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全面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华北、华东大地的相继陷落，武汉，就象个秋后熟透了的果子，孤零零地悬挂着，随时都可能落向地面。贪婪的日本人唾涎它，是想把这颗肥大的硕果揣入腰间，再给中国一次重击。中国人关注它，是想抵住外来强盗的暴虐，保护已越来越少的果实。
武汉，当年人们更多地称它为汉口。其实它是由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隔江鼎立而成。长江无所顾忌地从城中穿流而过，把武昌孤零零地划在了江南岸。这里，机关楼堂、要员私宅云集，景点古迹遍地，在青翠的珞珈山、碧绿的东湖水和一片片优雅宜人的景区映衬下，透着一个政治枢纽不同凡响的气度。江北汉口，则以其繁华、喧闹而名噪天下。作为旧中国的大商埠，其名气仅在大上海之下，因而紧紧地吸引住南来北住过客的目光。龟山脚下的汉阳，同样不同凡响。这里有全国规模宏大的军火城，云集了旧中国军火工业的精华。“汉阳造”就是今天提起来，人们也不陌生。事实是，当时国民党军手中的枪炮弹药，除了进口的，其余大部分是从这里运上前线的。
当1938年第一缕春风吹绿武汉的千花万木时，焦躁不安的武汉再没有象往年那样，被春的魅力、绿的诱惑煽起激情。大路上、田野里，一批批携金带银的商贾官吏、绝望无助的难民伤兵，象一股股令人沮丧的混乱的潮水，涌进武汉的大门。国民政府各部门名义上虽说是迁往重庆，可到了这儿，都没有再向西挪一步。一队队西迁的工厂、学校、民间团体，也极其自然地在这里扎下脚来二工厂又冒出了烟，商店一家家地增多起来，政府的一些军事、政治机关也开始运转。武汉成了当时中国的战时首都。“战时首都”使武汉三镇背上了不堪忍受的重负。洋楼私宅、旅馆寒舍，只要是个能栖风避雨的地方，都挤得满满当当，街巷市面上同样是人满为思。
房租、粮米菜价，随着人潮的蜂拥而至，也象是雨后冒出的春苗，“呼呼”地往上窜。大武汉从未象今天这样，拥挤膨胀得象是要裂开来。昔日那种繁华中的平静、有序，早已消失的干干净净。混乱、惶惑和恐惧象瘟疫一般，无可遏制地在全城弥漫开来。
武汉南郊林木青翠的珞珈山蒋公馆里，蒋介石掎杖远眺武汉城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自退出南京后，他变得从未象今天这样对武汉充满依恋。想当初，国民政府建都金陵，蛰居秦淮，武汉从未真正打动过他的心。每年夏天，他一般都要在庐山的清凉中度过些时日。可每次上庐山、回南京，他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咫尺之外的武汉三镇。今天，他却突然觉得，武汉成了他手中最后一块明珠宝地。他曾充满感情地对武汉卫戍司令陈诚说：“武汉之价值，今日才真正体会到。这里地处长江、汉水交会日，平汉、粤汉铁路必经此地。可以说是中部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九省通衢’名不虚传。向南，它连接华南地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经香港、广州运到我们手里。向东，则直通苏皖浙，是我们日后收复失地的桥头堡。向北，它又依傍中原大地，是我们发起全面反攻的前沿阵地。可以说，控制武汉，足以控制东西、威震南北。”
蒋介石对陈诚没有完全讲出心里话。实际上，仗打到这份上，中国内地繁华的、有影响的大都会中，能容得了他蒋某人的，也就这武汉三镇了。他心里清楚，控制武汉，他就能吸引住全国、全世界的目光，他就仍能自豪地对外界炫耀：中国并未亡于日本，中国政府依然存在，他蒋中正仍旧领导着国共统一战线，在抗击着日本人。非常时期、特殊的形势，给武汉三镇又披上层神秘的政治色彩。
可他看到了这一点，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1938年新年刚过，B军不待休整，便擂响了西进的战鼓。从战略上说，仰攻武汉，必先控制翼侧的安全。为此，东京日军军部，先拿右侧翼广袤的中原大地开了刀。徐州会战一浪高过一浪的枪炮声和随风飘来的阵阵硝烟，时时都在提醒着蒋介石：武汉血战已不会太远了。
半年多来，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是败了，而且败得挺惨，尽管其间也有台儿庄、乎型关的几缕辉煌。可中国作为一个保种保国的被侵略民族，无论胜败，她的最终意志都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不管怎么说，中国军队已从战争初期的仓皇失措中镇生下来，仗在越打越好。几百年来，遍体创伤的中国对外敌人侵似乎已经麻木了，这是一个弱国、一个闭关自守的悲剧必然付出的沉重代价。所幸的是，中国人几千年“大国梦”所激起的民族意识并未泯灭。他们以令世人无不为之惊叹的承受力，默默地忍受着战争带来的一切苦痛。一次次失败后，他们仍能站起来，舔抚着身体创口中涌出的鲜血，继一续在沉默中希冀着、期盼着、战斗着。
中国人的威武不屈，使日本人三五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了，战争明显有一种指向漫漫无期的趋势。岛国上下，北进苏俄、南下太平洋等种种战略目的不同而结成的军事集团，眼看着自己的战略意图因中国战事的久拖不决而变得日益无望，愤怒中把矛头指向了内阁，政府一时出现动荡，恼羞成怒的内阁首相近卫文磨见军事威逼未达目的，便自做聪明，耍起了政治把戏。
1月16日，近卫首相在东京狂妄地向世界声明：帝国令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政府调整两国国交。唯恐份量不足，24日，日本内阁又急忙抛出对华新政策，再次强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并绝对不容许第三国调停。
好一副胜利者盛气凌人的姿态。
风景秀丽的武昌珞珈山，闻讯从开封前线返回的蒋介石震怒不已。日本人这时企图把他晒在一旁，在政治上给他重要的一击。他明知这是日本人黔驴技穷的一招，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招的厉害。日本人的声明，无疑是当着国际社会的面掴他的耳光。尤其日本人鼓励中国各地实力人物，取代他蒋某人，这可说是击到了他的痛处。疼痛中，他抛开了大国领袖矜持的架子，向东京发起了反击。
18日，他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声明》，指出；“中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哪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无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向来不吃硬的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恶气，针锋相对，据理反击。
气出了，可话不能说说就完，“维护领土主权”，凭什么？两国文兵，真真硬气的话还是在战场上。于中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在战场上不能给对手以震撼，日本人当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要在战场上找出些加大这话份量的东西。
李宗仁成了幸运者。蒋介石第一次狠下心，真正帮了这个地方将领一把。尽管李宗仁是他多年的老对手，在他潜意识里也是未来的对手。可非常时期，他顾不了这些了。李宗仁从中央得到了大量军火物资，并从蒋介石手里领到了调动附近中央军嫡系的上方宝剑。奇迹出现了，台儿庄大捷，李宗仁不仅给中国人，也给蒋介石争回些脸面。在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情况下，让日本现代化军队第一次扔下上万具尸体，败师而归。举国上下欣喜若狂，蒋介石也是乐得合不拢嘴。武汉，为此而度过了几个欢腾的不眠之夜。
蒋介石从东京讨回些面子。可一个台儿庄，并没能拉住中国军队下滑的战车，李宗仁也无力为蒋介石独挽颓势。他毕竟只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普通将领。
5月19日，徐州沦陷。正当日本人为占领徐州空城而洋洋自得，武汉军民议论纷纷，猜测着日本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时，蒋介石却早把心思放在了武昌中央银行宽畅、坚固的地下室里，放在了正在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这时他已开始设计武汉未来的战争了。
客观地说，蒋介石心理上早已做好了血战武汉的准备。为此，他也采取一些他过去想都不会想的举措。既然他的中央军嫡系最终无法替他撑住战局，那他只有接受一切有利于战争的力量和建议，甚至包括中共和苏俄方面的。眼下只要能顶住，渡过难关，其它以后再说。一向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情急间，甚至抛弃了他一直念念不安的党派之争，信仰之异。
早在4月，根据共产党建议，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这时的蒋介石，既摆出了一副抗战到底的恣态，又一改过去专断、独裁的法西斯作风，放出了一点儿有限的民主。这点儿民主，虽然远不能满足民心、民意，可在被皇命党规束缚千百年的古老大地上，这一举动仍然赢得了阵阵欢呼。国际舆论、民主人士、中共党人和各界民众一片赞誉。蒋介石军事上虽不高明，政治上却相当老练。他不但是个创造环境的能人，也是个适应环境的高手。失地千里、损兵百万之际，如果不采取些措施安定军心、民心，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他很难想象如何应付随时可能袭来的铺天盖地的反对浪潮。他深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内忧外患，使蒋介石暂时停止了亲痛仇快的自相践踏，民主之风缓缓地在中国大地上吹拂开来。武汉，国共合作进入黄金时期。
2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成立了政治部。新任部长，喜欢标新立异、风头十足的少壮派将军陈诚摆出一副开明姿态，请中共要人周恩来出任副部长。陈诚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连蒋介石都感到惊讶。为了把文艺界名流、中共党员郭沫若请进政治部，他三次致电，并亲自登门拜请。不知是民族正义的感召，还是陈诚的精诚所至，郭沫若终于铁下了心，把日籍爱妻安娜留在了日本，独自在武汉安下心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
陈诚前言必践，在人事安排、制定计划、调拨经费等方面，给郭沫若大开绿灯。
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之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迈进了多年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政治部门，从隐秘的地下昂首步入政治前台。有蒋介石在后面撑腰，陈诚出手也极大方。
第三厅一次就能从他手里拿到80万元的经费，足顶得上当时一个正规军的开销。这一切，使郭沫若和他的第三厅如虎添翼。宣传抗战、发起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
运动，政治部政绩斐然，第三厅功不可没。
滚滚大潮，冲击得武汉三镇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参加过北伐革命的郭沫若，目睹这座沉寂了10余年都市旧地的巨大变化，兴奋地操起如篆大笔，在报纸上赞颂道：
“《新华日报》复刊了，邹韬奋和柳是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复刊了，空气的确在变，沉睡了10年的武汉，仿佛在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息了。”
武汉确实在变，变得象春天，充满朝气；变得万花怒放，充满生机。
许多曾被国民党取缔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时重又打出招牌，融入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几个月里，数十个新的救亡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在武汉冒了出来。
2月，“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汉成立；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平也隆重出台；同月，“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也在武汉问世；一个个新老团体、一群群热血沸腾的人，呼喊着同一个声音；抗战到底，收复失地。经他们的手，一本本宣传抗战的小册子，一张张充满民族呐喊的传单，雪片般飞散着，落入中国人手中。他们的出现，无疑大大促进了武汉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2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在武汉首先掀起救亡的狂潮。各救亡团体、爱国华侨、外国声援团、学生、市民，都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次活动，使普通的中国百姓第一次听说了西方的绥靖，了解了国家、民族正面临的险境，也弄清了他们自己背负的民族使命。青年从军掀起了热潮。
4月，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到武汉。周恩来、郭沫若等政治部有识之士抓住时机，动员起在汉的各救亡团体，把祝捷宣传活动椎向高潮。50多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场面。黄鹤楼下，长江两岸，人潮如海，彩旗林立，欢呼、呐喊声惊天沸地。
每个有幸身临其境的中国人都扬眉吐气，充满骄傲和自豪。胸中涌动的激情使他们更加坚信：中国不会亡。几千年的文明绝不会在铁甲枪炮前涌灭。
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似一波波奔腾不息的江水，在大武汉奔涌着。它荡去了多少中国人心中疑虑、恐惧的沉沙，却也泛起了一些人心底的积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