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实味看来，政治家和艺术家有着不同的任务，前者“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的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后者则“是‘灵魂底工程师’，他底任务偏重于改造人底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政治家主要是革命底物质力量底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他还分析了政治家与艺术家各自的弱点，“为着胜利地攻击敌人、联合友军、壮大自己，政治家必须熟谙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弱点也就从这些优点产生：在为革命事业而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织成最美丽绚烂的‘革命底艺术’，但除非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也使用它们，使革命受到损害。在这里，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鸡雏。这里划着政治家与政客底分界线。对于那种无能捕耗子擅长攫鸡雏的猫，我们更须严防。至于一般艺术家底弱点，主要是骄傲、偏狭、孤僻，不善团结自己底队伍，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在这里，我们要求灵魂底工程师首先把自己底灵魂，改造成为纯洁光明。清除自己灵魂中的肮脏黑暗，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但它是走向伟大的必经道路。”富哉言乎！《政治家·艺术家》里的这段话，显示着王实味思想家的素质，包含着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对潜在威胁的清醒认识；其中，“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鸡雏”一句，尤其精警，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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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改造”是《政治家·艺术家》一文的重要主题。这显然是对鲁迅的“国民性改造”主题的转换性表达。在鲁迅看来，如果不完成对国民性的改造，革命也罢，改革也好，都不会有好的收场。对王实味来讲，“灵魂改造”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
王实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冷静的思考和分析，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积重难返的落后性，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认识到了“革命者”对自身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和艰难性：“中国的革命是特殊艰苦的。社会制度改造一方面之艰苦，大家都很了解，而人底灵魂改造一方面尤其艰苦，深懂这道理的人却不太多。‘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这与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认识是一致的，与鲁迅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接近的。所以，王实味在接下来的文字中，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的渊源关系：“鲁迅先生战斗了一生，但稍微深刻了解先生的人，一定能感觉到他在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战斗，是由于他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光明；他寂寞是由于他看到自己战侣底灵魂中，同样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他不会不懂这个真理：改造旧中国的任务，只有由这旧中国底儿女——带着肮脏和黑暗的——来执行；但他那颗伟大的心，总不能不有些寂寞，因为，它是多么渴望看到他底战侣是更可爱一点，更可爱一点啊！”王实味通过这段文字向鲁迅致敬，也向人们显示了自己对“五四”启蒙文学的认同和继承的态度。
如果说，鲁迅倾向于把“政治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冲突，理解为一种永远存在的矛盾和对立，那么，王实味则倾向于在“政治家”与“艺术家”之间，搭建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在王实味看来，“政治家”与“艺术家”都是“旧中国底儿女”，有着相同的人格缺陷和性格弱点：“有些以政治家自傲的人，望到艺术家便嘴角浮漾着冷讽的微笑；另有些以艺术家自高的人，提到政治家也要耸耸肩膀。其实，客观反映总都有些真理，最好是彼此都把对方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不要忘记：彼此同是带着肮脏黑暗的旧中国底儿女呀！”在他的理想中，“政治家”与“艺术家”并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最终合二为一的：“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灵魂中的肮脏和黑暗；在这里，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真正有伟大灵魂的艺术家，也一定能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的作用，在这里，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由此可见，王实味对“政治家”与“艺术家”关系的理解，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充满善意的。事实上，王实味的观点，一开始，几乎赢得了所有知识分子的认同和赞赏。郭小川就说自己当时“在思想情绪上是与王实味相呼应的”，也“决不认为他是****，只觉得他的方法不一定恰当而已”。康生也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成立以后，中央研究院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
然而，“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的谦虚而克己的“政治家”，实在太少见了。由于权力容易造成虚幻的自我感觉，所以，“政治家”身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不可一世的傲慢和自大，就是把自己看做“战天斗地”的英雄和“改天换地”的豪杰。他们无视自己身上的劣根性和阴暗面，习惯于借助夸张的方式，对自己的道德和人格进行美化和包装，从而将自己的思想局限、道德弱点和人格缺陷完全遮蔽起来，不允许别人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和批评，而那结果，也就很糟糕：他们内心的恶和破坏冲动，最终必然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释放出来，从而给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给人民造成无法补偿的苦难和伤害。联系已经发生的悲剧和已经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王实味思想的深刻：“革命阵营存在于旧中国，革命战士也是从旧中国产生出来，这已经使我们底灵魂不能免地要带着肮脏和黑暗。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它们让步，这就使我们要沾染上更多的肮脏和黑暗。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几十年的坎坷和挫折，无情地证明了这种“不能避免”的“肮脏和黑暗”，曾经给我们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和不幸。
鲁迅在《做“杂文”也不易》中说：“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是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作。”因为必须直面和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杂文作者总是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招致祸灾。王实味因为两篇杂文，便被整得灰头土脸，最终丢了脑袋，足见写杂文不仅“不十分容易”，而且还“不十分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