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份特殊的逝者，倘若九原可作，活在了当下，会被怎样对待，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当人们提出这类问题的时候，一定是活人的生活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把握、缺乏信心了。如果他们自己活得很自在，便不大可能提出作古的人活在当下“会怎样”之类的问题，譬如，在英国，大概很少有人会操心莎士比亚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纪会受到什么样的********，因为他肯定不会在完全无辜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或被送到劳改营之类的地方。
从抗战的时候起，“鲁迅活着会怎样”就成了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那些非常的时期里，天下英雄入彀中，万家墨面没蒿莱，有个性、有才华、有特操的人，几乎个个都倒了霉。生者不得安生，死者也不得安死，都有可能成为大批判的对象，成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品。于是，1957年7月7日，在上海的一次盛会上，便有好事者罗稷南旧话重提——“鲁迅活着会怎样”，得到的回答是：“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李慎之说，乔冠华1962年、胡乔木1982年都曾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的话。李慎之也认同他们的看法：“我只能说，他在中国是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们俩虽然倾向有所不同，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真爱自由的人。”
鲁迅活着会这样，萧红活着会怎样呢？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鲁迅的学生中，萧红是在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上，最接近鲁迅的人。像鲁迅一样，萧红是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都很强的自由主义者，她说：“所谓趣味，则就必有我，倘若无我，那就一切无所谓了。”奴性地服从外在的指令，不是鲁迅和萧红习惯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对“组织生活”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本能地拒绝盲目的服从。他们都很敏感，对自己的孤独和忧伤，对别人的疼痛和不幸，都有细腻而深刻的感受能力。在写于1936年11月19日致萧军的信中，她这样写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如此复杂纠结的心绪里，有寄身异国的孤独感，有安闲而舒适的满足，同时，又有惴惴不安的惶恐。这是一种非常自我、非常复杂的内在情绪，是很难被外部的改造力量规约和整合的。丁玲记忆中的萧红，“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她也发现了萧红个性中高度发达的自我意识，“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丁玲明知道萧红更适于“幽美平静”，但却希望她能来延安，认为延安“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健康些”。然而，萧红却做了另外的选择，终于“南去了”丁玲很为自己没有说服萧红留在延安而后悔。其实，她这样的自责，实在大可不必，因为，就文化气质来讲，萧红更适合过另外一种生活，——要她卑己从人地适应延安的生活方式，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非常痛苦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萧红的文学理念，与延安的主宰性的文学思想，是截然不同甚至格格不入的。萧红的文学观，是自我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混合物；她的作品的人性视野，是宽阔的，所表现的人性内容，是丰富的，而那基调，却是感伤和寂寞的，甚至，是凄苦和悲凉的。
在鲁迅那里，最终会遇到这样一个悖论：“国民性”与“阶级性”这两个视野如何融合？批判与歌颂这两种姿态又如何化约？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鲁迅最终很难放弃“国民性批判”的视野，而成为一个纯粹的“阶级论”意义上的作家，成为一个歌颂“上帝选民”一样的“优秀阶级”的作家，否则，鲁迅就不是鲁迅了，就不会成为一个习惯于向生活表达怀疑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尽管晚年的鲁迅，在几个思想****的朋友影响下，颇写了几篇为“阶级性”张本的文章，但是，在他的创作中，我们却只看见“人”和“中国人”的影子，而看不见胸前戴着“先进”的金牌的“朋友”，也看不见额头上刻着“反动”的“金印”的“敌人”，——要他写出被抽空了“人性”内容和“国民性”内容的人物来，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你很难想象鲁迅会从“阶级论”的角度，把人简单地写成一无是处的“反动分子”和完美无缺的“先进分子”。
然而，对萧红来讲，这样的悖论似乎压根儿就不存在，因为，她从来就不曾认同文学的“阶级性”。在1938年5月29日下午由胡风主持召开的题为《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上，萧红与奚如有一个争论。奚如从“阶级论”的角度，结合东平的创作，解释了抗战后文学创作方面出现的混乱和困难，即写惯了“阶级题材”的作家一时难以适应这新的变化，所以没有好的作品产生出来。然而，萧红完全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住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发现萧红文学思想的两大特点：一是拒绝狭隘、庸俗的“阶级论”文学观；二是坚执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对她来讲，文学的根本任务，不是歌颂哪个阶级的“伟大”，而是从整体上解剖、批判“人类的愚昧”，从而推进人性的健全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这与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主宰阶级论”文学思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今天读来，仍然给人一种“惊怖其言”的强烈印象。
胡风是坚持正统的“阶级论”文学思想的。做为《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的主持人，他虽然没有当场反驳萧红的观点，但是，他根本上是反对萧红的文学主张的。1946年12月22日，在纪念萧红的会上，胡风终于说了这样一通“真话”：“萧红后来走向了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道路，这是毁灭自己创作的道路，我们应该把这当作沉痛的教训。”胡风的话，说得实在太过随便，不仅有失公允和客观，而且还给人留下深文苛责的印象，——他缺乏对萧红最起码的宽容、同情和理解。
茅盾对萧红是同情的，但却不是同情的理解，而是同情的误解。他不满意萧红用不加伪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身上的劣根性。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在给《呼兰河传》作序的时候，就这样批评道：“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的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如果说，在这段话里，茅盾自己对萧红写作的否定态度还不够明显的话，还仅仅限于对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状态进行描述的话，那么，紧接着，他就根据流行的观念，对萧红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呼兰河传》最大的问题不在人物身上，而在作者身上：“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魔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这就是说，作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看见了人物的愚昧和没有活力，而没有看见更广阔的生活内容，没有看见“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这样的“事实”，没有看见民族的敌人对祖国的“血腥侵略”，——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不知道，对一个作家来讲，还有什么比这样的问题，更严重、更容易犯众怒的；同样，对一个批评家来讲，还有什么比如此简单地贬低一部小说，更省力、也更不公平的。
在茅盾和那个时候的不少人看来，在民族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时代的生活必然遮蔽个人的生活，社会的需要必然压倒个人的需要；个人的生活是无足轻重的，个人的痛苦和寂寞，则是不值得同情的，也没有叙写的价值。所以，茅盾对萧红的四十年代前后的个人生活的批评，就非常严肃和严厉：“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隋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博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茅盾论创作》，第336页）一个被孤独和病痛折磨的女作家，在身心俱疲的时候，选择了适合自己性情和境遇的生活方式。我们能不能怀着体恤的心情，尊重她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自由和权利？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战事激烈的时候，离开战火纷飞的伦敦，来到安全、平静的乡村，继续自己的写作生涯；1941年3月28日，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她又选择了投河自杀，但是，至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哪个英国批评家批评她与“生死博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也没有人责备她没有能够“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假如萧红也选择了自杀，她会被说得更加不堪吧？
那么，萧红活着会怎样呢？
答案就在《文艺报》（1958年1月出刊）上发表的《“再批判”·编者按语》里。
答案就在茅盾的“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句话里。
答案就在胡风的“萧红后来走向了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道路，这是毁灭自己创作的道路，我们应该把这当作沉痛的教训”这句话里。
她极有可能被打成参与了《七月》活动的“胡风分子”，极有可能被打成“思想一贯反动”的“****分子”，极有可能被当做“反面教员”而成为“再批判”的对象，极有可能被打成反对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极有可能被打成借着鲁迅抬高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分子”，极有可能被打成拒绝思想改造、长期脱离人民群众的“极端自由主义分子”。
总之，萧红如果活着，结局不堪设想。
2012年10月2日，平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