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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武汉参加“屈原文化节”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中国作家中谁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的回答是：“应该是个非常差的作家写的非常差的作品获奖。”（2009年10月12 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在报道文章里说我“语出惊人”。其实，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于我对某些西方人的“东方学”和“中国想象”的了解。有些西方人感兴趣并且赞赏的，就是中国的某些三流作家所写的“很黄很暴力”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所叙写的混乱生活，所表现的颓废情调，极大地契合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和“刻板印象”。至于用真正的汉语表现“中国心情”的佳作，他们反倒没什么兴趣。
也是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在书店里乱翻书，忽然看到了印在莫言的一本书上的美国人托马斯·英奇的“权威评价”：“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但这两位前辈的文学才华却不如莫言。”这句大言无实的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一个汉学家敢说出这样的话，便配得上“气壮如牛”的赞语，而中国的书商敢将它印到封面上，也算得上“勇冠三军”的好汉。那时候，我就知道：莫言离“诺奖”的距离，只剩下3.1415926米了。
果然，2012年10月，斯德哥尔摩一声雷响，给中国送来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终于弥补了一个空白和缺憾。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一方面，瑞典人在把惠泽施之于中国作家的同时，也将这个东方古国的文学，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中国作家则因为“诺奖”评委们的眷顾，而实现了“零的突破”，而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不仅如此，看目前的情势，这个奖项似乎还将极大地改变中国文学的内在秩序，还将结构性地调整中国作家的座次安排。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苏东坡、李清照、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萧红、巴金、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都不曾获过“诺奖”嘛，他们的作品都没有过硬的“国际质量认定证书”和“世界等级鉴定证明”嘛，凭什么还占据中国文学各个时期的显赫位置？尽管马悦然先生，这个经常风风火火而来、风风光光而去的“中国女婿”，这个有勇气说《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是“我最不喜欢的东西”的瑞典“汉学家”，这个在山西发现了土得掉渣的乡土作家的“诺奖”评委，曾经很认真地强调说：“我们只是评选出自己喜欢的作家。诺奖得主不是文学世界冠军。瑞典文学院不会劝任何人去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诺奖”评委们也许真的不曾明确“劝”大家来读获“诺奖”的作品，但是，对于全世界的读者来讲，有着百年历史和巨额奖金的“诺奖”，本质上就是一个充满悬念的超级博彩活动，就是神奇的市场助推器和快速印钞机，因而，它的每一个符号，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动作，都意味着对读者好奇心的刺激，都意味着对他们的阅读心理的暗示和控制。
对2012年度的“诺奖”颁奖活动，中国媒体全程跟踪，连获奖者穿什么衣服登场，都有聚焦和报道，简直到了巨细靡遗的程度，然而，颁奖环节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头戏，即宣读《授奖辞》（Award Ceremony Speech），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就使人难免有了犹未了的感觉，就仿佛参加了一次没有投票环节的选举活动，就仿佛出席了一场没有证婚环节的结婚仪式。要知道，正是在《授奖辞》里，诺奖评委会要向人们说明它最后选择这位作家的理由，要谈他们对获奖作家的理解和评价，要说服人们认同他们的选择。
然而，关于今年的《授奖辞》，国内媒体的态度，实在令人一头雾水，——既没有对“授奖辞”进行直播同译，也未见平面媒体完整地刊发译文，报端偶有提及，也是闪烁其辞，断章取义。有的杂志则选择了一种更老实的办法：按外文原样直接发表了事，例如，著名的《名作欣赏》（2013年第一期）杂志，用了整整一期的全部版面，发表了多篇关于莫言的评论文章与若干莫言的旧作，却只在杂志的最后一页，用排得又小又密的版面，发表了《授奖辞》的英文文本，——对许多读者来讲，以这样的形式发表，简直近乎不发表的，因为能够完全读懂它的人，实在不是很多。
这个《授奖辞》其实并不长，翻译成汉语，也超不过两千字。那么，在这短短的《授奖辞》里，瑞典文学院的大人先生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为什么会让中国的媒体如此犯难呢？他们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来观察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呢？是用什么样的价值尺度来阐释“中国经验”的呢？是怎样理解和评价莫言作品的呢？
在论及主要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解决这样一些相关的问题：“诺奖”是不是没有失误的文学奖？它有没有因为顺应一时的风潮，错误地奖赏过一些不配获奖的作家？
“诺奖”自设立以来，就失误连连，既漏掉了不少伟大的作家，也“谬奖”了一些很差的作家。“诺奖”的获奖作家里面，压根儿不配获奖者，大有人在。例如，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年－1952年)，就很难说是一个值得奖赏的作家。1919年，汉姆生连续第二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的获奖候选人。霍尔斯特罗姆受命对他的文学成就以及鼓吹战争的“政治主张”进行评估。在二十八页手写的对折纸上，霍尔斯特罗姆宣布：汉姆生不是诺贝尔奖的合适候选人。在他看来，汉姆生的《神秘》是一部“杂烩之作”，“其特色就是‘非同寻常的粗鄙’”；“汉姆生所写的流浪汉传奇是‘粗野的’”。他最终的结论是：汉姆生是“一种鼓吹无政府的力量，他甚至都未能承认诺贝尔奖所寻求奖励的那些理想的合法性”。汉姆生之所以最终获奖，是因为当时的“诺奖”评委会主席卡尔弗尔特更看重作品的“文学价值”，而不是“政治的原因”。卡尔弗尔特似乎并没有搞清楚，诺贝尔遗嘱里的最重要的“理想倾向”标准，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文学价值”的问题，而是包含“政治”等复杂因素在内的价值领域的问题。
汉姆生是一个疯狂的种族主义分子和权力拜物教分子。早在十九世纪末期，他就表达过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黑人就是黑人，而且将永远是黑人。他们是来自热带的原始人，是把肠子当做脑子的生物，是社会的白色躯体上的未成熟的器官。”在小说《卡伦诺三部曲》中，汉姆生宣扬野蛮的政治理念和粗俗的人生哲学，借人物之口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尼采式的极权主义思想：“我相信天生的领袖、君主和统治者，相信自命的大众统治者，而不是推选产生的人。我相信并期待一件事，那就是伟大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活生生的人权精神代表——恺撒的回归。”他是“纳粹的支持者”和“挪威的卖国贼”。他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章献给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他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如一地忠诚于希特勒的欧洲知识分子。在希特勒自杀一周后，他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的“忠诚宣言”：“他是一位勇士，一位为全人类而战斗的勇士，又是传播所有民族权利的福音牧师。他是级别最高的改革者，他命中注定是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野蛮时代，这种命运最终置他于死地。任何普通的西欧人都可以这样来看待阿道夫·希特勒。而我们，他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则因为他的死亡而鞠躬。”1946年，汉姆生被挪威最高法院判为叛国罪，因其87岁高龄而逃过被枪决的命运。
然而，时间不仅会缓释人们的道德义愤，甚至会使人们用完全颠倒的尺度来评价一个不值得赞赏的人。六十年的岁月终于使汉姆生“浣涤其污，缁素复白”。2009年8月6日，“为纪念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挪威王太子妃梅特·玛丽特揭幕了汉姆生博物馆，今年到明年，挪威还将为汉姆生举行一系列展览、音乐剧活动并为其发行邮票。”（“无尽的爱纪念馆·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纪念馆”，发布时间：2009-10-27 15：39）真可谓否极泰来，备享哀荣。然而，对此，人们还是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一个人的成就重要，还是他的品格重要？”
乔治·奥威尔在批评用“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来创作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时候，说过一段很尖锐但很在理的话：“达利做了什么、他想要什么，都可以讨论，但是，在他的世界观和性格中，缺乏人类最基本的良善。他是个******的人，就像个跳蚤。显然，这样的人越少越好；假若这样的人能够成功，那么社会一定出了什么问题。”然而，大量可悲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并不少见；而汉姆生的获奖，则提醒我们，即使诺贝尔文学奖，也会有完全看走眼的时候，也难免会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它竟然将高扬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学奖，给了一个几乎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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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外围性的问题需要谈论：“诺奖”是不是完全不讲“友情”、完全没有政治目的和文化偏见的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声称，在遴选获奖作家的时候，他们只关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作家的文学成就，从不抱任何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在上海访问期间，8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解密”了一些莫言获奖的“幕后新闻”，同时，很严肃地强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关政治、友情和运气，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据“新华网上海10月22日电”）然而，说到“运气”，我宁愿相信《圣经》里的话：“我回来后，看到光天化日之下，赛跑的胜者不一定就是最敏捷的那个，战斗的胜利者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一方，面包不一定归于最聪明的人，财富不一定属于最能干的人，荣耀也不一定归于技艺最精湛者；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偶然和机缘。”
很多事情，包括文学评奖在内，其实并不那么单纯，通常既与“友情”有关，也与“偶然和机缘”有关，甚至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有关，——与这一切全然无关的“文学奖”，恐怕只有上帝才评得出来。瑞典文学院一直声称只奖赏在世的作家，但是，1931年，曾任“诺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诗人卡尔弗尔特，不仅做为曾经的“裁判员”得了“诺奖”，而且还是在去世后获奖的，——这里的情感偏向，已非“友情”二字所能含纳；而挪威作家比昂松（1903年“诺奖”得主）之所以获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政治正确”——他站在由瑞典人主导的“联盟派的一边”，反对挪威从“挪威－瑞典联盟”里独立出来。所以，我们在谈论文学奖的时候，无须否定“友情”和“运气”所起的作用，只须探讨如何将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降至最低；不是让自己成为完全不考虑“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人，而是应该努力让他的判断具有尊重他者的“平等”性质，应该时刻警惕评委们可能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文化优越感和傲慢态度。相比而言，莫言就显得稍微诚实一些。据“国际在线报道”，他获奖之后，感谢了包括翻译家在内的许多朋友，也承认自己运气要更好一些：“我心里也很清楚，中国作家中写得好的成群结队，能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幸运地得了这个奖。”
然而，在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莫言的态度就显得有些暧昧。由于缺乏足够的勇气和鲜明的立场，他的看法和观点，就像秋风中细弱的杨柳，一忽儿摆到左边，一忽儿摆到右边。在2009年的一个专访中，在回答是否看过赫塔·穆勒（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时，莫言这样说道：“看过片段介绍，没什么出奇之处，这种东西很多。很多东欧跑到西方的作家都用这种方式写作，像米兰·昆德拉这些。几乎所有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里流亡到西方的作家，都在用这种笔法来写作，控诉他们母国在政治高压下这种荒诞的现象，控诉人的自由在这种社会中受到的压制，以及人的精神扭曲，基本都是这个路数。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在控诉黑暗的政体这个高度上，并没有上升到超越政治的高度，伟大的文学一定是超越政治的，肯定不是把控诉一个政体对人的压迫作为最大的目标。”仅仅根据片段介绍，就妄下雌黄，就将别人的作品贬得一钱不值，这足见莫言的傲慢和不认真，而他的鸵鸟式的“文学－政治”观的错谬，也像他的傲慢一样严重，一样值得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