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交友之道是：“古之所谓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庐，何水之广而不可渔？著书传道，求闻于后世，不犹愈于碌碌食众人之食乎？”（《上富舍人书》）本于此道，青年李觏早把范仲淹视为自己的至尊师友了，“百官图”事件发生前后，他就在京都汴梁城里备考，想去拜访范仲淹却找不到机会，“卒无所遇，彷徨而归”。等到范仲淹落难饶州，朝野大都“缩颈”之时，他觉得机会来了，这才风尘仆仆赶奔过去，拜师求教，范仲淹长李觏二十岁，遂订忘年之交。在饶州相聚其间，“一字师”之外，李觏必定要向自己服膺并信赖的范老师尽倾所学所思，经济、吏制、朋党、教育、边务……无所不谈，估计范仲淹后来主持庆历新政时，他特上《庆历民言》三十篇，便梗概于此次饶州长谈中。在《庆历民言》中，李觏把“开讳”作为改革前提，开讳就是打破禁忌，广开言路，言论自由，“闻死而愠，则医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则臣不能争其失。疾不治则死，或非命；失不改则亡，或非数。”只有先行“开讳”，这才谈得上《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关于“康国济民”的文章，《庆历民言》和上述三策之外，他还写有《周礼致太平论》《潜书》《礼论》《平土书》等。李觏的思想极有锋芒，直言风格亚赛范仲淹。“康国济民”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部分：“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君养民。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李觏集》卷十八）基于此：“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富国强兵，兴利图霸的目的是在安民、济民，而不在于尊君。李觏文思深沉，文笔犀利，不拘成见，比如他以“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之语，辛辣地讥讽那些以孔孟之徒自命，实则貌袭仁义而学无足用的俗儒。他大声疾呼：“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佑之，言无不利矣。”儒家贵义而贱利，李觏则批判这一传统思想，公开倡言：“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言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卷二十九）他在《富国策》中开篇即把讲求财利放在富国的首要位置。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卷十六）在李觏看来，礼、政、爱、威是建立在“财用”的物质基础上，只有讲财利、先富国，才能有所成功。他所倡导的这种新义利观，在“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宋朝思想界显得特立独行。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李觏，对社会问题独具洞察力，社会矛盾的核心原因何在？他说：“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得而食也。”（《李觏集》卷十九）“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况邑居乎！沃壤犹为芜秽，况瘠土乎！饥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李觏集》卷六）那么，想要解决贫富不均，缓和阶级矛盾，其根本办法是变革土地占有制度，为此，李觏反复论证平土均田、抑制土地兼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指出“平土之法”是自古以来的“王政”之始，并将成周时代的井田制看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方案。李觏尤其关注“三农”问题：“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为什么谷价贵贱都伤农呢？由于“具服器”、“营昏丧”、缴纳赋税、偿还借贷等急需现金，纷纷大量出售谷物，“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新谷出售后，农民储备的粮食不够，便又不得不向市场购买，购买者一多，粮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李觏集》卷十六）从而超越了前人对谷物价格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认识，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难怪古人评李觏文章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虽在畎亩，忠赤不能自己”。难怪今人胡适先生称“李觏是北宋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也难怪范仲淹对这位忘年小友心怀敬重，称其为“奇士”而念念不忘，饶州之后迁润州，即修书请李觏去执教：“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能得到范仲淹的亲笔邀书，多大的荣幸？再有事也要应约。可李觏正忙于撰写《潜书》，不愿分心。这让范仲淹更为佩服，再迁越州后，估计那书也该写完了，就再次修书请李觏赴浙，其书有云“此中佳山水，府学中有三十余人，缺讲贯与监郡诸官，议无如请先生之来，必不奉误……请一来讲说，因以图之，诚众望也”。这一次李觏如约而来，二人再次欢聚洽然。不久，范仲淹因边事紧急调回中枢任职，李觏并无他求，欣欣然返回故里，继续兴学育人，著书立说，那真是“志不在庠序”也！
还有更值得拍案叫好的一笔呢。范仲淹以副宰相之身搞庆历新政时，不是收到过李觏的《庆历民言》三十篇吗？其时还附有一封《寄上范参政书》，信中非但没有半点仰尊之意，反而大发苛责之论，开头就是“喜忧论”：“窃闻明公归自塞垣，参与朝政……忧喜交战。喜者何？谓冀明公立天下之功。忧者何？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为什么呢？李觏接着是“危言耸听”一大段话：“若曰患更张之难，以因循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则士林称颂不复得如司谏、待制时矣。此所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嗟乎！当今天下可试言之欤！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管子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国也。明法术耕战，国以富而民以强，较之于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质而天下无强国之资，为忠为贤可不深计？”其大意略谓：你如今主持改革大政，确有“更张之难”，万不可知难而退，因循守旧，扬汤止沸，走了过场，真这样，你当年做司谏和待制时赚得的天下英名可就丢失了。齐桓秦孝称霸天下，那是霸道强国，非王道正途，可不敢再听信管子、商鞅那一套了。这一点不客气的口气，似与梅尧臣那“吾今语汝”（我现在告诉你）的架势颇类，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范仲淹不仅不生气，反而向仁宗皇帝连上两道奏折，力荐李觏出来做官。有一道奏议是连同胡瑗一起保荐的，前文书中已经引用，这里再看另一道奏折：
臣伏见建昌郡草泽李觏，十余年前曾撰《明堂图》并序一首，大约言周家之制，见于《月令》及《考工记》《大戴礼》，而三家之说少异，古今惑之。觏能研精其书，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制作。臣于去年十一月录进前人所业十卷，其《明堂图序》为一卷，必在两制看详。今朝廷行此大礼，千载一时，何斯人学古之心上契圣作。臣今再录其《图》并《序》上进，伏望特赐圣览，于朝廷讨论之际，庶有所补。仍乞详臣前奏，殊加天奖，以劝儒林。取进止。六月日。
结果呢，正如前文书中交代过的，李觏终于大器晚成，四十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所以后世遂有“李直讲”之名。以布衣起家，以庙堂归宿，这样一个古人眼中还算比较完满的人生结局，肯定是李觏始料未及的。查一下范仲淹文集，他一生诚心力荐的人物，见于文字的多达数十人，却独未见保举梅尧臣的奏状。难怪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记载：“……及公（范仲淹）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略云：‘我昔闵汝之忠，作赋吊汝。今主人误丰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复啄叛臣之目，伺贼垒之去，反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意以其西帅无成功。世颇以圣俞为隘。”梅尧臣在此有点不打自招：我原先为你作《灵乌赋》是要搞交换的，结果你让我什么都没捞着，你太不够意思啦！我这样的“鸿鹄”你不亲近，胡瑗、李觏那样的“燕雀”你却看得金贵，我不骂你几句能行吗？有今人评说这桩公案，作如是说：梅尧臣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诗写得极好，连皇宫里也有很多他的粉丝，经常送给他宫内的佳酿。可是这位著名诗人却生活困顿，而且一生都郁郁寡欢，因为在科举制度方面，他是个失败者，一辈子没尝过考试成功的滋味，一直到五十岁，同龄人都当宰相了，才被赐了个同进士出身。在那个时代，当不上像样的官，就不能活得像个人，所以在和那些高级文人朋友们交往时，他的很多行为就显得有点吊诡。除了对范仲淹老大不客气，对同代挚友欧阳修也不惜伤害。欧阳修应该算得上是梅尧臣的“贵人”了，主持科举考试时，把他梅尧臣也带上当考官。欧阳修曾写过一首诗：“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这是在夸奖梅尧臣，说韩愈和孟郊两个，在文采上其实旗鼓相当，但是人生境遇却大相径庭，孟郊一辈子穷困潦倒，韩愈则富贵逼人，孟郊死了之后，贾岛并没有得到他的衣钵，现在是梅尧臣继承了孟郊的风骨。可是对这个夸奖，梅尧臣并不认账，他向苏辙发牢骚说：“永叔（欧阳修字永叔）自己要做韩退之（韩愈字退之），却想要强行指派我当孟郊！”没有明着责难，可不满的情绪呼之欲出——差点就要骂娘了，我梅某人难道就应该受穷么！或许，在和朋友们交往中，梅尧臣表现出了一些小心眼和过激行为，但是这种敏感，正是来自于他内心最隐秘的暗伤——一个诗人，没有像样的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在朋友圈里始终位于下层，怎么着也不开心。
笔者以为，梅尧臣虽有性格上的缺陷，仍不失为一位大诗家，作诗整整三十年，留下一部六十卷《宛陵先生文集》，约二千九百首诗歌、散文和赋，还不包括集外墨宝。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不论你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作家、诗人、画家或者什么家，首先你得是一条文化好汉，一条用士君子文化武装起来的刚强铁汉；否则，这“伟大”二字必定成色不足。
前面说了，范仲淹此次谪守地包括饶州、润州、越州三处，处处都留有这位被隐逸者的诗文歌赋，组合起来又是一部“琴心”交响曲，如果把《灵乌赋》看作主旋律，那么它理应还有副部主题、和声、变奏……不可或缺，并且也应该是非常美妙的，非常值得一同欣赏的。先粗略列出一个清单如下：
《饶州谢上表》
《庐山瀑布》
《题芝山院》
《同年魏介之会上作》
《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
《瀑布》
《升上人碧云轩》
《秋香亭赋》
《和谢希深学士见寄》
《依韵酬黄灏秀才》
《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
《赠钟道士》
《郡斋即事》
《赠茅山张道士》
《江城对月》
《润州谢上表》
《移丹阳郡先游茅山》
《京口即事》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
《西湖筵上赠胡侍郎》
《过余杭白塔寺》
《与李泰伯书》
《与胡安定屯田书》
《刻唐祖先墓志于贺监祠堂序》
《诸暨道中》
《越上闻子规》
《兵部侍郎胡公墓志铭》
《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
《题翠峰院》
《清白堂记》
《祭胡侍郎文》
《祭蔡侍郎文》
如果说，范仲淹的睦州诗文，总体透出一种潇洒之美的话，那么之后形成的饶州诗文，在历经“百官图”风雨和“缩颈”世态后，潇洒之上多了一层刚烈之美。或许可以这样表述，范仲淹一生诗文的总体风格，就是刚烈中见潇洒，潇洒中见刚烈。剑胆刚烈，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豪迈无畏，气吞山河，坚定不移，虽死无悔；同时又琴心潇洒，早从《易》中识破天机，彻悟人生，云水襟怀，超凡脱俗，清风明月，从容安适。这一种诗魂文魄，在《灵乌赋》之外的饶、润、越诗文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便在别人写来很单纯轻灵的山水田园诗，范笔也要为其注入刚烈与潇洒，造出一个“迥与众流殊，发源高更孤”的独特境界。《饶州谢上表》中的“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和谢希深学士见寄》中的“谁怜多出处，自省有本末。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回头谏诤路，尚愿无壅遏”。《郡斋即事》中的“三出专城鬓似丝，斋中潇洒胜禅师。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依韵酬黄灏秀才》中的“再贬鄱川信不才，子规相爱劝归来。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难期日月回。白雪孤琴弥冷淡，浮云双阙自崔嵬”。《赠钟道士》中的“人间无复动机心，挂了儒冠岁已深。唯有诗家风味在，一坛松月伴秋吟”。《酬叶道卿学士见寄》中的“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岂量尧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责落善地，雅尚过朝伦。……拙可存吾朴，静可逸吾神”。《瀑布》中的“迥与众流殊，发源高更孤。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题芝山院》中的“云飞过江去，花落入城来。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升上人碧云轩》中的“澄宵半床月，淡晓数峰云。……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芳”。《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中的“竭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赠茅山张道士》中的“有客平生爱白云，无端半老尚红尘”。《同年魏介之会上作》中的“心存阙下还忧畏，身在樽前且笑歌。”《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中的“风波岂不恶，忠信天所扶。相见乃大笑，命歌倒金壶。……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莫竞贵高路，休防馋疾夫。孔子作旅人，孟轲号迂儒。吾辈不饮洒，笑杀高阳徒”。《润州谢上表》中的“臣……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重烦上听，再贬远方。削天阁之班资，夺神州之寄任。重江险恶，尽室颠危，人皆为之寒心，臣独安于苦节。萧望之口陈灾异，盖无负于本朝；公子牟身处江湖，徒不忘于魏阙。……敢不长怀霜洁，至效葵倾。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特别在《清白堂记》中，《易》中求道，寓意弥深：“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
其实，“三黜人”范仲淹在饶、润、越三州四年多时间里，最能与其《灵乌赋》境界相呼应、相匹配的，除上列嘉言之外，还有众多懿行印证。诸如兴建饶州新州学，修建城北庆明堂，至今留有范公柏、海棠树，和以头名进士彭汝砺为代表的饶州学风文脉。据后人推想，润州府学也是范仲淹在此作“迁客”时兴建的。越州任上最能传颂的义举，莫过于救助户曹孙居中遗属还乡了，这在《序章》中已有记述。
回到本章开头所说范公平生功业，睦州、饶州、邓州。关于邓州功业，当在庆历新政之后，那就后面再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