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易木的小说所写的，就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极左”政治肆虐时代的命运和境遇。他虽然略显感伤和激愤地叙写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磨难，但是，他从来不曾丧失对知识的热爱和信仰，甚至，毋宁说，他自始至终，都在肯定知识的意义和价值，都在赞美知识的力量和伟大。余易木自己就是热爱知识、好学深思的人。他读了很多书，也很有鉴赏力和思想。他笔下的人物，也大都喜爱读书，一旦谈及书籍和知识，他们便显地无比自信，无比自豪，显示出一种与时代的“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完全不同的气质和立场。
《初恋的回声》里的周冰，只喜欢读书，钻图书馆，逛旧书店，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里的江明“整天钻在书堆里”，即便陷入最严重的困境，他也知道自己的价值，也知道借助知识的力量为自己辩护：“我，江明，国立交大的高材生！设计院公认的台柱！我懂两种外文！数学水平当那班新出笼的大学生的老师有余！”他之所以能战胜别的追求者，打动并赢得美丽的珊玲的芳心，就是因为他的情书写得与众不同：“你的信写得可大不一样。你写得那么雄辩，那么感人，那么富有诗意——噢，明明，你是个诗人！”在小说《春雪》里，人物能通过背俄语的叶赛宁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能用中国的古诗来形容自己的心境；在《初恋的回声》里，“我”可以随口用拉丁语背出“名言”，用英语与外国专家交流，能随口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能谈论费尔巴哈的《幸福论》，而男女主人公则可以用俄语来相互鼓励和表达祝福，可以在月光下轻声唱着马内斯的《悲歌》。小说《初恋的回声》里的次要人物杨芸不仅喜欢读书，喜欢读书人，而且，还有不俗的鉴赏力，能够通过与《简爱》的比较，看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马马虎虎”。
尤其《初恋的回声》，简直就是唱给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赞歌。杨芸喜欢“****分子”周冰，很怕父母反对，但是，当父亲弄清楚周冰果然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便赞不绝口，态度坚决地同意女儿嫁给他：
“……非线性磁场研究……不简单，真不简单，确实不简单！依芸，爸爸的俄文不行，高等数学吆，也忘得差不多了。看不懂，一点也看不懂……”
事实上，正因为看不懂，他才肃然起敬。
“爸爸，这里还有一篇中文的。”杨芸又把《物理学报》送到他跟前。
白纸黑字，确凿无疑。何况还有作者的亲笔提字作证。
“……《物理学报》，1962年6月号。依芸，那一本是哪一年的？”
“1961年8月号。”
“不到一年，发表两篇论文，了不起！真了不起！”杨老头五体投地了。“依芸，你刚才说他几岁？”
“周岁26。”
“才26岁！？有办法，有前途！大有前途。”杨老头摘下眼镜，赞不绝口，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
杨老太婆目睹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心里直纳闷。
“依我看，当过****的……”她畏葸地说。
“你懂什么！”杨老头儿打断了她的话。“这不是一般人呐，这是有国际水平的—国-际-水-平，你懂吗？”
“我不懂，我总觉得不太合适。”
“我懂，我觉得挺合适！——依芸，你说下去，你快说下去，爸爸听着……”
听完，老头儿当即决定，下星期日设宴招待。
杨芸的父亲本人就是知识分子，所以，他看重知识的价值，也更尊重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只要有真才实学，只要能在知识的领域创造出有价值的成果，那么，他就不是“一般人”，就值得人们尊敬。他对知识的崇拜，对知识分子的尊敬，与那个反智主义时代的价值观，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而余易木之所以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就是要通过他的话语和行为，来表达自己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反智主义的时代的抗议。
为了显示知识的价值和力量，余易木甚至写到了这样的情节：那些曾经嘲笑和歧视周冰的人，那些戏称他为“周马”的人，得知他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之后，都改变了态度，都对他肃然起敬，夸赞不已：
最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科长居然登门拜访了我，实在使我惶恐到了极点。他一进门，就十分热烈地表示祝贺。但他在称呼我名字时，总是拗口，要顿一顿才能喊出来。我深知内情，善意地帮助他摆脱了困境。我说：
“科长，你叫我周马，就顺口了。”
科长笑了。这一笑，科长架子也放了下来，他也觉得轻松自在了。
“哈，看来，”他友好地说：“我也跟着大家叫惯了！可没有别的意思，你别误会……”
“哪儿的话！”
“你这次真不简单呐！《理论物理》，单看杂志名字……唉，想当年，我也有点儿抱负，工作了，忙了，什么都完了……”他翻阅着赠刊，感触万端。“以前……以前在些事情，周马，你别放在心上。我也有我的难处呀！……”
人生的意义及可能性，与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知识意味着光明和真理，意味着力量和自由，甚至意味着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格尊严和精神解放。如果没有最起码的知识储备，人类的精神生活将注定是苍白的，人类的自由空间也将注定是狭小的。所以，知识应该成为值得重视和追求的价值，而有知识的人，也就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保护。在余易木的小说里，这些理念构成了一种稳定的态度和价值观。周冰因为有知识，获得了梅雁的爱情；后来，又凭借知识的力量，逃出了流放地，回到了内地；最后，他还是因为知识，终于找到了愿意与他相伴终生的人。通过这样的叙事，余易木表达了自己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礼赞，实现了对“反智主义”的反击和胜利。
知识并不必然使人高尚，但知识却有可能使人认识到高尚的价值，有可能使人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和真谛，从而最终有可能使人变得更有觉悟一些，更有教养一些。在余易木的小说中，总有一些因为高尚的情感而痛苦的知识分子。他们为自己的不幸而痛苦，但更为别人苦难而不安。《初恋的回声》中的周冰，为了抚养初恋情人的遗孤，甚至准备放弃自己后来得到的爱情和幸福。而《荒谬的故事》中的知识分子苏辛安，则在“****”浩劫之后，忧郁地说道：“做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深感不幸的是，人毕竟不是滞流上的无生命的漂浮物。当我想到成千上万比我好，比我有才，比我更应该幸福的人，在滞流的漩涡中沉沦了或者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的创伤，我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惭愧。”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这是多么伟大的境界，——与那些残酷迫害别人却又毫无愧悔之意的人比起来，这种因自己的幸福而惭愧的道德精神，就更显高尚和伟大，因为，它体现着人性中最高贵和美好的东西。而把这样的人打成“****”，则正好说明“极左”政治在道德上是残缺的，在本质上则是疯狂的。
在“极左”政治肆虐的极端反智主义时代，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贬损知识分子的话：“************，************。”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话语，是典型的仇智主义口号。这句话中的“高贵者”，不可能是权力意义上的“高贵者”，而只能是知识意义上的“高贵者”，也就是说，只能是“知识分子”。事实上，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来判断他“聪明”还是“愚蠢”，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卑贱者”中有“最聪明”的人，也有“最愚蠢”的人，同样，“高贵者”中，有“最愚蠢”的人，也有“最聪明”的人。说到底，“聪明”是一个与知识和智力相关的问题。尽管德谟克里特说过“很多博学的人是并不聪明的”，但他的“并不聪明”，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学了太多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知识转化成智慧，所以，可靠的表达应该是，谁能够拥有并创造性地利用知识，谁就有可能“最聪明”，而谁若蔑视并拒绝知识，谁就有可能成为“最愚蠢”的人。而“高贵”则是一个与人格精神相关的概念，而与他的地位和身份基本无关，所以，一个人只有当他有自由、独立之精神，正直、诚实之品性，善良、仁慈之情怀，他才有可能是“高贵”的，如果他虚伪、诡诈、冷酷、刚愎自用、自命不凡，那么，无论他地位有多高，权利有多大，他本质上都是一个可怜而卑贱的人。阅读余易木的小说，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与知识和知识分子相关的“伪命题”，有助于我们搞清楚那些与知识和知识分子相关的最基本的道理，更有助于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是，像余易木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为知识而骄傲，因知识而解放。
四 浪漫与反讽：面对现实的积极态度
一个作家，如果只有一个叙事向度，只是一味地渲染消极的情绪，那么，他注定成不了伟大的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要能够表现出多种不同的情绪、缤纷的色彩和相互对话的声音。余易木显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就不仅看见了对苦难和眼泪，看见了感伤和激愤，同时，也看见了浪漫主义的精神，看见了理想主义的热情，看见了一种诗意的情怀和美好的情愫。
浪漫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尤其是经过狂热的乌托邦失败之后，浪漫主义甚至成了一个消极的、令人沮丧的概念。卡尔·波普尔说：“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把这种态度称为浪漫主义。它也许在过去或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波普尔在这里批判的是“浪漫蒙昧主义的危险”。这种蒙昧主义具有“浪漫主义”气质，但是缺乏务实的、理性的、开放的态度和精神，因此，只能把人类的生活导入疯狂和混乱之中。
但是，人类又不能没有浪漫主义的情怀。因为，如果完全变成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如果缺乏想象和向往美好生活的热情，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果戈理笔下的旧式地主，就可能成为唯利是图、鼠目寸光的庸人。我们曾经吃过非理性的蒙昧浪漫主义的苦头，但是，我们不能退回到另外一个极端，满足于过苟且度日、吃喝玩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健全的充满稳定的伦理基础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它不是被强加的，而是被自由选择的，因而，它本质上属于个人生活的范围。真正的浪漫主义都具有利他主义的美好性质，但它不是夸张的利他主义，而是朴实的个人主义的利他主义，所以，波普尔才说，“与利他主义相结合的个人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西方文明的根基。它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而且它是诞生于我们的文明并促进我们的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事实上，这种积极的个人主义，也是真正的浪漫主义的基础与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