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间屋里，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日后成为汪精卫汉奸死党的周佛海，给蒋介石领来一个特殊的人物：张国焘。
张国焘才从陕北叛逃到武汉不久。此前，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身为中共高级干部，他的叛逃，当时确也曾在武汉国民党上上下下引起过一阵轰动。
张国焘这一出人意料之举，曾令中共党人深感惊讶。但他自己却并不觉得突然。
事实上，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挫败他的分裂阴谋，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那颗窃据中央的野心才算最后破灭。毛泽东对他可算是仁至义尽，不但没再追究张国焘本人，而且说服了中央各委员，仍把他留在了政治局中。可人心隔肚皮，毛泽东一片苦心，他却无半点感激之意。刚到陕北时，他也是国民党四处通缉的对象。纵使他有意，也没胆量背弃中共和红军。自1937年国共再度携手，戴笠在西安的特务把“招贤”的口风放出去时，他那颗压抑着的野心终于又膨胀开来。他自认是个能干番惊天动地大事的人，在陕北，他永无出头之日，便动起了投向国民党的念头。
4月初，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将至。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南出洛川，直奔黄陵，祭饲炎黄先祖。但他的兴趣，很快便转向了旅馆隔壁间的国民党特务身上。一天的密议和思考，他最后定下了出走西安的决心。4月5日晚，他在国民党特务的掩护下，伴着夜幕，直奔西安。
西安城里，与军统头子戴笠称兄道弟的“西北王”胡宗南大喜过望。在他眼里，张国焘算得上中共首脑，送到武汉，将是一份不薄的厚礼。当下高兴地在西安城又是设宴接风，又是豪言鼓励，弄得张国焘欣喜有加，大有种“重见天日”的快感。
而这时，中共驻西安办事处的人员正奉中央之命，全体出动，四处寻找他。但一切都晚了。
4月7日胡宗南亲派副官处长及数名警卫，护送张国焘去了武汉。
武汉蒋公馆。张国焘一副迷途知返、痛心疾首的模样。蒋介石越是给他宽心顺气，他这种感觉越强烈，弄得委员长哭笑不得。蒋介石想了想，指指坐在一旁的周佛海说道：“你不必多虑，他也是从你们那里过来的，他今天在我这里不是很好吗？
只要你有报国之心，我蒋中正不会亏待你的。过去的已经是历史了，往远看，你仍然会有远大前途的。”
张国焘抹把泪，卖乖道：“委员长胸怀坦荡，令人感戴不尽。我在外这么多年，咳，真是糊涂啊！今后为委员长效力，当万死不辞。”
“好，好的！你的生活方面，我已吩附下去，一切予以优待。你在陕北吃了不少苦，回武汉先调养调养。工作吗，这段时间会给你妥善安排的，你放心就是了。”
蒋介石当时挺看重张国焘。分化共产党阵营，增加自己及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张国焘都是一张颇有份量的牌。尤其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部下，仍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担任要职。所有这些都是他极感兴趣的东西。另外，张国焘的叛逃，还给他带来种领袖感召的愉快感。都说共产党好，共产党的干部清廉，可如今陕北的副主席都过来了，到底哪个有吸引力呢？
善玩政治游戏的蒋介石自然不会错过这送上门来的良机。张国焘还没出屋，他就想好了该怎么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很快，蒋介石开动宣传机器，对党政军内外，对武汉、对全国好一通吹嘘、宣传。张国焘也四处活动，显得异常活跃。4月17日他不仅登报声明脱党，甚至还发表《敬告国人书》，狂泄自己的怨气，对我党滥加攻击、咒骂。蒋介石在一旁高兴地看着，异常激动。他希望有第二个、第三个张国焘能投身国民党怀抱，但他失望了。
中共针锋相对，据理反击。武汉《新华日报》不仅谴责了张国焘的卖身求荣，还向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社会贤达阐述了我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的正义立场。全国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及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办事机构采取了紧急行动，声讨叛徒，划清界限。漏洞被堵住了。张国焘的一些老部下，经过耐心地说服工作后都站了出来，表明立场，谴责张国焘。张国焘在我党、我军内部最后的一点儿影响力这时已消失得干干净净。蒋介石也很快发现，自己手中的这张牌，转眼间便失去了份量。犹如昨天还被视为奇货的珍珠，一夜间就突然失去了光泽，那份懊丧、失落就没法提了。
这以后，张国安虽然偶尔还能出现在蒋公馆里，但他自己都明显地感到一切在变。接见时作陪的要员越来越少Y档次越来越低。到后来，几乎就再没什么人出现过。
蒋介右对他的客气、寒暄也不见了，有什么事便毫不通融地命令下来。蒋介石也一直没给他什么象样的差事。
事后多少次，张国焘都在回忆着当初之举是否明智。这时的他，除了生活上得到了一些奢华外，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还丧失了最后一点自尊。他痛悔当初长征途中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就是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哪怕屈居第二也行啊！但清醒时，他又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船到江心岂能掉头。果真如此，那他就不是张国焘了。这时他的内心里，对毛泽东既充满怨恨，又充满敬畏。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