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和“中道”是儒家士子行事做人的道德规范，也是吕坤评价士人的重要尺度。只要心中有“中道”存焉，那么，君子就可以坚持己见：“有人于此，精密者病其疏，靡绮者病其陋，繁缛者病其简，谦恭者病其倨，委曲者病其直，无能可于一世之人，奈何？曰：一身怎可得一世之人，只检点吾身，果如所病否。若以一身就众口，孔子不能，即能之，成个甚么人品？故君子以中道为从违，不以众言为忧喜。”（《内篇·乐集·修身》）他对不守“中道”、卑躬屈膝、没有廉耻的势利小人和投机分子，深恶痛绝：“足恭过厚，多文密节，皆明教之罪人。圣人之道中自有中正。彼乡原者，徼名惧讥，希进求荣，辱身降志，皆所不恤，遂成举世通套。虽直道清节之君子，稍无砥柱之力，不免逐波随流，其砥柱者，旋以得罪。嗟夫！佞风谀俗，不有持衡当路者一极力挽回之，世道何时复古耶？”（《内篇·乐集·修身》）然而，拍马溜须，阿谀奉承，观颜察色，投其所好，却是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最严重的人格病态。那些没有用的烂好人，别的能耐没有，拍马屁、唱赞歌的功夫，却是不学自通，臻于化境，——神化暴君，揄扬弄臣，称颂酷吏，巴结富贾，吹捧名流，无不兴高而采烈，锋发而韵流。“七尺之躯，戴天履地，抵死不屈于人。乃自落草，以至于盖棺，降志辱身，奉承物欲，不啻奴隶，到那魂升于天之上，见那维皇上帝，有何颜面？愧死！愧死！”（《内篇·乐集·修身》）噫！吕坤之论，真伤心语也，真呻吟语也，岂妄发也哉！我恳请当代的那些胸前金灿灿挂着“著名”二字的招牌、雄赳赳悬着“权威”二字的名头、气昂昂贴着“杰出”二字的标签的“教授”、“研究员”、“主编”、“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和“大奖获得者”的衮衮诸公，将这段有用的话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恭恭敬敬地置于案头座右，每天晨起念诵一遍，晚间将寝念诵一遍，日就月将，潜移默化，庶几可免“愧死”之羞。
吕坤以“天道”作参照，揭示了“人心”的残缺，批评了种种人格和道德行为上的病态现象。诸如好大喜功，贪多求全，求其有则不知足，苟有得则不知舍；凡事爱走极端，好勇斗狠，宰割屠戮，及于鸡犬，为达目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急于求成，没有耐心，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纵然劳民伤财，倾动天下，也在所不惜，——有此病者，管一郡必为酷吏，临天下必为暴君。对这些人格病象的批评，是吕坤特别用心和用力的地方。
虚荣和好名，是可笑可怜的缺点，也是召闹取怒的坏德性，终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吕坤对此谆谆告诫：“将好名儿都收在自家身上，将恶名儿都推在别人身上，此天下通情。不知此两个念头都揽个恶名在身，不如让善引过。”（《外篇·数集·人情》）比虚荣和好名更可怕的，是狂妄而傲慢的“无所畏惧”。很多时候，“无畏”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严重的病态人格和可怕的人性之恶。在吕坤看来，“无畏”必然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必然会导致彻底的灭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畏而不亡者也。天子者，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百官畏君，群吏畏长吏，百姓畏上，君子畏公议，小人畏刑，子弟畏父兄，卑幼畏家长。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非生知安行之圣人，未有无所畏而能成其德者也。”（《内篇·乐集·修身》）人类在二十世纪罹受的灾难，所承受的痛苦，几乎全都是由“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畏”造成的。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都是一个有限的存在，——生命是有限的，能量是有限的，知识是有限的，才华是有限的。所以，任何人都不可将自己想像成永远正确、无比英明的超人，更不可因为交了****运，偶然成功一次，便沾沾自喜，飘飘欲飞，便产生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幻觉；相反，要给自己划定一个“有限性”的边界，明白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道理，知道可为与不可为的分际，即使在成功和胜利的时候，也要如临危境，夕惕若厉，对“成功”怀着惧怕的心理，因为，“福莫美于安常，祸莫危于盛满。天地间万物万事未有盛满而不衰者也。而盛满各有分量，惟智者能知之。是故卮以一勺为盛满，瓮以数石为盛满。有瓮之容而怀杯勺之惧，则庆有馀矣。”（《内篇·乐集·修身》）。吕坤多次从哲学和伦理的高度，批评傲慢而无畏的人格，赞赏谦虚自抑的人格：“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体，圣贤无快足之心。而况琐屑群氓，不安浅薄之分，而欲满其难厌之欲，岂不妄哉？是以君子见益而思损，持满而思溢，不敢恣无涯之望。”（《内篇·乐集·修身》）
“无畏”必然造成心理上的放纵倾向，必然引致行为上的“肆”，即“肆无忌惮”和“肆意妄为”的“肆”。而克服它的办法，就是培养“敬”的态度，培养将心理和行为向回收敛的成熟意识：“敬对肆而言。敬是一步一步收敛向内，收敛至无内处，发出来自然畅四肢，发事业，弥漫六合；肆是一步一步放纵外面去，肆之流祸不言可知。所以千古圣人之一敬字为允执的关捩子。”（《内篇·乐集·修身》）所以，真正聪明的人，一定明白这样的道理：物壮则老，盛极转衰，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圆满是残缺的开始，所以，与其自诩已往的成功，无如忧患将来的失败，从而做一个谨慎谦虚、有所畏惧、懂得“收敛”的人。总之，有所畏惧，有所不为，对于人类生活来讲，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内心“肆”和“无畏”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急于事功、急不可耐的人。他们做事情只争朝夕，喜欢立竿见影，立见成效。对这种做事急切的心理和行为，吕坤也多有批评和告诫，简直到了再三再四、不厌其烦的程度：“天下之物，纡徐柔和者多长，迫切躁急者多短。故烈风骤雨无崇朝之威，暴涨狂澜无三日之势，催拍促调非百板之声，疾策紧衔非千里之辔。人生寿夭无一不然，褊急者可以思矣。”欲速则不达，过速则必败：“撼大摧坚，要徐徐下手，久久见功，默默留意。攘臂极力，一犯手自家先败。”（《内篇·射集·应务》）。他还提出“顿”、“渐”两个概念，来批评那种迅雷骤雨式的行事方式：“天地万物只是一个渐，故能成，故能久。所以成物悠者，渐之象也；久者，渐之积也。天地万物不能顿也，而况于人乎？故悟能顿，成不能顿。”（《外篇·御集·天地》）虽然，吕坤也肯定了“顿”在某些特殊时刻的作用，但根本上讲，对它是持警惕态度的：“天下之势，顿可为也，渐不可为也。顿之来也骤，骤多无根；渐之来也深，深则难撼。顿着力在终，渐着力在始。”（《外篇·御集·世运》）倘若自始至终皆以“顿”来行事，那么，其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最近一百年来，很多时候，缺乏“顿”的理性意识，我们没有等待的耐心，没有容忍的涵养。相反，极端而躁锐的激进情绪，却喧然似鼎沸，轰然如怒涛，长期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最终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毁灭性的社会灾难。吕坤说：“世之衰也，卑幼贱微气高志肆而无上，子弟不知有父母，妇不知有舅姑，后进不知有先达，士民不知有官师，郎署不知有公卿，偏裨军士不知有主帅。目空空而气勃勃，耻于分义而敢于陵驾。呜呼！世道至此，未有不乱不亡者也。”吕坤的顿足浩叹，非为一时而发也，实为百世而发也，我辈读此，正被触着痛处，难免会有一样的浩叹。呜呼！“顿”、“渐”之时义大矣哉！
有时，吕坤难免会给人留下谨驯纯良的“服从”的印象，但是，他也会表现出挑战的姿态和“不从”的精神，——他对权力甚至最高权威的质疑态度和尖锐批评，简直像一个现代的启蒙知识分子。而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对士君子人格的深刻论断，对病态人格的严加纠弹，对“顿”、“渐”的深刻阐释，而在于对“以道抗势”精神的勇敢阐扬，对“在上者”的权威的理性挑战。
吕坤通常会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过与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和“道德世界”的比较，来批评后来时代的不完美和不道德：“伏羲以前是一截世道，其治任之而已，己无所与也。五帝是一截世道，其治安之而已，不扰民也。三王是一截世道，其治正之而已，不使纵也。秦以后是一截世道，其治劫之而已，愚之而已，不以德也。”对这样的话，他从来不怕三复其言：“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义世界，三王是礼义世界，战国是巧智世界，汉以后是势利世界。”（《外篇·御集·圣贤》）“秦以后的世道”，“汉以后的世界”，这样的表达，显然是含着不满和批评的，而这批评的锋芒，首先是指向自己的时代的。
由对世道的批评，而进入对“世主”和“君主”的批评，实在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事情：“圣人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后世乃以天下易一身之尊。悲夫！吾不知得天下将以何为也！”（《外篇·书集·治道》）在我看来，所谓“后世”，完全可以被看作“后来的世主”的省称，因为，所谓能求得“一身之尊”的，可不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唯一者”吗？吕坤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继承了孟子的“民贵君轻”的伟大思想，站在民本的立场，考查“君”与“民”的关系：“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奈何以我病百姓？夫为君之道无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为民开导撙节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为民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去其同恶。凡以安定之，使无失所，而后天立君之意终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之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呜呼！尧舜其知此也夫！”（《外篇·书集·治道》）如此坦率，如此明确，如此犀利，没有欲言又止的吞吞吐吐，没有半遮半掩的游移含糊，仿佛铁与铁相磨，仿佛剑与剑相击，其声铿锵，其光如电，其快如风，读之可以使人胸胆开张。如此具有现代性的思想，简直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于四百多年前的古人之口，简直很难让人相信是写于锦衣卫和东西厂等特务组织缇绮四出的明朝。了不起的吕坤，了不起的思想，足以令现在的“做鬼也风流”的马屁精诗人羞煞，足以令忽而赞美“基督”、忽而称颂“国父”的著名教授愧死！
难能可贵的是，在《呻吟语》里，这样的批评君主的思想，绝不是偶然一见的，而是反复表达的。是的，在《呻吟语》里，吕坤对威势赫赫的最高统治者的批评，是经常的，几乎是贯穿始终的。在集权主义的前现代社会，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天下的治乱，全都决定于君主一人的意志，甚至决定于他的趣味和好尚：“天下存亡系人君喜好。鹤乘轩，何损于民，且足以亡国，而况大于此者乎？”（《外篇·书集·治道》）在没有制度制约的前提下，最高权力往往是任性的，而且永远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在上者无过，在下者多过。非在上者之无过，有过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过，诬之而人莫敢辩。夫惟使人无心言，然后为上者真无过；使人心服，而后为下者真多过也。”（《外篇·书集·治道》）
吕坤要为没有制度制约的最高权力，设置一个伦理性的制约机制。他从“天命”的角度，建立了一个以“理”和“道”为基础的权力价值观。在这个观念体系里，“理”至高无上，至尊无比，即使帝王之“势”，也莫能与之比权量力：“公卿争议于朝，曰天子有命，则屏然不敢曲直矣；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内篇·礼集·谈道》）而人的贵贱，不以外在的身份来区分，而以得道的高下为等差：“匹夫匹妇未可轻，而下士寒儒其自视亦不可渺然小也。故论势分，虽抱关之吏亦有所下以申其尊；论性分，则尧舜与途人可揖让于一堂。论心谈道，孰贵孰贱？孰尊孰卑？故天地间惟道贵，天地间人惟得道者贵。”（《外篇·御集·品藻》）总之，有了“理”和“道”的庇护，有了“天则”和“天理”的支持，任何一个无权无势的“匹夫”就有了不可夺之“志”，就有了说话的底气和自由：“匹夫有不可夺之志，虽天子亦无可奈何。天子但能令人死，有视死如饴者，而天子之权穷矣。然而竟令之死，是天子自取过也，不若容而遂之，以成盛德。是以圣人体群情，不敢夺人之志以伤天下之心，以成己之恶。”（《外篇·书集·治道》）然而，在中国，几千年来，“自取过”的“天子”，何代蔑有？“夺人之志”而“伤天下之心”的事情，何代蔑有？呜呼！伤心惨目之事，何可胜道也哉！
总之，对我来讲，《呻吟语》不仅是一部才华横溢、文采烂然的奇书，也是一部充满大胆的启蒙思想的杰作，是可以被当做特殊形态的《社会契约论》来读的。吕坤之所汲汲以求者，固自有在，有大抱负在焉，有大忧患在焉，有大怜悯在焉，有大伤心在焉，岂独呻吟而已也，岂独呻吟而已也。
2014年6曰24日，北京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