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黯在极权暴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概，就更属难能可贵，而司马迁对他的刚正率直，更是赞赏有加：“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在几乎纯粹探讨理论问题的《乐记》里，司马迁也不忘褒赞汲黯正言极谏的精神，记录了他对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凌空蹈虚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尖锐批评：“‘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汲黯的性格，虽然略嫌褊狭，但是，他的拒绝“从谀承意”的政治人格，却是近乎完美的，是充满阳刚之气的，——所谓“游侠，任气节”，所谓“数犯主之颜色”，就是男子汉精神的体现，而面斥当朝今上的“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则几乎成为上下几千年的绝响，不仅在古代属空谷足音，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惜焉罕觏。
两千年来，司马迁的充满阳刚之气的人格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成长和写作风格。清人刘熙载说：“杜陵五七古诗，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中得来，而苍茫雄直之气，亦逼近之。”他对中国的小说叙事的影响，也同样深刻。中国古代的小说家的内心，大都有着像司马迁一样的敢于通过叙事“以舒其愤”的阳刚之气，正像近代小说理论家王无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一文中所说：“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士不得志于时，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说以抒其愤。”司马迁陷入困境和绝境，但却毫不畏葸和妥协，而是通过正气凛然的历史叙事，来批评人性的败坏和政治的腐败，来对抗权力的昏暴，受其影响，后来的小说家，如曹雪芹、蒲松龄和吴敬梓等，也都含着批判现实的锋芒和“以舒其愤”的勇气。
健全意义上的写作，需要一种“强哉矫”的男子汉气概，需要敢怨的勇气与敢“发愤”的激情。为了变化我们阴柔的文学气质，为了强化我们的主体精神，当代小说家有必要像杜甫那样，将精神的根须，深植到《史记》的沃土里，有必要从司马迁那里吸纳精神上的阳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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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尖锐而成熟的反讽，就不会有健全而伟大的文学。批判是文学面对现实和历史的基本立场，而反讽则是作家面对残缺和病象的基本态度。从与现实的关系看，几乎所有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反讽型的作家；从精神品质的角度看，反讽决定着小说的文学成就和内在价值，正像一位德国著名美学家所说的那样：“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作品。”《圣经》里说：“先寻找到衣食，然后你才能看见天国。”那么，对文学来讲，则是：先寻找到反讽，然后你才能看见伟大的作品。文学死于批判精神的凋丧，死于反讽激情的冷却。
所谓反讽，小而言之，是指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含着嘲讽意味的修辞方式，大而言之，则是指一种敢于直面社会黑暗和人性败坏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表达不满和抗议的积极姿态，也是一种表达愿望和理想的诗意行为，——它指向更新的更完善的价值图景，表达着对生活的更大的热情和更高的希望。做为对邪恶的抵抗，它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权力的昏暴，是指向那些极端形态的恶。所以，反讽是需要勇气的，甚至是需要牺牲精神的。
司马迁无疑是古往今来最具反讽勇气的作家。在《匈奴列传》的赞语中，司马迁揭示了“当世之文”对历史叙事的压抑：“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在《十二诸侯年表》里，他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司马迁的叙事里，却少有避重就轻、文过饰非的“忌讳之辞”。他最大限度地突破了外在规约的限制，通过多种有效的叙事策略和反讽修辞，尖锐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权力人物和重要问题的认知和评价。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借董仲舒之口，提出了“贬退讨”的反讽性写作伦理：“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所谓“贬退讨”，就是一种典型的反讽姿态，是对反讽本质的独特而经典的表述。班固没有司马迁的抗争勇气，没有对最高权力的亢直不挠的反讽精神，所以，就毕恭毕敬地绕开了“天子”，将司马迁的“贬退讨”，改写为避重就轻的“贬诸侯，退大夫”，——殊不知，一旦放过了“天子”，一旦对他卑躬屈膝，那么，历史和小说叙事的尊严，便会降低到尘埃里，反讽性的叙事世界，就会土崩瓦解。
司马迁的反讽叙事的灵魂，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正义”。这种正义精神，来源于他对历史叙事的责任意识的高度自觉，基于他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正确理解。他写历史，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在“古今”之间和“天人”之间，求最高的真理，说自己的真话。而在现实层面上，他也坚持要对权力，说正义的话，做正义的事。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的精神，就是要敢对自己的上司说真话，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要敢与皇帝面折廷争。司马迁最不能容忍的、最痛恨的，就是人格上的不正直，就是低声下气的奴才人格和蝇营狗苟的小人做派。学者的曲学阿世，官员的因循无为，最为他反感和鄙视。
然而，拍马和逢迎作为一种可耻的道德现象，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权力场中常见的病态景观，也是中国文学叙事中常见的畸形现象。《佞幸列传》开首便说：“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司马迁对政府官员的柔媚顺上、无所作为的自私而病态的人格，深恶痛绝；对那种苟合取容、投机钻营的人和言恭貌谨、唯唯诺诺的人，每有尖锐的讽刺。他在《张丞相列传》中，点了刘汉政权中央政府里的多名高级官员的名，批评了他们的尸位素餐的无所作为：“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对郅都、张汤、义纵、周阳由、王温舒等酷吏，他没有好感；对叔孙通，对平津侯公孙弘和蒯成侯周绁，对貌似孝谨、敦谨、审谨，实则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石奋父子，他同样没有好感，通过比果戈理还要尖锐、幽默的描写，讽刺了他们的丑陋的懦夫心态和妾妇之道。
叔孙通是一个“知时变”的人，很善于投其所好，“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他无视“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的规律，在“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时候，为刘邦“订朝仪”，搞得“自王侯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而刘邦却心花怒放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他为孝惠帝文过饰非，竟然说出“人主无过举”的昏话，——这种投其所好的谀词，将极大地助长极权暴君的天纵之聪的狂妄心理和莫予毒也的自大倾向。司马迁在“太史公曰”里评价他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儒宗。‘大道若曲，道固委蛇’，盖谓是乎？”所谓“希世度务”、“与时变化”，就是牺牲原则、拍马逢迎的投机主义，乃是司马迁最为痛恨的一种坏德性，所以，他的“赞语”就是反言若正的反讽。
赵人石奋，做官小心翼翼，奴性十足，“恭谨无与比”，受到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的喜爱，甚至“尊之”。他的奴性深入骨髓，“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四个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还要奴性十足。长子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他的另一个儿子石庆，官做到丞相，但是，“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然而，这个窝囊废请求辞官的时候，天子刘彻却说：“仓廪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于是，“庆甚惭，遂复视事”。石奋的四个儿子，“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蒯成侯周绁也是一个阿旨顺情、卑谄足恭的人。他的一片赤诚，竟然感动了大不咧咧的高祖刘邦，刘邦给了他一个“爱我”的评价，“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然而，司马迁却在“太史公曰”里，通过明褒实贬的反讽，批评了他的奴性人格：“蒯成侯周绁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在这段评价里，太史公巧妙地制造了内在的话语冲突：“操心坚正”可以看作是正面的评价，但是，“身不见疑”却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显然是话里有话；“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眼泪流得太多太容易，就难免有些廉价和虚伪。作者似乎很怕读者怀疑周绁的“真诚”，于是，便做了个补充性的解释，给了个道德上的“肯定性”评价：“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然而，其效果，却欲益反损，转化为极其辛辣的反讽，简直使人要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通过这种充满喜剧意味的高级形态的反讽叙事，司马迁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有喜欢溜须拍马的庸主，这才会有石奋和周绁这样的人格卑贱的奴才。
是的，司马迁不仅将锋芒指向奴才们，也指向身份特殊、炙手可热的权贵阶级。霍去病是与皇帝关系密切的贵戚。他是汉代地位很高的青年将军，但是，从人格上看，他却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人，而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庸人。所以，司马迁虽然肯定了他的军事才能，但也批评了他的自私、虚伪和冷酷。一方面，面对天子的为他“治第”，他铿锵有力地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话，但是，另一方面，“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两相对照，就将霍去病的人格上残缺和情感上的冷酷，反讽性地揭示了出来，——如果与《李将军列传》对读，反讽的意味，就更耐人含玩。
对于大将军卫青，司马迁的讽刺，更为直接和尖锐：“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如此犹嫌不够，他干脆在“太史公曰”里，借苏建的话，对卫青直接进行批评：“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更有反讽意味的是，卫青与霍去病两人的功绩，多借“天子”之口细细说出，而刘彻在为他评功摆好的同时，常常立即“益封”，——这就同时巧妙地讽刺了“天子”的任人唯亲以及对贵戚的曲意回护。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自私怯懦，极为不屑，甚至在《佞幸列传》里，也不忘带他一笔，而这，正如李景星所说：“为士君子以才艺邀宠者，痛下针砭。篇末以卫、霍结，更是毒笔。史公之意，鄙薄卫、霍极矣。”所谓“毒笔”的评价，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他的反讽并不是简单地宣泄一己的愤怒和狭隘的情绪。司马迁对权贵阶级的勇敢而机智的反讽，体现出的是一种伟大的写作伦理，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叙事典范和修辞经验，其中固然表现着对卑劣德性的谴责，但也更为热情地表现着对正义的呼唤，对高尚道德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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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修辞研究》一书中，我从修辞的“强度形态”的角度，将反讽分为“强性反讽”与“弱性反讽”。而司马迁所提供的叙事经验，则提醒我们，有必要根据反讽的指涉对象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角色，将反讽分为“上层反讽”和“下层反讽”；前者是对上流社会和权力阶层的反讽，后者是对下层社会的人格病象和畸形现象的反讽。古典的叙事主要属于“上层反讽”，其反讽对象，主要是暴君、佞臣、酷吏、贪官和腐儒，现代的反讽，基于“立人”的文化自觉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理想，则主要属于“下层反讽”，其反讽对象，主要是家庭生活内部的畸形现象以及底层民众的愚昧与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