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也是如此，也是越来越阴性化。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就是真力弥满的阳刚之气，就是足以令人神旺的崇高之美。在当代小说家中，名气最大、左右逢源的，多是“阴气特重”的人。他们用一种近乎女性的自怨自艾的方式写作。在他们的小说中，例如，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在《废都》中，你所看到的，几乎都是一些缺乏鲜明个性、道德勇气和行动能力的人物，几乎看不到具有男子汉精神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泪腺很发达，经常悲不自胜，涕泪涟涟，但却总是流一些没名堂的眼泪，——他们的眼泪，多是为自己而流，为近乎无聊的事情而流，为几乎无足挂齿的得失而流，为自己的轻如蝉翼的感伤而流。他们的娇花照水、弱柳扶风的可怜样儿，不仅不能引发人们的同情，反而愈加使人生出无量的鄙弃和厌恶之情。至于那些故意将小说写得凶巴巴的小说家的作品，例如《檀香刑》、《受活》、《许三观卖血记》、《心灵史》和《狼图腾》，看上去，似乎很有一股阳刚之气，但是，这只不过是假象，顶多不过是血气之勇，因为，其中的人物，本质上也是“阴柔之人”或“阴鸷之人”；在这样的小说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性格和气质，一种缺乏力量感的阴柔气质，——他们从不坦率、尖锐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总是巧妙地与外部力量维持一种平衡的关系，总是无节制地迎合流行的价值观（例如弱肉强食、不择手段的“丛林法则”），从而使自己始终处于安全的位置。中国小说倘若想摆脱当下的困境，就有必要从司马迁的《史记》里寻求经检验支持，就必须回复汉唐文学的雄强的精神，重建中国小说的恢宏刚正的叙事传统。
从反讽模式的角度看，自现代以来，随着“国民性批判”成为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小说的反讽指向，也逐渐下移，逐渐对准下层社会，进而形成一种启蒙性的“下层反讽”模式。对于现代社会来讲，这种下移是必要的，因为，作为主体的公民，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和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就必须接受现代性的教育和启蒙，就有义务承受被批评和被反讽的义务。但是，在一个现代与前现代和后现代并置的社会，“上层反讽”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模式，很难被“下层反讽”取而代之。更何况，即使在高度现代的社会，“上层结构”仍然是一种主导性的力量，依然对生活的文明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指向政治黑暗和权力败坏的“上层反讽”，依然是文学反讽的重要模式之一。
显然，当代小说的反讽精神渐趋衰萎，反讽力度则极大地弱化了。一些小说家，一反司马迁的“上层反讽”的叙事传统，转而进入一种“上层虚美”与“上层隐恶”的叙事模式。像《大秦帝国》、《雍正皇帝》等小说作品，就不仅缺乏对权力的最起码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而且还通过夸饰的叙事，为皇权主义涂脂抹粉，为****暴君树碑立传。李卓吾说：“今学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回避真相和苦难，不敢面对病象和残缺，缺乏质疑的勇气和反思的激情，缺乏目标明确、坦率直接的及物性反讽，——这就是当代小说叙事面临的极为严重的精神困境。中国小说精神的未来重建，就在于培养充满阳刚之气的“敢怨”的勇气，就在于点燃“以舒其愤”的写作激情，就在于最终敢像司马迁那样进行切实而有力量的反讽。
从“实录”的角度看，当下的小说作品，缺乏《史记》的那种美丽而不妖艳、质朴而不粗鄙的文学风貌和美学品质，无论在文体上，还是情致上，都显得过于浮艳而做作，苍白而简单；缺乏司马迁的那种坦诚无隐的率直感（即所谓“直”），总是倾向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清晰的事情含混化，给人一种貌似高深莫测，实则缺乏诚意和勇气的感觉；缺乏司马迁对细节描写的认真态度和精确性，过度地放纵自己的想象，将小说家的“虚构”，当做一种不受节制的叙事特权，从而导致描写的芜杂、细节的堆砌和叙事的空洞，导致“其事核”的准确性和真实感的匮乏。
比较起来，当代的成熟的纪实文学，对司马迁的“实录”经验，往往能充分吸纳。我们从韦君宜的《思痛录》、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刘亚洲的《广场》、从维熙的《走向混沌》、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的《墓碑》、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调查》、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齐邦媛的《巨流河》、杨银录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等作品中，就可以看见《史记》的精神气质与文采风流。
刘亚洲的《广场》就颇有《史记》之风神，就体现着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他在日常生活的氛围里，通过极具典型性的细节，来写高层人物的复杂性格，来揭示他们在特殊情境下的微妙心理：“一次******病重，******去看望。******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立刻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摇头。‘我不行了，不行了。我死之后，事情全由你办。’******走后，******问张玉凤：‘你是站在周（恩来）一边，还是站在江（江青）一边？’张玉凤觉得很吃惊，一时答不上来。******说：‘难讲嘛！我看是站在周一边吧？’张玉凤回答：‘站在主席一边。’******后来对吴德交代：他死后，要扶助江青等人。******指指游泳池的窗外，那里有一大片菜地，说：‘就像扶植它们的生长一样。’”这样的叙事所提供的细节，为我们了解和阐释复杂而诡异的当代政治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甚至有助于我们改变对某些政治事件的过于简单化的认知和判断。
杨银录的《我给江青当秘书》，也体现着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一部很得《史记》真传和神髓的纪实作品。作者力求还原事实，没有故意的丑化，也没有曲意的回护；他的细节描写，精细而准确，极为生动传神，寥寥几笔，就能将人物的内在心性写出来，将人物性格的本质特点写出来。他笔下的江青，是一个在心理和身体两方面，都存在严重疾患的复杂人物。她固然颟顸，刻薄，狠毒，不诚实，但是，偶尔也有对别人发慈悲和善心的时候，甚至也有被噩梦折磨的痛苦：
第二天，她打铃叫我去，说：“我昨天想对你说的话没有说完你就走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做噩梦，有一天晚上梦见死有余辜的阴谋家、野心家****了，他那被烧焦的尸体，在大漠中站立起来了，跌跌撞撞地向我走来，两只眼睛闪着蓝光，他一边走，一边操着浓浓的湖北口音说：‘我们都变成了烧死鬼，你怎么还没有死呀？’他说着说着，叶群从一个沙丘里也钻了出来，她赤身露体，披头散发，青面獠牙，大声喊叫：‘姓江的，你今天可跑不了啦，跟我们一起走吧！’她伸出两只大黑手，指甲老长老长的。我真有点害怕了，于是，就跑哇跑哇。可是，怎么拼命也跑不动，喊也喊不出声音来，可把我给急死了。我被噩梦惊醒，发现出了一身大汗，被子都湿了……”
江青说完，两手捂着胸部，哭丧着脸，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希望这样的梦不要再做了。”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有一天晚上做梦，说是解放军出了大问题，有一个军队的干部指挥几个战士来绑架我，有端着冲锋枪的、步枪的，有举着手枪的，一起向我冲来。……我拼老命也得跑，不能束手就擒，刚要跑，就听到嘭嘭两声枪响，我就倒下去了。我还在想，这一次兵变，我真的死啦，就这样结束了我的生命。我醒来以后，一摸心脏还在跳动，我没有死，我还活着！
这样的叙事，令人震惊，也发人深思，很有人性内容和心理深度，具有很大的人格解读和精神分析的空间，使人油然联想到《魏其武安侯列传》，联想到司马迁对武安侯田蚡的噩梦的经典描写。
总之，从主体精神、反讽模式和求真态度等方面看，司马迁的雄强的阳刚之美，他的“以人为本”的人道情怀和“以民为本”的人民伦理，他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和叙事伦理，他对酷吏和弄臣的尖锐反讽，对肆意极欲、滑贼任威的暴君“上层反讽”，他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依然是当代小说写作很可宝贵的伦理精神和经验资源。
在《小说艺术的止境》一文中，萧乾批评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说：“乔艾思走的死路是他放弃了文学的‘传达性’，以致他的巨著尽管是空前而且大半绝后的深奥，对于举世，他的书是上了锁的。”事实上，对中国当代的小说叙事来讲，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经验，纵然不都是“死路”，不都是“上了锁的”，也很难成为我们模仿的主要模式，也很难成为我们吸纳的主要的经验资源。我们固然要有“世界文学”的开阔眼光和吸纳人类文学经验的成熟意识，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完全无视中国经验，那么，当代小说将不过是他者的复制品，模仿得再逼肖，再成功，也是没有自己的个性和价值的。而回到中国经验，首先意味着回到《史记》，意味着对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藏轨范，法固森然”的中国经验的吸纳，——只有充分吸纳这样的伟大经验，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对西方文学的被动的消极模仿，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伟大的中国小说。
2014年5月15日，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