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可以单凭一己之力战胜苦难。对抗苦难是人类的群体性的伟大行动。我们必须依赖他者。我们不能只为了自己而对抗苦难，——如果没有对他者的关注和关怀，没有对于他者的同情和付出，那么，我们就仍然是苦难的卑微的奴隶。这就是说，一个人仅仅接受苦难，仅仅凭着自己的意志力来对付苦难，是不够的，甚至最终还是要失败的。战胜苦难最伟大的力量是爱，是对他者和世界的爱。弗洛姆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真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爱的行为中才成为人的关系”。
我与你，你与他，他与我，休戚与共，利害攸关。人类必须彼此依赖才能生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巴赫金说：‘我能够表达意义，但只是非直接的，通过与人应答往来产生意义。’”史铁生在引了这两段话之后，接着说道：“我想，每个人都是生存在与别人的关系之中，世界由这关系构成，意义呢，藉此关系显现。”史铁生听到了真理的声音，也接受了朴素的真理；而他的表达，具有更强的概括性，也深化了两位俄罗斯哲人的思想。在写于1994年5月24日的《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中，史铁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彻底否定了人可以“孤立”地自我拯救的任何可能性：“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说到底人只可拯救自己，不能拯救他人，因而爱的问题可以取消。我很相信‘说到底人只可拯救自己’，但怎样拯救自己呢？人不可能孤立地拯救自己，和，把自己拯救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世上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只有一个生命，拯救也就大可不必。拯救，恰是在万物众生的缘缘相系之中才能成立。或者说，福乐逍遥可以独享，拯救则从来是对众生（或曰人类）苦乐福患的关注。孤立一人的随生随灭，细细想去，原不可能有生命意义的提出。因而爱的问题取消，也就是拯救的取消。”在人们的生存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个人主义的时代，史铁生所揭示的真理，闪烁着照亮人心的灿烂光芒，具有指示迷津的启蒙作用。
超越了利己主义狭隘性的爱愿和利他精神，甚至在史铁生早期的小说中，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潜性主题。《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之所以打动了那么多读者的心，之所以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动不已，就在于它的内里，包含着作者自己对陕北“受苦人”的博大的爱意和慈悲，就在于它抒情性地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互助的关系和互爱的精神。
史铁生同情陕北人生存的艰辛，同情他们泡在汗水和苦水里的生活。他不是用单数人称的“我”，而是用复数人称的“我们”来叙述陕北人的苦难生活，——这使他的叙事既让人心情凄然和沉重，又使人觉得亲切和温暖：“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字里行间，无所不在地流露着对“受苦人”的同情和悲悯。这是一种比简单地显示“立场”更自然、更真实的文学态度。
史铁生的“缘缘相系”的情感，甚至表现在对动物尤其是对牛的态度上：“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嗤呼嗤’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年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屠格涅夫曾对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霍斯托密尔》赞叹不已，认为托尔斯泰前世一定是一匹马，否则不可能如此细腻真实地写出马的心思和情感。事实上，史铁生写牛也写得同样好。史铁生说：“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他从母牛的叫声和无心吃草的样子里，看到了它对小牛犊的母爱，看到了母牛目光里的“温柔、慈爱”，看到了它“满足、平静”的神态。有趣的是，路遥和史铁生都很喜欢牛，只不过路遥喜欢的，是牛的勤劳和坚韧，而史铁生喜欢的，则是牛的宽厚和仁慈。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痛痒相关，只有通过建构爱的关系，才能战胜和超越苦难，那么，动物之间也离不开这样的爱的法则。《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的老黑牛，就像有德之人一样有爱心，有责任感，有牺牲精神：“据说，有一年除夕夜里，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吃油馍，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嗥。他想起了一头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赶紧跑到牛棚。好家伙，就见这黑牛把一只狼顶在墙旮旯里，黑牛的脸被狼抓得流着血，但它一动不动，把犄角牢牢地插进了狼的肚子。”然而，老黑牛的利他精神，还有更加日常亲切、感人至深的表现呢：“黑牛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只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噗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这里包含着伟大的启示：就连牛这样的动物，似乎也懂得战胜苦难的秘密，似乎也明白忍耐、吃苦和牺牲，对于自己和他者的意义，似乎也明白，只有“缘缘相系”的慈悲，才能给苦难的生命带来安详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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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吁求着爱，也点燃着爱。乌纳穆诺说：“爱即是悲悯（to love is to pity）；如果肉体因悦乐而结合，那么灵魂将因痛苦而结合。”苦难激活了灵魂深处的爱和悲悯。没有爱的安慰和悲悯的支持，人类将很难最终超越苦难。在无爱的世界里，人类通常要体验更强烈的孤独感和无助感，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和绝望，直至最终被苦难彻底压垮。所以，正像苦难是史铁生覃思深虑的问题一样，爱则是他的文学写作的母题，是他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他的许多散文，不用说，都是表达爱的情感和思想的，而他的包括两部长篇小说在内的许多小说作品，也同样把“爱”作为叙事的内容和主题。在中国作家中，像他这样叙述“爱”和谈论“爱”的，几乎绝无仅有。我们的作家羞于把文学与爱和怜悯联系起来，因为，这显得实在太不时髦、太不先锋了。我们倾向于把文学当做一种“纯”的东西，当做与“爱”以及“怜悯”无关的现象。
然而，爱和爱愿，却是史铁生时时谈及的具有灵魂意义的话题，是他展开叙事的稳定的精神基础。他区别了“虚误”和“务虚”的不同：前者的典型是“连年的文打武斗”，后者则是对“爱的追寻”和对意义的追问。他说：“在‘俗人’成为雅号的时刻，倒是值得冒被挖苦的风险，作一回‘雅士’的勾当。”他所说的“‘雅士’的勾当”，就是勇敢地强调理想和爱的价值和意义。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和爱的习惯的文化环境里，在一个倾向于将写作的焦点集中在技巧形式和身体欲望的叙事语境里，他的这种清醒而执著的伦理精神，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汤因比说：“我相信圣灵和道是爱的同义语。我相信爱是超越的存在，而且如果生物圈和人类居住者灭绝了，爱仍然存在并起作用。”在英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海伦·加德纳看来，爱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占有特殊的核心地位的东西”：“莎士比亚把‘仁慈、怜悯、和平和爱’当做‘人性的真实写照’在戏剧中加以渲染，由此而产生的美感不断涌现，且一点也不牵强附会和矫揉造作，而在短暂的时刻和精炼的语言里自然而本能地表现出来。”对于爱，史铁生也有着同样的态度和认识。在他看来，文学就是“灵魂的事”。深邃而博大的“灵魂”不同于宽泛意义上的“精神”。它是一种更内在、更纯粹的精神现象；它与神性是相通的：“神，乃有限此岸向着无限彼岸的眺望，乃相对价值向着绝对之善的投奔，乃孤苦的个人对广博之爱的渴盼与祈祷。”而灵魂的本质则是爱愿。在与上引文字相隔不远的地方，他接着说道：“比如希特勒，你不能说他没有精神，由仇恨鼓舞起来的那股干劲儿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但你可以说他丧失了灵魂。灵魂，必当牵系着博大的爱愿。”
史铁生对于爱的情感的思考，是极其深刻的。在他的理解中，“爱”不是一种简单的情感，而是一种充满信仰色彩的愿望和行动。为了表达自己对“爱”的独特理解，他把“爱”由单音字扩展为双音词“爱愿”。在史铁生的阐释中，爱愿就是仁爱，就是接近怜惜和慈爱的一种情感，——它“一向是包含了怜爱的，正如苦弱的上帝之于苦弱的人间”。紧接着，史铁生还揭示了爱愿与性爱的本质区别：它不仅不同于性爱，而且高于性爱：“在荷尔蒙的激励下，昆虫也有昂扬的行动；这类行动，只是被动地服从优胜劣汰的法则，最多是肉身短暂的娱乐。而怜爱，则是通向仁爱和博爱的起点啊。”史铁生曾经讲过一个小号手的故事。年轻的号手从战场归来，却听到家乡流传着他早已阵亡的消息，而他的未婚妻也已做了别人的新娘。小号手痛苦已极，便重又离开故乡，踏上了独自流浪的旅途。孤独的时候，他就吹响小号，排遣自己内心的忧伤。后来，一个国王听到了他的号声，得知了他的遭遇，就召集全国的人来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人们耐心地听他的故事，听他那哀伤的号声，日复一日，就这样，有一天，小号手不再悲伤了，他的号声也变得嘹亮、有力量了。史铁生从这个故事中发现了爱愿的力量，认识到了“爱的重要”。他说：“困境不可能没有，最终能抵挡它的是人间的爱愿。……人生的困境不可能全数消灭，这样的认识才算得上勇敢，这勇敢才使人有了一种智慧，即不再寄希望于命运的全面优待，而是倚重了人间的爱愿。爱愿，并不只是物质的捐赠，重要的是心灵的相互沟通、了解，相互精神的支持、信任，一同探讨我们的问题。”显然，爱愿不是简单和狭隘意义上的精神现象：它不是“爱欲”（Eros），更不是“性力”(Libido)，甚至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爱”（Love）；它是一种更宽阔、更宏博、更深沉的爱，似乎只是能以一个组合词的形式来表达（例如Love–will）。对“爱愿”意义的阐释和强调，无疑是史铁生对中国文学伦理精神建构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