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业史》的小说伦理问题
1
小说，迄今为止，仍然是一种神秘而多变的艺术。它像美杜莎一样有多重面孔。我们从它那里看见了“传奇性”，看见了“虚构性”，看见了“真实性”，看见了“叙事性”，看见了“修辞性”，看见了“对话性”，甚至，也看见了“伦理性”。但是，我们没有解释清楚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没有说明哪种因素具有核心的意义、起着主宰性的作用。
在我看来，小说伦理乃是小说艺术的核心问题。因为，小说写作中的几乎所有问题，最终都不过是一个小说伦理的问题。所谓小说伦理，是指小说家在建构自己与生活和权力的关系的时候，在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策略。它涉及四个方面：生活、权力、作者和人物，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者。作者对待生活、权力和人物的伦理态度，决定了他会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生活永远比理论丰富，经验永远比观念鲜活。任何理论，无论它被说得多么“正确”，都不可能穷尽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谁如果带着“理论”的有色眼镜“深入生活”，那么，他就有可能以一种傲慢自负的态度面对生活，就有可能看不到生活的全貌和真相。所以，在“深入生活”之前，小说家先得摆脱“理论”的桎梏，要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要有一个“入乎其中”和“出乎其外”的过程，也就是说，既要感受、捕捉那些鲜活的细节，又要以客观的理解的态度来分析它，只有这样，他才能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生活，才有可能发现生活的真相。
偏见是小说之敌。在处理与人物的伦理关系的时候，小说伦理要求作家要尊重人物的人格，同情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让他们做为一个有个性、有尊严、有思想的人而积极地存在，而不是做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和无尊严的奴隶而被动地存在。为此，就必须克服任何形式的偏见，例如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宗教偏见、性别偏见、代际偏见、地域偏见，——没有理性、平等、包容的伦理态度，小说家只能写出一些被严重误解、歪曲甚至丑化的人物形象。
人们的一切生活都会受到权力的影响，文学也不例外。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权力甚至会陶醉于对文学的严格控制：它要把自己的趣味和价值观强加给作家，要求他们按照自己提供的方法来理解生活，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教导他们如何在“歌颂”一部分人的同时“打击”另一部分人。如何面对权力的规训，如何处理与权力的关系，是小说伦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最能考验小说家的人格、勇气和智慧的问题。面对权力，小说家应该是保持适当的距离，应该保持一种反讽的姿态。只有这样，他才不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他的小说最终沦为时代生活的歪曲的证词和拙劣的说明书。
在较长的时间里，权力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叙事的小说伦理。来自权力的“阶级斗争”理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小说写作的绝对指令和基本原则。好和坏、善和恶、进步和落后，都已经被规定好了；一切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新的叙事模式对人物进行先验的阶级定性和阶级分类；它要求简单明确的态度——简单地赞美，或者简单地鞭挞，简单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含混和复杂的态度是不被允许的：不允许小说家带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写“反动阶级”的“反面人物”，更不允许用讽刺的、批判的态度来塑造“先进阶级”的“正面人物”。
柳青在写《创业史》的时候，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写作模式。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就是对这种模式的概括。然而，这样的模式，必然会严重地压抑作家的感受力和思想能力，使他陷入无能为力的被动状态，失去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工艺学意义上的写手，而不再是艺术学意义上的创造者。所以，无论谈社会生活，还是谈文学创作，柳青都很少直接说出自己的见解，都只能大量重复别人说过的套话，几乎到了“非圣人之言不敢道也”的地步。而这种对权威的盲从，对他者思想的依赖，不仅会导致作家人格的萎缩和思想能力的衰退，而且还必然造成他“政治”上的自卑感甚至负罪感，所以，柳青总是责备自己不能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这一点我在六十年代的后两年，我深深地感受到在政治上很差，路线觉悟很低。”
柳青配合政策，毫不宽假地反对“私有财产”，将“私有财产”当做万恶之源；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合作化的必要性，满腔热情地为暴风骤雨般的合作化运动辩护；他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将作品中的人物分为“左中右”三类，分为进步、反动和动摇三部分；他在作品里，自始至终都表达着自己以及人物对******的崇拜，甚至在小说一开始就引******的话做为自己写作的指导思想（内文中也引过三四次），——他的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关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的观点提供文学支持的。然而，抽象的观念与具体的生活之间，常常会错位、冲突。柳青所信持的思想理念，以及由此理念派生出的写作规约，都缺乏充分的现实感、亲切感，缺乏对生活以及人性的理解和包容性。所以，柳青虽然能在微观的意义上赋予他所表现的生活以亲切感和生动性，但是，在宏观的、本质的意义上，他却不得不歪曲地理解生活和表现生活。
柳青无疑是很有才华的作家，也是一个能持之以恒地“深入生活”的作家，但却不是一个能够按照小说伦理的律则写作的小说家。面对权力，他没有说真话的勇气，更没有批判的精神。有的时候，即使已经看到了生活的真相，柳青也仍然不敢发出质疑的声音。在弗虑弗图、劳民伤财的“******”期间，县上按照上边的指示搞“瞎指挥”和“大兵团作战”。有一次，乡干部冯继贤从县上开会回来找柳青，很苦恼地说，县上为了打万斤粮，要求乡上秋播时每亩下一百二十斤麦种，把种子密密麻麻地用浆糊粘在纸上下种。柳青说：“这还行吗！你没征求群众意见吗？”冯继贤说：群众都说不行。问他能不能对群众讲一下。柳青说，我不能说呀！我还能和县上唱对台戏吗？冯继贤领人深翻地，标准是一丈深。把粪用车子往里倒。柳青来看了，把嘴一撇，也不言语。等跟前没人了，才悄悄问冯继贤：“这能行吗？光搞一二亩地能解决吃饭问题吗？”他有时问社员：“这样翻行不行？一亩地打一万斤行不行？”社员说：“行个毬！那样子麦子就要用房子盛了！你看行不行？”柳青哈哈一笑说：“我没经验，不知道。”虽然，古人说过，“《春秋》不责备贤者”，但是，小说伦理有自己的逻辑和尺度，按照这样的尺度来评价，柳青的确不是一个具有批判的激情和勇气的小说家，而《创业史》则因此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为我们认知那个时代提供多少新鲜的信息和真理性的内容。科塞在批评官僚化的知识分子的时候说：这类知识分子“允许决策者为自己规定行动目标，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盲目地维护制度安排。他因此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因为他实际上已不再能确定自己的问题了，不再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去选择问题了。”一个作家，如果完全放弃“批判角色”，完全把自己变成一个盲从的“功能角色”，那么，他就不可能看见生活的真相，就不可能提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就不可能为读者提供真实的生活画面。
但是，从语言能力和小说技巧方面看，《创业史》无疑内蕴着值得挖掘的财富。在当代作家中，柳青的文学才华无疑是第一流的。他把陕西的方言土语，融入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创造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美学效果；他有很强的景物描写能力，寥寥几笔，略加点染，便能写出丰富的诗意，使人有身临其境的真切感；他很善于揣摩人物的性格，能通过生动的细节，写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点，例如，梁三老汉因为生儿子的气，突然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开始吃鸡蛋了：“我早起冲得喝，晌午炒得吃，黑间煮得吃”！你简直无法相信这样的人物是虚构出来的，因为，他们跟你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简直太像了；还有，柳青的极为独特的抒情式的的叙述语调，亲切而富有感染力，——这种作者介入的叙述方式，极大地影响了路遥的小说写作。这些，都是柳青小说创作很可宝贵的经验。对陕西作家来讲，这些经验的意义和价值，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正因为这样，我才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柳青的成就和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柳青，陕西文学就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没有柳青，陈忠实和路遥的写作，就很难达到现在的这个水平。”
总之，作为小说家，柳青的眼界和生活范围都显得过于狭隘。他缺乏特立独行的批判精神，缺乏以赛亚·伯林所说的那种“特殊禀赋”，即“对生活本质的敏感”：“不只是记录混乱经验的感觉力，而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辨别力，无论从作家本人还是从所描写的人物的观点出发，都能一针见血，分辨出真正重要的东西。……这是一种对质量上的而非数量上的东西的感觉，是对具体的而非总体的东西的感觉……”柳青对一些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的描写，固然不乏生动的形象性和传神的准确性，但是，总体来看，他对生活的观察力和认知力，都是很不成熟甚至很幼稚的，——他不仅没有从混乱的经验里分辨出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反倒通过自己的叙事将它们给掩盖了。柳青按照他者的思想，预设了一个主题：“全书要表现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放弃个体私有制”，不仅如此，他还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修改自己的作品。
英国哲学家乔治·弗兰克尔说：“如果作者的理性和伦理价值观从观点中消失，并被认为无关紧要，那么我们的高级心理能力将会由于缺少锻炼而萎缩；我们从而会退化到较为原始的认知水平，我们的心理也将屈服于非理性的冲动、偏见、未经验证的传统，以及某些前意识的情结。”由于缺乏“理性”和“伦理价值观”，由于不能自觉地按照小说伦理的要求来写作，《创业史》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常常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一种别别扭扭的感觉。读《史记》和《红楼梦》，你会觉得自己同人物一起，经历了他们的苦难和不幸，体验了他们的疼痛和颤栗，但是，读柳青的小说，你总觉得人物离你很远，总觉得他们是一些别样的人。柳青的小说试图指示人只能走这条路，而不能走那条路，试图教人只能做这样的人，而不能做那样的人，但是，慢慢地读下来，却让人觉得人物为之陶醉的那些“斗争生活”，以及他们坚信不疑的那些“大道理”，几乎全都跟人性和真理拧着来，全都跟自己不相干。
今天重新研究和评价《创业史》，不只因为它对某一地域的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也不只是因为“《创业史》的评价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当代小说的艺术源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牵涉到对农业合作化这段历史的评价问题”，还因为，解剖《创业史》的问题和经验，有助于我们认识包括“十七年”小说在内的较长时段里中国当代小说的局限和残缺，有助于我们认识做为“理念人”的优秀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精神特点。
2
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同的阶级，这是事实；不同阶级之间有不同的利益和冲突，这也是事实。所以，从阶级的角度观察社会和研究人性，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但是，阶级性只是复杂的人性一部分，而且是极为特殊的一部分。如果将阶级性当作人性的主体内容，当做观察生活的唯一角度，那必然要在理解人和生活方面发生严重的偏差，会人为地强化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和巨大的人道灾难。由于小说伦理的重要原则是同情地理解每一个人物，而狭隘的阶级观念则倾向于对人进行整体化阐释，倾向于忽略个体人的具体性和差异性，所以，“阶级偏见”通常会对小说写作设置极大的障碍，会引导作家按照一种刻板、武断的模式来塑造人物。
柳青《创业史》写作中最严重的小说伦理问题，就是按照狭隘的阶级偏见和时代的“政治需要”，来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评价人物的行为和道德。这样，他所塑造出来的属于“无产阶级”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虚假和夸张的性质，而很少具备鲜明的个性特点和丰富的人性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