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盲人每天雷打不动地坚守着这座“铁打的营盘”，一直都坐在第二步台阶之上。我每天都从他的身边经过，偶尔也会弯下腰往他那个装着几枚硬币和毛钱的小铁盒子里放几张买烟剩下的零钱。他从来不说一声谢谢，只是睁着两只布满眼白的眼睛空洞地“望”向前方，一脸的莫然。
接下来的日子，我虽然每天都有班在上，心里面却跟失业的时候一样的空虚。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都没有开过一次单，开单可是跟我的薪水直接挂钩的，而且还是晋升的资本。如果不开单的话我只能拿着680元的微薄底薪。算我幸运，有的中介公司没有开单的话连底薪都没有，甚至都不能入职。不能入职就意味着个人发生的一切都跟公司没有干系。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每天上班都经过那个地下通道，占上了晦气。我以前是个坚定的“无神论”支持者，但我现在改变了立场，变成一个“疑神者”，这一过程只费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于是，我打算每天上下班都远离那个地下通道。可是我从哪里过马路呢？天桥？天桥上也有一些要钱的。我只好远道1里路，走人行横道。
我想，人行横道上总不能有要钱的吧。
可是，就在我改走人行横道的第三天，就看见一些不知真假的和尚、尼姑站在人行横道上，像电影《少林寺》里面的那个方丈一样视死如归，把自己置身于滚滚的车流之中，向过往的车辆举着手里的布袋，口中念念有词。
我无语了，感到无处遁形，在心里默默地诅咒。
我把键盘敲得“啪啦啪啦”地响，往电脑里面录着房源和客户信息。我们每天都要按要求完成公司下达的数据任务。
一阵音乐突然响起来。是我的手机在桌面又跳又叫，像一个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
建国说，他昨晚已经跟董小曼表白了。
“恭喜！”我说。
“恭喜个屁！当场就被Pass了。”
听了这个消息，我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到底是失望还是高兴。
我脑海里交替出现着董小曼和玉林的影子，为了避免工作上出错，我没有再往向电脑里面录数据了。
我跟店面经理说出去跟一个客户看房。
我的客户就是建国，现在他把我当成了他的“情感咨询投诉师”。大冷的天，跟他一人捧着一个“哈根达斯”冰琪淋坐在咖啡厅里的一角。我把这个号称冰琪淋中的劳斯徕斯放在桌子上一口也没有动，静静地听他倾诉。
昨晚，也是在这个位置，董小曼坚决地拒绝了他。
建国采用倒叙的方式一直讲到他和董小曼不期而遇的那一晚。我一言不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时而从喉咙里“嗯”一声表示我还在注意听，以鼓励他继续讲下去。
我的朋友们在感情上受到什么挫折都喜欢找我倾诉，仿佛我这里是回收站，唏哩哗啦地向我倾倒完积压在心里的喜怒哀乐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回味着他们的故事。
第一次充当这种角色是在2003年的一个夏天，一个同学被女朋友的母亲PASS掉后，悲痛欲绝，几乎连死了的心都有。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跟我大声地倾诉他前准丈母娘如何地棒打鸳鸯，那场景要是搬到银幕上去准能感动一大片人。我也被感动了，跟着骂他那前准丈母娘如何地不是人，骂他前女友如何地绝情，以后生个孩子身上某个地方会缺少一个出口。要挂电话的时候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大丈夫何患无妻，他说他也是这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