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但在当时只以抄本流传。曾国藩就专门让人抄录了一本，看后“击节叹赏”，“叹为嘉道以来治国闻者所不及”，这是他在抄本上的一段题识。这么好的一本书为什么没有及时刊行呢？冯桂芬晚年最亲密的朋友吴云在《显志堂稿》序言中说：“先生悲悯在抱，愤世嫉俗之心，时流露于笔墨间，故立言不免稍激。余复书，引苏子瞻发策之词，黄鲁直承天院记为言，先生笑而颔之”。吴云的意见很实在，冯桂芬接受了他的意见，暂不刊行。既想济世，却又心存顾忌的冯桂芬只能任其在士大夫中间流传，影响士林。
光绪九年（1883$），此时离开冯桂芬去世已有九年，《校邠庐抗议》才正式刊行，受到了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维新士大夫的热捧，王韬称《校邠庐抗议》“此今时有用之书也”，而作为紫阳书院的学生，翁同龢秉烛夜读学师的这部《校邠庐抗议》，深为冯桂芬的改革思想称颂不已，誉为“无其匹”之作，第二天就把这本书进呈给了光绪皇帝。《校邠庐抗议》对光绪皇帝的影响很大，戊戌百日维新运动高潮之时，光绪皇帝谕令总督荣禄将该书印行一千册，颁发各个衙门：“逐条签出，各注明简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咨送军机处汇核进呈，以备采择。”各级官员签注和评论《校邠庐抗议》的复奏件，至今仍存于北京故宫，共有书五十余部四百三十七册。
冯桂芬的一生，是在种种矛盾中寻求突围的一生。冯桂芬在一百多年前喊出的警世之语，如空谷足音，至今在我们的时代上空回响。
木渎历史上的“国家级”名人还有很多，如：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与高启等合称“吴中四杰”之一的明代诗人赤山坞杨基、与董其昌齐名的明代书法家天平山范允临、与祝允明、文徵明并称为明代中期“三书家”的雅宜山人王宠、与徐渭合称“青藤白阳”的白阳山人陈道复、明代天启二年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副宰相）的天池山竺坞文震孟、明代成化八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的花园山吴宽、明朝遗民书画家思想家涧上草堂徐枋、与侯方域、魏禧合称“国初三家”的散文家尧峰先生汪琬、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官至湖广总督的灵岩山人毕沅、乾隆宫廷画师天池篁村张宗苍、台湾国民党“总统”严家淦，等等，这些名人有的是生于斯长于斯，有的是长期在此寓居，还有的则是把木渎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之地，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姑苏繁华图，一半在木渎
唐代安史之乱后，全国的经济中心逐渐转向东南，苏州经济今非昔比，经济繁荣，社会富足，各地对苏州非常景慕和神往，以题黄鹤楼而驰名的诗人崔颢在《维扬送友还苏州》中说：“羡君归老向东吴。”白居易在十四五岁时就说：“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其艳羡吴郡之情，溢于言表。到了宋代，由于重视农田水利，农副业和各类手工业得到发展，促进了城乡商业的兴盛，有几句著名的谚语就盛行于当时，“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范成大《吴郡志》）。
到了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渐渐成为八方交汇的商业城市。唐寅在《阊门即事》中说：“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特别是到了清代康熙以后，社会渐趋安定，资本主义开始走出萌芽状态，城乡经济异常活跃，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变化，苏州不仅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艺术中心。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明清时期进入了一个辉煌的“苏州时代”，那么，木渎无疑就是“苏州时代”的一个缩影。由于木渎恰好处于苏州和太湖之间的枢纽位置，是出入太湖的要冲和门户，是“工农合聚之镇，商贾云集之所，物资集散之地，风景旅游之区”，因此，早在北宋时期木渎就已颇具规模，属吴邑首镇，可抵北方一县。据北宋官修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记载，苏州一府五县，除常熟县领福山、庆安、梅里三镇外，只有吴县领木渎一镇。到了明清，木渎在苏州经济文化的辐射影响下地位更加凸显，特别是二代清帝南巡，均驻跸木渎行宫，南北两条御道均在木渎会合，有力地助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木渎很自然地成为苏州阊门外最大的商埠。
徐杨画了一幅苏州版的《清明上河图》
从古至今，最能体现宋代汴京繁华风情的无疑是《清明上河图》，而最能体现苏州城市繁华、工商发达概貌的，当属乾隆年间苏州画家徐扬的《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
徐扬号云亭，吴县人，家住阊门专诸巷，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首次南巡到苏州，他和木渎天池篁村画家张宗苍一起以画进献，双双受到乾隆赏识，钦赐举人，被召入宫廷画院。乾隆二十四年（1759$），也就是乾隆第二次南巡（1757$）不久，徐扬绘成《姑苏繁华图》，以此来颂扬“亘古未有”的乾隆盛世。《姑苏繁华图》全长1225厘米，宽35.8厘米，采用我国传统绘画的长卷形式和散点透视法，重点描绘了“一村”（山前村）、一镇（木渎镇）、一城（苏州府城）、一街（山塘街）的景况，将二百五十年前苏州的民生百态活生生地展现出来。画面上，人物摩肩接踵，熙来攘往，据粗略统计约有12000人；河上货船、客船、迎亲船、木排竹筏等各种船只穿梭往还，拥挤不堪，约近400只；街道上店坊林立，市招繁多，可以辨认的店铺有230余家，涉及行业五十多个。
而值得关注的是，徐扬在《姑苏繁华图》中对木渎的描绘可谓不惜笔墨，格外详尽，他从灵岩山起笔，经山前村、山塘街、中市街和东街，出敌楼社仓，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至狮子山，所占篇幅几近一半，而这些地方在当时均属木渎区域，所以民间有“姑苏繁华图，一半在木渎”的说法。
从画上可以看出乾隆盛世时的木渎，商贾云屯，市廛鳞列，百业兴旺，街面繁荣，特别是作为《姑苏繁华图》上半卷的华彩部分，徐扬对木渎斜桥一带的闹市中心作了细致的写实描绘。斜桥最早建于皇祐四年（1052%），由光福而来的香溪和源自太湖的胥江在此交汇，形成一清一浊的“斜桥分水”奇观，为木渎十景之一。宋以后，进出太湖的船只大都在斜桥附近停靠和交易，逐渐形成闹市。画面上的斜桥一带，商旅如织，水运繁忙，各类船只紧紧相连，几无虚隙；米行、绸庄、当铺、银楼、京广杂货铺等面河而设，饭馆、酒楼、茶肆、糕点糖果等店铺夹岸遍街，粗略估算，有二十多家，有的五开间门面，有的三开间两层，大都店面宽敞，坐客盈席，饮食业特别发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木渎经济的繁荣。
对照画卷，我们再来看现实中的木渎，时隔二百五十年，画上的山川河流和一些村庄、街景、寺观、桥梁等重要建筑物，至今仍可一一辨识。2007年，我曾陪同日本著名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对木渎作了按图索骥式的寻访考证。福田先生说，木渎与《姑苏繁华图》所画完全一致。他还说，《姑苏繁华图》的价值，不仅在于研究一个清代的苏州，深入其中，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譬如画上的木渎“社仓”、“普济堂”等，都是现代意义的古代慈善机构。虽说学术无国界，但日本学者对中国所知之深，令我们汗颜。
乾隆和木读的不懈之缘
乾隆十六年正月，清高宗乾隆皇帝首次南巡，二月，渡江到苏州，驻跸木渎灵岩山行宫。之后，每次南巡，偏幸灵岩、天平、支硎、穹窿、邓尉，纵情于这方山水之间，“而驻跸灵岩山行宫尤多”（《木渎小志》）。乾隆六下江南留下了无数的逸闻趣事，给江南美景增添了不少人文魅力，但乾隆如此劳师动众地南往北返，也使后人对他南巡的意图猜疑纷纷，留下了许许多多难解之谜。
那么，乾隆究竟为何要六下江南？乾隆六下江南又为何每次要来木渎？
关于第一个问题：乾隆为何要六下江南？有人说乾隆是遵循祖制，效仿祖父康熙南巡；也有人认为乾隆是“艳羡江南，乘兴南游”；还有人认为乾隆是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之大端而南巡，因为东南地区号称财赋甲于天下，是清政府财政命脉所系，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定很重要。当然，也有人认为乾隆并非雍正的亲生儿子，是个冒牌货，来江南最重要的目的是去浙江海宁陈家访察，搞清自己的出身真相。由这种传闻而衍生出的金庸武打小说《书剑恩仇录》，讲述了陈家洛、香香公主及乾隆之间的恩怨纠缠。大量电视剧也来凑热闹，使乾隆的身世越来越复杂。不过，乾隆因探究身世之谜而下江南的说法，可信度较低。
乾隆南巡之前，先派大学生讷亲去探路。讷亲不赞成皇帝出游，回来汇报时把苏州贬得一钱不值。他说：“苏州城外惟虎丘称名胜，实则一坟堆之大者。城中街道临河，河道逼仄，粪船坌集，午后辄臭不可耐，不足言风景矣。”（《清鉴纲目》）
尽管如此，据说乾隆还是找了个借口，说江南的老百姓一次次地奏请我去，我实在不忍辜负他们的一番心意啊！于是便浩浩荡荡地下江南而去了。乾隆对自己的六次南巡很是看重，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可见乾隆把自己六下江南，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来看待。
很多清宫电视剧不厌其烦、津津乐道于乾隆的微服私访，很少惊官扰民，事实上，好大喜功的乾隆每一次南巡都开支浩繁，劳民伤财，竟成了清代中叶国势渐衰的原因之一。据《南巡盛典》记载：乾隆首次南巡人员有随行大臣32人、侍卫章京官员611人、兵丁2559人、纤夫约1万人（仅乾隆御舟就用纤夫3600名）、船只441艘、骡马车400多辆、骆驼900多只、马匹15000匹、乳牛和膳羊各1000多头，水陆往返行程5840里，苏州府只修路一项，就花白银30万两。
现在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乾隆六下江南为何每次要来木渎？
主要是区位和交通的原因。木渎的位置，恰好处于苏州西郊诸胜的中心，是游山入湖的交通枢纽。为了迎接皇帝驾临，苏州府筑有南北两条御道，南御道从苏州盘门经横塘至木渎，又由木渎至灵岩山，西出狮子口；北御道从枫桥经支硎山、寒山、隆池山，转南出狮子口，与南御道合而西行，过善人桥，直至玄墓山。可以看出，这两条御道最终都在木渎会合，其游览路线是地方官员煞费苦心研究而定的，不但风景殊异，而且走马平地、行船内河，既便捷又安全。
还有一个原因是，木渎身为吴邑重镇，百姓富足，百业兴旺，所谓“姑苏繁华图，一半在木渎”，最能体现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景象，也最能讨得乾隆欢心。把行宫设在木渎，最为合适。当时的木渎行政区域范围很大，地方官在木渎设有三处乾隆行宫，一处是灵岩山行宫，建在吴王馆娃宫的遗址之上；一处是天平山北麓的寒山别墅，建在明代高士赵凡夫的别业遗址上；还有一处位于苏州最高峰穹窿山，建在江南著名道观上真观之内。据《木渎小志》记载：为了迎接乾隆第四次南巡，苏州府安排老百姓在灵岩山南的田野分畦布种蚕豆、小麦、紫云英和油菜，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乾隆皇帝登上灵岩山向南望去，只见田野之中红黄青绿一片锦绣，正好组成“天下太平”四个大字。乾隆看到如此景色，顿时龙颜大悦，当即降旨把江浙两省的钱粮减免一半，又对木渎当地的赋税格外减免。
都说乾隆倜傥潇洒，文采风流，那么，他在木渎又留下了多少轶事抑或艳遇呢？
乾隆和木渎沈德潜的文字友情极深，乾隆下江南当然少不了这位“江南老名士”的陪同。第一次和第二次下江南，老诗人沈德潜奉命赶到清江（今属淮安），随驾同行，从苏州跟到西湖，又陪到金山、焦山，一直送驾到扬州。第三次南巡时，沈德潜已经九十岁了，还坚持去常州白家桥迎接。乾隆三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九十三岁的沈德潜在孙子的搀扶下，仍然坚持到常州接驾。
乾隆爱写诗天下闻名，一生竟写有五万多首诗，住在木渎的行宫里，乾隆自是技痒难忍，首次南巡时，他接着沈德潜的诗韵，写下了《驻跸灵岩》诗：“塔影遥瞻碧汉中，梵王宫侧旧离宫。观民展义因时切，石栈云林有路通。竹籁萧萧喧处静，梅花漠漠白边红。太湖万顷轩窗下，坐辨洞庭西与东。”“自后，六次巡幸，御制灵岩诗，至五叠旧韵，宸翰辉煌，大为湖山生色。”（《木渎小志》）
再看乾隆写木渎的另外两首诗。“莲叶莲华着意芳，风过香气满池塘。却饶木渎将曲院，艳杀吴姬与越娘。”“木渎溪头直北看，凌空塔影古松攒。分明历历曾游处，所异铺峰雪色寒。”从第一首诗的内容来看，乾隆对木渎的确是情有独钟，赏遍江南美女的他竟认为，木渎之美可以“艳杀吴姬与越娘”。不知是木渎景色艳美，还是在木渎真的另有艳遇，才使他发出这样的感慨。第二首是题画诗，从诗中可以看出乾隆对木渎的街巷溪河是了如指掌，对曾经游历的景致是历历在目，宛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