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生结集约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沈从文小说的主要内容，一是湘西世界，二是都市人生，但代表沈从文小说成就与风格的是前者。沈从文从20世纪30年代前后起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通过发掘普通人的善良、美好，来表现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这一严肃问题的态度。因此，构造心中美好的“湘西世界”，表现“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是“沈从文之为沈从文”的基本特征。
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崭露头角，逐渐获得读者的认可，而且在30年代前已出过《鸭子》、《老实人》、《阿丽思中国游记》、《入伍后》、《雨后及其他》、《龙朱》、《石子船》等好几个集子，在文坛站稳了脚跟。但他创作的成熟，风格的真正确立，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的。确切地说，其创作艺术的成熟当是1928年后，《阿黑小史》、《萧萧》等作品的出现可视为标志，而其风格的真正确立，则要延缓到30年代初甚至1934年时。
夏志清曾说过：“沈从文艺术的成长在最初的阶段缓慢得近乎痛苦。他开始写作时，全凭自己摸索，对西方的小说传统可说全无认识。1924-1928年间，他为生活所迫，大量的生产小说，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都用滥了……在文体上和结构上，他在这一阶段写成的小说，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由于他对现代小说结构没有什么认识，所以沈从文的叙述方法，都是传统性的。这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大概是由于缺少正统训练之故，他常出怪主意，在小说中往往不问情由的加插了一大段散文式的按语和罗嗦描述。”苏雪林也说他“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应该说，这些评价是符合沈从文曾有的摸索过程的。
以沈从文的第一个集子《鸭子》为例，就可看出其小说艺术的缓慢的成熟历程。《鸭子》（小说部分）收了沈从文最初的一批小说作品。这些早期的作品已表现出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新人应具有的丰富的想象力、出色的文字能力以及终其一生都充沛丰盈的文体创造力。不仅童年趣事和乡村场景描写得栩栩如生，每一篇作品的结构布局也绝不重复。但就小说技巧而言，集子中的《雨》、《往事》等均无中心人物，无中心事件，更无人物性格的刻画，只能说，是一些生活场景的描绘，说是习作也并不为过。稍后的《玫瑰与九妹》倒是注意了中心事件，还刻画了主要人物九妹，但人物的性格仍缺乏鲜明的刻画。1925年写作的《腊八粥》是《鸭子》中的第6个短篇，这篇作品已有了中心事件，但结构仍欠完整。小说上半部分写小时煮腊八粥的情景，字里行间童趣盎然，令人期待。但作者笔头一转，后半部分却专写小狗，而且结尾再也不提腊八粥，可见其结构艺术还有待成熟。夏志清说其早期作品“在文体结构上，他在这一阶段写成的小说，难得几篇没有毛病的”是有根据的。在这方面，他与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老舍、曹禺、张爱玲的一举成名有很大区别。生活所迫匆促就章，虽是原因之一，但创作前的阅读准备和创作训练，也是天才如沈从文辈也不可能逾越的必经的成长历程。
除了艺术的成熟有一个缓慢的过程，他对湘西世界的描绘和审美理想的确立更经历了很长的摸索过程。其实，并非沈从文在30年代以前不写湘西、不写人性。恰恰相反，在他最初创作的1924-1928年，除了描写身边琐事、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等外，湘西的风土人情、苗区的青年男女、边地的兵士军官等，都涉笔成趣，大量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据笔者约略统计，在他最初创作的1924-1928年间，有关湘西的故事就占了他作品内容的一半以上，其次才是身边琐事和城里生活的描写。从1928年起，沈从文已给读者奉献了一批优秀的湘西小说，如1928年《阿黑小史》描写湘西年轻男女本能纯真的爱恋悲剧；1929年《萧萧》实写湘西1岁郎君10岁媳的落后习俗；1930年《丈夫》直面湘西因贫困不得不让女人外出以肉体谋生的残酷生活。然而，这些30年代之前的作品，虽已初步表现出沈从文注重从人性刻画方面表现他心中的湘西世界的特点，但应该说，沈从文真正有意识地写湘西并确立自己重建民族品德的审美理想当是在1932-1934年间。学者张新颖认为，沈从文写于1932年，出版于1934年的《从文自传》自述湘西世界所养育出的沈从文，是“沈从文找到自己”的开始，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因为“湘西”这一沈从文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确实是从《从文自传》才凸现出来的。后来，1934年的《边城》描写湘西边地人民美好的品性；1937年，《小砦》转向湘西现实世界不如意一面的描写；1938年，《长河》更写出湘西在“新生活运动”时发生的变化。这一系列的作品，可以说是沈从文有意写湘西的庞大计划中“湘西世界”在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写照。
也就是说，“沈从文之为沈从文”，1928-1932年的《阿黑小史》、《萧萧》、《从文自传》等作品可为其始，但其审美理想的真正确立及表现则是1934年。正是在1934年，沈从文不但写出了他最优秀且代表他艺术风格的《边城》，而且，在理论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发表于1934-1942年间的许多文论如《边城·题记》、《边城·新题记》、《长河·题记》、《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长庚》、《水云》等都执著地谈到他的文化理想，谈到要通过小说重建民族品德。可见从1934年起，他在理论上已形成自觉。
沈从文为何要创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不难理解。作为一个边地之子，沈从文难以忘怀生他养他的家乡，况且这家乡在沈从文心中是那么美好，而他的“灵魂深处依旧潜藏着一个山野的精灵”，有一个乡下人的“道德标准和人生价值准则”。故《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一章所描写的凤凰及那里的人与事，可以说是沈从文心中永远的湘西世界：“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的习惯，遵从古礼”。“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给我的印象里。”在《边城·题记》中他更真情表白：“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支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
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何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甚至1934年才能够这样自觉追求？这其中有着一些怎样的特殊原因？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已有学者分析过的，到了30年代初沈从文才有了稳定的职业，不再为衣食之虞而匆忙下笔，已经具备进一步探索追求的客观条件。而这些客观条件，对于家累沉重和经历了辛苦艺术摸索过程的沈从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其他两大特殊原因。
一是1934年返乡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令他“重新审视故乡”，思考“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他曾经这样自述：“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天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在《边城·题记》中他又说：“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使读者“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二是与好友胡也频离去后他内心的争斗有关。如果说，在胡也频生前，沈从文不与胡也频同路，那是因为他早年经历了太多生命的离去，经历了太多的劫难，再不会拘泥于某些功利的打算，因而“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那么，在胡也频牺牲之后，沈从文在内心悲痛和寂寞之余，内心应该是有争斗的，他的内心应该是更进一步地思考了很多关于人生和文学的问题，并进而明确了自己的审美追求。从人格的角度讲，沈从文并非无热血，他并不怕死。1931年，当胡也频被捕后，他曾四处奔波，找胡适等人帮忙。后来1933年丁玲被捕，他也到处找人帮忙，甚至还写了《记丁玲·跋》的文章。其中一段说到丁玲的失踪：“政府对于这种失踪，仿佛毫无责任可言……这件事既不是政府的责任，也不算国民党的责任，那么，应当归谁去负责？”其措词的激烈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而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但文学上走什么路，对于沈从文来说也是一个并不轻松的内心常常处于思考、争斗中的问题。毕竟沈从文走的不是当时所谓的“主流文学”的道路，他也要经常面对不少读者和同行的质疑。这一点我们从沈从文的文论中常常以“先生”、“声音”为论辩对象，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及主张自问自答，便可看出他内心常处于争斗之中。好友胡也频离去后，他内心的争斗更不可避免。当然，其争斗的结果是，他更进一步地明确了自己的审美追求，确信：“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我们活在这个现代社会中……到处是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年的经历本已使他养成“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个性，而他用来判断事物的标准，是他自称“从乡下随身带来的尺和秤”。胡也频牺牲前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令他觉得“到处是丑陋”，“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只从自己的头脑中建筑另一种世界……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希望能“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和生活”，“存心走我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当中，1934年初的返乡及看到的变化，才促使他在1934年后明确树立起自己独特的文学理想。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早年的经历和对故乡执著的爱以及乡下人的价值标准是沈从文从人性人情方面创造湘西世界的情感基础和个性因素，好友胡也频牺牲后他内心经历的有关文学与人生的争斗和思考是内在动因，而1934年初返乡看到家乡的变化，则是他1934年后确立起以美写丑，呼唤民族品德重建的文学理想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