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诗坛上，梁宗岱代表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众多的越洋求学又归国的知识分子中，梁宗岱更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人格。他继承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优秀的人文主义传统，以自己特有的秉性与才华，在几次重要的与国外大师的相遇中，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智性发展道路。瓦雷里这位集大成的象征主义之后的、带有古典倾向的诗歌大师，为他带来了一个西方诗歌创作的大家庭，使他在纷纭、混沌、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想与艺术界中，找到了自己的承接点与位置，并终身对之忠诚；雄厚的中国国文、古诗传统，使他一直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博大宽广的意识域，并很快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办法，系统性地进行中西比较。这一方法使得他在中、西方古典诗歌与思想中，架起了一些重要的比较参照体系，并以这些重要的参照体系为主体，辅之以无数卫星般的小型参照体系。这一主次分明、层层叠绕的比较体系所形成的张力，产生出思想激荡的波浪，涌现出许多洞明深远的思想火花，从而为中国新诗以及批评与学术，提供了宝贵的遗产。
这一遗产并不局限于新诗。从新诗创作的数量上来讲，甚至从质量上来讲，梁宗岱的诗歌成就并不能使他跻身于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行列，然而，他的纯粹性，以及对个体、自我的忠诚，使他的整个精神历程具有极高的代表性与榜样性。他的价值，与他所推崇的象征主义诗人们一样，有时并不体现在他们创作的作品本身上，而在于他们的本身行为对陈旧的束缚或者同时代的低俗的抵制上，在于他们对灵魂的未知领域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以及对于形式完美的殉道者般的追求上。
在象征主义的不同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认知学上的断层，从而区分出两种主要的不同倾向，既是共生的，又是相互排斥的：一方面，存在一种“深奥的”或者“魔法般”的象征主义，它试图掩饰一种真正的表现危机，而其实它自己本身也已经处于这种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更为现代的象征主义，它认为只有在符号的内在性中，才能使得艺术的象征源泉得到更为深化。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当时人们对象征的不同看法上，有的人认为它是跟一种对诗歌的超验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就意味着一种对符号的纯物质性的观念，语言只有在严格的内在性中，才能得到理解。
正是这一并存的暧昧性，使得象征主义既是超前于它那个时代的，它一方面直接为现代铺了道路，另一方面，又回到了浪漫主义。
梁宗岱深深地意识到了这样一种双重性。他面对新诗这一巨大的实验场所里产生的焦虑与企盼，对过去的依恋——中国古老的诗歌传统为他提供的“超验”土壤——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语言本能的再铸可以带来的种种可能性，使他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激情（再铸诗歌语言）与失望中的怀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似的悲哀）。宇宙意识使他成为浪漫主义一面的象征主义与中国古代灿烂的诗歌传统的中介，而语言的严格性（内在性），又使他再度回望古诗的语言含蓄与凝练。《芦笛风》是这种矛盾心情的彻底表现，既是一种退缩，又是一种期望。
与朱光潜的争论，再一次表明了梁宗岱的暧昧性：在追求真正的灵魂世界这一点上，他与朱光潜的美学出发点完全是相同的，然而这种纯粹主观世界，将现实世界彻底视为意志的表现的叔本华主义，否决了这种对语言的物质性以及大自然的实在性的眷恋，中国传统的自然主义进入了象征主义的内核，要求的更是主客体的交融，而非对客体的彻底抹杀。
与法国象征主义者们一样，梁宗岱整个创作过程中的缺陷，同时也是他的成就。这一貌似悖论的结论在于，他高度的意识发展在成为禁锢他本身诗性的自然萌发的同时，对许多人们固有的成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了大规模的“中西交融”表象之下的许多混乱之处。他的许多著名论争与辩论，围绕一些他最为关注的主题词，如象征、崇高、契合、直觉等，为中国思想在与西方新思想的相撞时产生的一些误区排除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疑点；同时，他高度发展的意识，使得他真正感受到了现代性的意义，在几乎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个人的清醒与人格的独立。在作为相对与大众脱离的士大夫意识或“僧侣”意识的同时，他保持着为民、济世的质朴心理，从诗歌创作，走向制药实践，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着他的“提炼”、“升华”的志向，从精神走向物质，从书写走向行动，从“字句的炼金士”走向真正的物质的“炼金士”，尝试着古代玄学与现代科学之梦，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他作为大自然与民众之间的媒介的神秘主义者角色。
梁宗岱的历程，是一个充满了启发性的中西精神相遇时所能产生的火花的佳例。由于其纯粹性与诚实性，而成为弥足珍贵的实践。他由于法国的象征主义而激发出自己所有的智性潜质，在因出于爱国热情而处于一个人独自面对一个并不真正理解其作为的社会时，一直仅凭自己身心的全部潜能，保持着在历史与世界的双重视野中的独行精神。他在这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上获得的创作成就，尤其在批评领域的鲜花与异果，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域内最珍奇的果实之一。由于他的高远视界与清幽、辽阔的追求境界，他得以超越象征主义本身的某些局限性，而与世界上最珍贵的精神成果、最伟大的心灵相遇，从而一生都保持了高远的境界，在创作停止，甚至连批评也不得不停止的时候，还固守住了名著翻译这一净化个人心灵，同时造福其他读者的“通灵人”的阵地，保持着自己高洁的心灵与坚决的理性。在他本人的“资本家”、“工程师”和“裁判”之喻中，他一直保持了“工程师”这一以想像力为主导的角色。这位一生相信灵魂世界是伟大的、一生探求不止的工程师，用一句曾经流行但被人忘却了真正意义的话来形容，是一位真正的“灵魂工程师”。
研究梁宗岱（在拙作的小范围内，只能说是“管窥”梁宗岱），当今的意义就在于，在这后现代浪潮下，在全民人文修养普遍下降的前提下，去回答一个严肃而迫切的问题：如何配得上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精神遗产。具体地说，如何在大规模的历史感淡漠的大环境中，重新找回一种历史性（his toricité），如何在中国再一次面临与世界（或者全球）的大规模、多方面的接触的时代，了解一颗中国心灵与他者文化传统相撞的种种可能性与潜在性；如何在这社会与科学研究分工愈来愈精细的今天，依然保持一种对于整体的探索，相信学科间的相融性与互相参照性；如何在学术空气愈来愈淡漠的今天，找回一种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保持对“事实的尊敬或知识上的谦逊”。正如梁宗岱所言：
所谓知识上的谦逊，就是只求真理——或真理底可能——之所在，不问出处：不排斥古因为它是古，不崇拜新因为它是新；不因为局部的谬误而遽要全部推翻，也不因为一时的失败而妄断它将永被毁弃；不因为友而全是，也不因为仇而全非。至于造成学阀，排斥异己，那更不在话下了。面对着一件事实，一个观念，或一种学说，如果我们不同意而又不发生怀疑，不妨暂时存疑；如果兴趣浓厚呢？就搁下自己的意见去研究它底究竟。因为真理的探讨比射击还要精微；必须有自由的心灵和平静的胸襟才能瞄准。
距离梁宗岱先生说上面这段话，已经六十年以上了。他所讴歌过的宇宙的星辰，已经足足运行尽了一个天干与地支的周期，但这琅琅的声音，依然显得是那么的洪亮，那么的令人“悚然而戒”。
他为中国的现代诗歌指出了一个极为严格的方向。有时他本人的创作也未能达到其所指向的高度，然而，这一“指向性”本身，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批评意识，就是一种珍贵的精神财富。
重读梁宗岱，意味着三层“怀旧”：怀古典诗歌的旧，怀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大撞击时代的旧，怀20世纪80年代年代中国学术在沉睡长久之后醒来时形成的文化热与翻译热的旧。如果说，创作日期主要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梁宗岱，在吾辈眼中，已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人物”，那么，20世纪80年代尚在北大校园中散步的梁宗岱的挚友朱光潜，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活生生的记忆中的人物。历史便是这样，以一个个杰出的人物形象为衔接点，在一个个沙漠、黑夜般的阶段之间，建起成功跨越的点，使得文明之流不断。重读与重谈梁宗岱，归根结底，其实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全球化”与思想界虚无化的大浪潮中，如何做到两点：跟得上世界，配得上过去。
因为这两点，是21世纪中国新文化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