”，说与抗战有关的文章最为欢迎，与抗战无关的文章，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而受到了“左翼”文人的围攻。其实梁实秋在编辑这个副刊的时候，还是颇多顾忌，发表的还是“与抗战有关”的文章居多。而一旦只对自己负责写起小品来，他就完全由有所顾忌进入了一种自由状态，甚至可以说是用艺术实践对于“左翼”文人的批判进行回应——我的小品就是写“与抗战无关”的，难道就不成为艺术品了吗？到底你那些“抗战八股”经得起时间考验，还是我的小品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雅舍小品》的十篇左右是写于抗战后期的重庆北碚，然而几乎没有一篇是与抗战有关的。那个时代的血与泪、屠杀与轰炸、为国捐躯与发国难财，都与“雅舍”无关。
从“雅舍”看出去，但见“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时，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于是在雅舍所写，从女人、男人到孩子，从音乐、下棋、写字到画展，从谦让、握手到讲价，都是从一个角度观察人生的智慧闪光，不但与抗战无关，而且与当下的时事亦无关。那种将艺术看成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理论，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面前肯定要碰壁，因为在梁实秋的这些小品中人们几乎很难发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就像中国宋元时代的山水画，社会的动乱，外敌的入侵，在画面上找不到丝毫的痕迹，而如果欣赏者在这种绘画中凝神，自己也会忘却社会的离乱与外敌的入侵，而进入一种空灵妙悟的艺术境界。当然，即使是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也要将这种人性化为具体的例证或意象，否则就不是艺术小品而是研究论文了。梁实秋在举例印证他的人生经验以及对人性的观察心得时，举出的是以现代的例证为多，但是他又想让这种现代例证与古代相通，以证明他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譬如《汽车》一篇，写作对象本身不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当时在中国的拥有者还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如果将汽车等现代文明的工具联想到坦克战斗机等杀人武器，那么又会与抗战有关。但是梁实秋的着眼点却不在这里，而在于通过认车不认人来写人性的势利一面，通过女人嫁给汽车来写女性的爱慕虚荣与享受。
这里所讨论的梁实秋的小品文章，基本上代表了梁实秋《雅舍小品》的对人性的艺术表现方式及其写作风格。由于《雅舍小品》在台湾出版之后意外地畅销，梁实秋就一发而不可收，又陆续写作了《雅舍小品》的“续集”、“三集”，但是，后来写作的二集与《雅舍小品》相比，在材料范围上与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对《雅舍小品》在量上的扩大。譬如，《雅舍小品》中有《中年》，“续集”中有《老年》，“三集”中有《年龄》；《雅舍小品》中有《谦让》、《第六伦》，“续集”中《敬老》、《商店礼貌》，“三集”中有《送礼》、《代沟》；《雅舍小品》中有《信》，“续集”中有《书》，“三集”中有《讲演》；《雅舍小品》中有《客》，“续集”中有《请客》，“三集”中有《同乡》、《同学》；《雅舍小品》中有《病》，“续集”中有《聋》；《雅舍小品》在谈到男人的时候谈到人的一些“脏”、“懒”、“馋”等品性，在“续集”与“三集”中都有单篇的讨论；《雅舍小品》中有《衣裳》、《汽车》，“续集”中有《手杖》、《滑竿》；《雅舍小品》中有《旅行》、《运动》，“续集”中《观光》、《睡》，“三集”中有《喝茶》、《饮酒》、《抽烟》；《雅舍小品》中有《猪》、《鸟》，“续集”中有《狗》、《虐待动物》，“三集”中有《腌猪肉》……
《雅舍小品》的成功，还鼓励了梁实秋以“雅舍”为“商标”，写作了《实秋杂文》、《西雅图杂记》、《白猫王子及其他》、《雅舍谈吃》、《雅舍散文》及“二集”等涉及面更广的散文，《秋室杂忆》、《看云集》、《槐园梦忆》、《雅舍杂文》等怀念文坛故旧、亲朋与发妻的散文，《梁实秋札记》等读书心得散文，使得“雅舍”商标驰名台湾，梁实秋也成就了一代散文大家的功业。在这些散文中，其中有流露炽热情感而成为纯美艺术的《槐园梦忆》以及念旧散文，也有接近论说文的《梁实秋札记》。取材范围也比《雅舍小品》扩大了，对抗战时期自己的生活与其他人物的回忆，已经“与抗战有关”了。而且这些文集之间也有互相交叉的现象，譬如《雅舍散文》的“二集”，就颇多怀念故旧的文章，与《看云集》接近。这些散文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以《秋室杂忆》为代表的散文，提供了梁实秋个人的传记历史，以《看云集》为代表的一系列散文，为现代中国作家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而且这部分散文的艺术价值往往也很高。不过，梁实秋的所有散文都是从“雅舍”的“商标”“批发”出来的，这也注定了这些散文与《雅舍小品》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散文，放入《雅舍小品》中也并不令人感到突兀。尤其是《雅舍谈吃》，就是由《雅舍小品》之第三集中的《腌猪肉》、《萝卜汤的启示》、《狗肉》、《烧饼油条》一类小品演化出来的。而梁实秋在大陆时写作的大量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大量针砭时弊的政治评论文章，却在台湾没有得以结集出版。因此，下面对梁实秋创作的评价，还是以《雅舍小品》为代表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梁实秋的小品在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确实是别具一格的。“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散文往往是个人情感的一个片段，“文学研究会”朱自清、冰心等人的散文则是记叙一段事迹或景物，虽然前者也与记叙结合，后者在事迹或景物的描写中也积淀着情感，但是都缺乏深刻的理性内容，而且他们的记叙与抒情往往是一时一地的，没有想到将这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与永久的人性结合起来。梁实秋与鲁迅虽然是冤家对头，但是要在现代中国散文中寻找与《雅舍小品》相近的文章，那么当推鲁迅的杂文——就是在一个题目下，以议论为经，以情感的抒发与艺术的想像为纬，将理性内容与情感想像熔为一炉的文章。不过，鲁迅的前期杂文侧重的是国民性的揭露，后期杂文侧重的是阶级性的战斗——当然这里说的是侧重，后期杂文中揭露国民性的也不少。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根据，是因为中国文化塑造的国民性格与心态，与他要学习的西方文化塑造的国民性格与心态是不同的。梁实秋要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显然就不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梁实秋的小品很少强调中国国民不同于西方国民的特性，偶尔涉及也是几笔带过。梁实秋更重视的，是从中西文化中所共同显示出来的人性，所以他的小品能够围绕着一个题目，东拉西扯，以不同文化中的名人名言与事例，来表明这种人性具有穿透空间的共通性。因此，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唯一与《雅舍小品》在取材范围与表现方式上相近的，大概是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二者思考的都是共同的人性，而且行文中都使用了反语、讽刺等技巧，使文章显得幽默。不过，钱钟书更重视人生的悲苦，而梁实秋则是人生的甜酸苦辣都要；钱钟书的几篇散文有的地方议论明显，艺术表现不如他的小说得心应手，而梁实秋的小品几乎就是他生命的流溢，其中的议论也被其智慧之光给掩遮了。
梁实秋以为人性是永久不变的，而国民性一旦形成，改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从今天的欣赏角度来讲，鲁迅揭露国民性的杂文，就比《伪自由书》等后期直接抨击社会丑恶现象乃至国民党的政治图谋与文化政策的杂文显得耐读。因为鲁迅那个时代的社会丑恶与今天的不同，而国民党的政治图谋与文化政策更是和今天的生活不相关，但是鲁迅剖析的一些国民性现象，至今却仍然存在而使这类杂文仍然具有持久的魅力。鲁迅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说攻击时弊的文章应该随着时弊的消失而一同消失，又说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死。但是，鲁迅为了抨击当下的社会邪恶，宁可牺牲了艺术的永久性，并不以为可惜。而梁实秋故意跳开现实的直接性，不在时代背景与当下事变上着墨，也不在人的阶级性与民族性上着墨，而是有意识地描写人类一些共有的性别、年龄以及人的爱好、行为方式等等，从中看取共通的人性。虽然不能说梁实秋写的就一定是人性，但是他的小品与当时那些“与抗战有关”的文章相比，确实有更久的艺术魅力。
梁实秋小品文章的这种优点，似乎又是对于当年与鲁迅论战的一种艺术回击。梁实秋曾经宣扬文学要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以为这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基础，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描写普遍而固定的人性，才可以得以永久的流传，否则就很容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烟消云散。鲁迅却反驳说，从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命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鲁迅的反驳是有道理的，而且就鲁迅而言，“永久不变的人性”至少与他当时相信的理论与从事的事业是相矛盾的：如果人性永久不变，那么鲁迅相信的进化论就该抛弃；如果人性永久不变，那么鲁迅弃医从文而要改良中国人的人性就完全是徒劳的——既然人性永久不变，国民性也永久不变，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是，梁实秋的理论也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莎士比亚剧作的艺术魅力确实与其描写比较永久的人性有关。就以莎士比亚与萧伯纳相比，萧伯纳的剧作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重点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相比之下，莎士比亚剧作的时代背景多不明显，而是在戏剧冲突中着力表现了人性中的道德与犯罪、爱与恨、悲与喜、猜忌与真诚、复仇与宽恕、忠诚与背叛、希望与绝望、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较为永久的主题。萧伯纳戏剧在永久性上不如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因也在这里，就连萧伯纳的朋友与传记作家赫理斯（F。Harris）也感叹要在萧伯纳的作品中“找到不朽的因素，是极其困难的事”，这或者是“因为萧的作品没有永久性”。在莎士比亚与萧伯纳之间，梁实秋选择的显然是莎士比亚，他在小品文章中抛开时代的风潮而去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不是没有回应当年理论论敌的因素。
不过，梁实秋是在整个中国文坛都在描写“与抗战有关”的时候，独树一帜而转为新鲜的。如果整个文坛都写这种小品，而在文化语境相似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对所谓永久人性的描写就很容易重复，因而也不值得提倡。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F。Dostoyevsky）那种将深刻的人性思考与时代的文化语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描写方法，就是既“与抗战有关”，又能超越抗战的感时忧国的时代性，而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与人性内涵的作品，譬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艺术努力方向，更值得提倡。鲁迅当年曾经讽刺要求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的理论，说是“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尽管有点失之于简单的漫画化，但是鲁迅指出描写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作为对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的一种讽刺，也并非没有道理。梁实秋从“营养”出发，写了大量“谈吃”的小品；从“运动”出发，写了《下棋》、《旅行》、《运动》、《洗澡》、《睡》、《观光》、《搬家》等许多小品；从“生殖”出发，写了《结婚典礼》、《喜宴》等小品。当然，梁实秋在写这些小品的时候，并非着眼于其生物性，还是描写了具体的语境，而这些小品一旦触及写作的具体语境，就不可能同文化与时代完全分开，换句话说，即使是着眼于人性的梁实秋，也无法写一切文化与一切时代，而是写他从生活上或从书本上熟知的文化与时代。譬如《旅行》一篇，就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梁实秋虽然在美国留学了两年，翻译了不少西方作品，晚年也到美国西雅图的女儿家居住过，但是他血管里中国人的血一点都没有变：安土重迁，不爱旅行，非但父母在不远游，即使父母不在，他也懒得去旅行。所以《旅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闹饥荒的时候都不肯轻易逃荒，以至于背井离乡远离故土。至于观光旅游的乐趣，那么在墙上挂一张图画，看看就可以当“卧游”，这叫“一动不如一静”。号称山川名胜，还不就是几块石头一汪水，说穿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这篇小品接着就讨论旅行是否真的有乐趣。旅行要带行李，那五花大绑几十斤重的铺盖就令人犯愁，很多人打完铺盖卷游兴已尽。当然，某些国度不要带铺盖，即使带铺盖究竟也不难做到，但是天下没有带床旅行的，而天下的床很少没有臭虫的，“我很怀疑一个人于整夜输血之后，第二天还有多少精神游山逛水”：
在旅行中，少不了风吹雨打，然后倦飞知还，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这样便可以把那不可容忍的家变成为暂时可以容忍的了。下次忍耐不住的时候，再出去旅行一次。如此的折腾几回，这一生也就差不多了。
这并不是什么“永久不变的人性”，而是梁实秋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个人秉性，而且可能也与遗传有关。梁实秋的外祖母一生都住在杭州城内，一直活到八十多岁，却没有逛过一次西湖。梁实秋也是如此，他精通英语，在国人以出国为荣的时代，除了留学双脚却很少踏出国门。他作为大学英语系的主任、英语研究所的所长，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到美国，他自己却是在退休之后在女儿的再三邀请之下，才肯再次踏出国门，然而却是住不习惯，终日想念故土。他是皇皇四十册《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却寻找各种理由不去英国观光，不到莎士比亚故居以及莎士比亚演剧的伦敦一游。他不去英国凭吊莎士比亚的理由，连他的学生余光中也觉得“令人啼笑皆非”：
林纾不懂西文，是出不了国，梁先生略无语障，却始终不远游朝莎，足见是游兴不浓。其实早在1968年，近如香港，他也无兴一游。那一年他在信上告诉陈秀英：“我是一个family man，离不得家。所以我总懒得到外边去跑。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又要我去讲演三天，我还是拒绝了。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我就是一个舍不得离开狗窝的人。”
梁实秋以一个不喜欢旅行者的身份，来写《旅行》这篇小品，怎么能够写出普遍永恒的人性来呢？在梁实秋看来，旅行是对个人痛苦与人间丑恶的逃避，而旅行所感到的痛苦又使人感到家庭的温煦与人间的美好。从热爱旅行的人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极端不爱旅行的人的外行话，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永久不变的人性”。梁实秋的这种“安土重迁、不爱旅游”的性格与心态也是中国文化塑造的，西方文化就并非这样。西方人一直有一种不安于现状而向外开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与歌德的《浮士德》中都有很典型的表现，这种精神也带动了西方人极高的旅游兴趣。从象征的意义上说，人生就是一场从生到死的旅行，与其呆在狗窝里静静不动，何如走出去，在大千世界的五彩缤纷中，感受人生的丰富多彩呢？
由此看来，尽管梁实秋超然物外专心致志地要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但是他描写的是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是很令人怀疑的。譬如梁实秋在《男人》一篇中总结出来的“男人性”是脏、懒、馋、自私以及爱谈性爱议论人家的隐私，老实说，这些“男人性”中唯一让人同意的就是男人聚集到一起爱谈女人和性，至于其他的“男人性”几乎全不是那么回事。男人脏和懒的确实不少，但是讲求卫生与勤劳的人也绝不在少数。男人固然有不少自私的，但是历史上记载的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的男人又何其多也！而爱议论人家的隐私，我总疑心是梁实秋写《女人》时的材料放到男人头上了。因此，离开了具体的人群、具体的文化语境、具体的历史背景，抽象地谈论一种“男人性”，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再如“馋”这一“男人性”，根据笔者的经验，男人似乎不如女人馋，成年人不如孩子馋。笔者记得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值日打扫卫生的情景，一个容纳一百二十人的大教室，前四排的座位是女生的，后二十几排的座位是男生的，可是，前四排座位底下往往是瓜子皮、糖纸等满地皆是，而后二十几排座位底下倒是颇为干净，到底是男性馋还是女性馋，男性爱吃零嘴女性爱吃零嘴？当然，正如《旅行》一篇是因为梁实秋个人不爱旅行由此把所有人想像为将旅行当作苦行一样，梁实秋所谓“男人性”的馋，也是他的自我经验的结果，而和人类“普遍的固定的永久不变的人性”无关。从《雅舍谈吃》以及其他一些文章来看，梁实秋本人确实是很馋的，他没有想到这是他的“个人性”，却将个人的经验扩大为整个人类的经验，推而广之说成是什么“男人性”。
林语堂曾经在《中国人》（M y Countr y and M y People）中以性别特征来形容不同的民族性，他认为“中国人的心灵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辞藻，喜欢妇女的语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他们对谚语很感兴趣，就像妇女的交谈。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觉去揭开自然界之谜，是同样的直觉或者称“第六感官”，使许多妇女相信某件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就是如此。中国人的头脑就像女性的头脑一样充满了庸见，庸见与实用的心态是妇女的特征，而不太像男人的特征。男人更可能试图双脚离地，飞向一个不能飞到的高度。中国话，中国语法，显示出明确的女性特征。它的形式、句法和词汇，都揭示出中国人思维的质朴、想像的极端具体，句法关系的极端简洁。然后林语堂就举出大量例证，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论述。我以为林语堂在这里所揭示的女性性别特征与中国民族的心理特征，比梁实秋的《女人》更接近真理。不过，无论是梁实秋的“女人性”，还是林语堂以女人心态与中国的民族心态相提并论，都是本质主义的，而不是存在主义的。因为无论女人还是男人，都在不断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从而不断地给自己的性别赋予新的本质。像梁实秋的小品《孩子》一篇，他所描写的就是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之后，中国人对待孩子的状况。他说以前的孝子是孩子孝顺父母之意，而今天的孝子则是父母“孝顺”孩子的意思，无论孩子多么顽皮、捣乱、逞凶，父母“处之泰然，视若无睹，顶多皱起眉头，但皱不过三四秒钟仍复堆下笑容”。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国人对于孩子是可以加以严重的体罚的，很少这样“孝顺”孩子的父母。
当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谈论“男人”、“女人”、“孩子”、“中年”、“老年”的时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对自己的人性论的颠覆。既然人可以分为男人与女人，性别的不同又导致了人性的不同，而且无论男人和女人，其为孩子、为中年、为老年也都有不同的特性，那么为什么不同的阶级不可以强调阶级性，非要统一于人性其文本才能伟大呢？倘若说，从“男人性”、“女人性”、“孩子性”、“中年性”、“老年性”中，可以抽取出来一种普遍的人性，那么，从“阶级性”中为什么就不能显示出普遍的人性来呢？事实上，梁实秋的小品在具体的描述中，也是绕不过阶级性的。《穷》一篇说：“人生下来就是穷的，除了带来一口奶之外，赤条条的，一无所有，谁手里也没有握着两个钱。在稍稍长大一点，阶级渐渐显露，有的是金枝玉叶，有的是‘杂和面口袋’。”《汽车》一篇写道：
汽车是最明显的阶级标志之一。如果去拜访一位贵友或是场面较大的机关，而你是坐着汽车去的，到门无须下车敲门投刺那一套手续，只消汽车夫呜呜的揿两声喇叭，便像是天方夜谭里盗窟的魔术一般，两扇大门砉然而开……但如果你是人力车的乘客，甚而是安步当车者流，于按门铃之后，鹄立许久，然后大门上开一小洞，里面露出两只眼睛，向你上下扫射，用喝口令的腔调问你找谁……
这简直就是文学表现阶级性的“典型细节”，即使是所谓“普罗作家”，也未必能在寥寥数语中，把“有车阶级”与“无车阶级”所受到的礼遇之差异写得如此鲜明。其实，梁实秋的小品文章虽然在总体上试图实践他早期的文学倡导与批评，但是二者之间的出入还是很大的，有些小品直接违背了梁实秋个人的文学主张。譬如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从高张理性的大旗出发，反对不受理性控制的人道主义以及对下层民众的同情，由此而生出一个写人力车夫的浪漫风尚来。但是在《雅舍小品》及其“三集”中，梁实秋却把笔触伸向乞丐、垃圾、痰盂等不符合古典主义之典雅理想的人、物。就艺术而论，《乞丐》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小品，然而它描写的对象却是比人力车夫更其下贱的乞丐，而且居然还为乞丐说话。梁实秋固然对乞丐的乞讨技巧进行了超然的客观描述，但又认为乞丐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无拘无束，街头流浪，无签到请假之烦，只求免于冻馁，富贵于我如浮云”，“有人认为乞丐是社会的寄生虫，话并不错，不过在寄生虫这一门里，白胖的多得是，一时怕数不到他罢？”虽然《乞丐》一篇立论持中，描写客观，但是梁实秋在这里显然是在替乞丐说话，而贬损白胖无聊的肉食者。
梁实秋从他美国老师那里学到的新人文主义的批评理论，就是将艺术批评与伦理批评糅合在一起的，但是，梁实秋的有些小品，在实践其艺术理论的同时，又违背了其艺术理论中所包含的伦理批评。譬如《诗人》一篇，梁实秋对诗人性格类型的漫画式描绘，很符合古典主义的类型化标准（尽管这一类型化标准太机械化使崇尚古典主义的梁实秋也不完全苟同），但却不符合梁实秋新人文主义的道德规范。梁实秋在《读郁达夫先生的〈卢骚传〉》、《关于卢骚》和《文人之行》等批评文章中，曾经激烈地反对借文人之名轻狂放任，认为做出一些超出世俗的罪恶再借文人之名忏悔就更加傲慢无礼，并说无论天才还是庸众的行为都不应该放肆，“不羁的感情要系上理性的缰绳，然后才可以在道德的路上去驰骤”。但是在小品《诗人》中，梁实秋却尽力描绘诗人之不同于庸众之处，说诗人不光顾理发店，头发作飞蓬状，作狮子狗状，而且游手好闲，无病呻吟，有时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有时终年流浪，到处为家。诗人哭笑无常，饮食无度，有时贫无立锥，有时挥金如土，女诗人嘴里会叼支大雪茄，男诗人会向各色女人去膜拜……梁实秋的这种描述完全是类型化的艺术夸张，并且与他以理性为主导反对文人特立独行之浪漫混乱的一向主张相悖。
细心的读者在阅读《雅舍小品》的时候，会在他的小品创作与理论倡导之间发现更大的矛盾。梁实秋是以理性来约束情感的，正是理性的约束才使人与野兽区分开来，情感的扩张如浪漫主义导致了文学的个性化与理性的崩溃，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人性，普遍永久性，是一致的概念。但是，在《雅舍小品》中，读者所看到的人性几乎全是负面的、坏的、贬义的。从《女人》中看到的是说谎不脸红，善变无特操，胆小又爱哭，从《男人》中看到的是脏乱、懒惰、嘴馋、自私自利，从《孩子》中看到的是娇惯与放纵，从《洋罪》中看到的是肉麻当有趣的西崽模样，从《谦让》中看到的是谦让掩盖下的自私与虚伪，从《结婚典礼》中看到的是铺张浪费与讲求门面，从《匿名信》中看到的是躲避在黑暗中的人心的险恶，从《第六伦》中看到的是主仆之间的不平等与不宽容……梁实秋在《讲价》中写道：
有人传授给我在街头雇车的秘诀：街头孤零零的一辆车，车夫红光满面的样子，切莫睬他，如果三五成群鸠形鹄面，你一声吆喝便会蜂拥而来，竞相延揽，车价会特别低廉。在这里我们发现人性的一面——残忍。
如果人性——理性就是这种工于算计的自私自利，就是说谎、欺骗、虚伪、残忍，那么，为什么要让这种理性来约束情感呢？如果人性就是如此丑恶的东西，而且还是“稳固的普遍的”、“永久不变的”，无论以伦理教化、宗教信仰、审美移情，都不能将之改变，那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当然，我们探讨梁实秋的小品散文与其批评理论的矛盾，并不是否定这些小品的艺术魅力，而是就这种艺术魅力进行更深一层的研究。事实上，“雅舍”作为独树一帜的一个艺术商标，不但在台湾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而且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这种响应是真诚的，是对于“雅舍”文章艺术魅力的承认，因为中国大陆其时正在摆脱“左”的文学政策的束缚，走向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可以说，梁实秋的小品散文进入中国大陆正逢其时，如果再早一些，那么，以“左”的思维定势与政治眼光看待这些品茶饮酒的小品，即使是出于统战的考虑，也不会受到一般文人的追捧。
首先，在梁实秋的“雅舍”文章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正是中国大陆摆脱了“阶级论”的一统天下而对“人性论”予以极大宽容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抛弃了“文艺以阶级斗争为纲”，反省了“庸俗社会学”对文学的桎梏，摆脱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中国大陆的文坛逐渐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而且由于“阶级论”所导致的简单化与绝对化，对文学产生了明显的消极作用，人们对“阶级论”的对立面“人性论”产生兴趣是很容易理解的。而“阶级论”所导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于中国大陆文人的被批斗被迫害负有直接的理论责任，于是“人性”、“人情”等“资产阶级”的“黑货”，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渐渐地从反面走向了正面，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作品对大写的“人”的呼唤，实际上就是从“阶级论”走向“人性论”的文学表现。当然，这种“人性论”与浪漫感伤结合在一起，与梁实秋提倡的“人性论”还不是一回事。但是，这毕竟为中国大陆文坛接受《雅舍小品》这样的文章，准备了丰厚的现实土壤。
其次，中国的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感时忧国的精神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文学革命的发生，是有感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次运动都没有从伦理道德与审美趣味的价值深层来一场颠覆传统的革命，使西方文化的现代精神进入中国，这就从目的性上注定了新文学不可能“为艺术而艺术”，与时代无关，与现实社会无关。文学革命的主将陈独秀很快放弃了思想启蒙的伦理革命，而从事政治革命，就是这种感时忧国精神的典型表现。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新文学阵营中的文人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已有的文学主张，而是在变化了的时代精神的驱动下纷纷转向。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以及共产党的崛起，使得“创造社”新成员与“太阳社”成员纷纷指责文学革命，也使得“创造社”的老成员纷纷实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以及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使得鲁迅、茅盾等执著于五四文学方向的人也在向苏俄文学提倡的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生转变。而鲁迅、茅盾的文学转向，导致了新文学主流的大转折。鲁迅从推崇浪漫主义的《摩罗诗力说》、译介现代主义的《苦闷的象征》到推崇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论》，茅盾从《蚀》、《野蔷薇》到《子夜》、《农村三部曲》，王统照从《微笑》、《沉思》到《山雨》，冰心从《悟》、《超人》到《分》，许地山从《空山灵雨》、《缀网劳蛛》到《春桃》、《铁鱼的腮》，老舍从《赵子曰》、《猫城记》到《骆驼祥子》，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郁达夫从《沉沦》到《出奔》，蒋光慈从《少年漂泊者》、《丽莎的哀怨》到《田野的风》，新诗从郭沫若、徐志摩的浪漫抒情到臧克家、蒲风描绘人民的现实苦难……整个新文学的主流都在时代的感召下发生方向性的转折。从“解放区”的文学到1949年之后的文学，在文学“反映论”与“时代风雨表论”的规定下，文学的时代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文学的写作变成了一种“程序”：即根据发布的政策，到时代最新的潮流中寻找感性材料来图解这种政策，文学的变化已经不是按照时代计算，而是按照“运动”计算。在现代中国，很少有作家执著于某一种艺术主张与艺术流派而不为时代的变化所动的。这种与时代过于切近的关系，使得文学很难具有一种超越性，更谈不上什么“永久性”。梁实秋倡导具有永久人性的文学，被这种变化迅速的时代浪潮淹没了。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一些作家有感于文学与当下时代这种紧密的关系不利于作品的艺术性，就试图跳开现实的直接性与时代的紧密性，转而到环境不甚鲜明的荒蛮时代去“寻根”，使自己的作品少一些时代特征多一些文化内涵，这几乎成为一代“寻根”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这与梁实秋背离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而超然描写人性的文化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梁实秋那些“与抗战无关”的小品散文，在当代作家故意避开时代特征的时候进入中国大陆，大有“旱田逢甘霖”的意味。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在一种受挫感的驱使下，放弃了对重大题材的关注，转而在“一地鸡毛”的地方下笔。于是，报纸副刊活跃起来，散文、小品、札记如雨后春笋，在聊天、品味、喝茶、饮酒、吃菜、剔牙之类的“自由谈”中进行无奈的言说。而梁实秋的小品尽管着力于描写人性的不少，但是与90年代中国大陆的“随笔热”也有着许多共通之处。《雅舍小品》及其后二集中的《信》、《衣裳》、《狗》、《下棋》、《画展》、《理发》、《猪》、《鸟》、《手杖》、《牙签》、《吃相》、《痰盂》、《签字》、《喝茶》、《饮酒》、《吸烟》等篇，与中国大陆90年代那些“随笔”的随意走笔的方式非常相似。就梁实秋写作小品的初衷而言，他也是在干预现实而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以小品的形式消遣生命。拨开历史的烟云与现实的遮蔽，梁实秋的小品与90年代的随笔找到了共同的言说方式，这也就是梁实秋小品散文的当代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