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在乎陈涉的出身，把他视为反对秦暴政的一个英雄，并强调他的首事之功；且与汤、武、孔子相提并论，说明陈涉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司马迁在探究人才之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关键在于知人善任。国家兴亡的原因时，注意到了人才的巨大作用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在《楚元王世家》中说：
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体现了他的人才之得失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思想。他认为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于天下，主要是因为选用了管仲这位难得的人才。
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说：
高祖置酒名隹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请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愧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从对话中看出，尽管刘邦的个人品德远不如项羽，但他能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最终战胜强敌项羽而取得天下。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充分反映了司马迁得人才者得天下的思想。
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实践中磨炼出来的。秦汉之际，风云变幻，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刘邦手下的战将谋臣，不少人都是出身微贱，只因顺应了时代的变化，才成为风云一时人物。萧何、曹参都是小吏，后来都做到丞相，“位冠群臣，声施后世”。淮阴侯韩信原为布衣，曾受胯下之辱，乞食于漂母，却有“连百万之军”的才能，因战功而拜将封侯。周勃是一个编织工和吹鼓手，却成了保卫刘氏天下的功臣。夏侯婴是个车夫，樊哙是个屠夫，灌婴是个小贩。这些人恰逢时机，一个个脱颖而出，大显身手，彪炳史册。从司马迁对这些人才的认识来看，他的人才观是时势造英雄的观点，确实难能可贵。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里认为萧何本是个碌碌无为的刀笔吏，由于动荡的年代把他推上了政治风云的舞台，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这里体现了时势造英雄的人才观。司马迁在《樊郦滕灌列传》中说：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
这表现了司马迁对人才出现的看法。他认为没有天生之才，而是靠“附骥”这一时势才成才的。
司马迁的人才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已形成了自己一套系统的看法。成了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司马迁《史记》一书的容量很大。司马迁在书中民族观既写了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又写了中国，今天已经属于外国的一些地区。
司马迁关于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是兄弟的思想，即大一统的思想，他反对掠夺仇杀，主张和睦相处的民族关系原则。
他在《西南夷列传》中说：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足乔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桥者，故楚庄王苗裔也。矫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他还在《南越列传》中说：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又《朝鲜列传》中说：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从上记述中看出司马迁认为，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是由各兄弟少数民族与后来被称为汉族的被压迫人民（即当时所谓的“亡命”、“谪徙民”）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些成为兄弟民族君长的汉族人，没有强迫兄弟民族接受汉族人的风俗习惯，他们成了兄弟民族的一员。司马迁主张各民族友好相处，反对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而进行的民族间的战争。他既反对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骚扰，又反对汉朝统治者对外的扩张掠夺战争。他在《匈奴列传》中，记载了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各个时期匈奴对汉朝北边的掠夺，指出了他们“绝和亲，攻当路塞”的无理。他认为汉武帝讨伐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反击战，司马迁对其他民族战争的态度就不同。如对南越的战争，是起于汉朝使者勾结南越王和王太后阴谋杀害其丞相吕嘉，以图使南越进一步归附，使之如同汉朝国内的诸侯。对朝鲜的战争，是起于汉朝使者出使朝鲜时，杀死了朝鲜的陪送官员，回国后又谎报杀了朝鲜的将军，汉武帝对之不仅不责罚，反而以“名美”加以升赏。对大宛的战争，是起于汉武帝派使者去大宛买贰师善马，大宛不卖，汉使盛气凌人，出言不逊，引起纠纷。从记载中看出，司马迁在谴责汉朝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所追求的一种民族关系的准则不是掠夺仇杀，是和睦相处。
司马迁从小就生长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青年时期又邀游大江南北，萌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真挚感情。他一生饱览历史文献，受到了古往今来爱国志士业绩的熏陶，他不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朴素的爱国主义感情爱国主义思想和也表现了他对祖国、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他在《史记》中，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山河、乡土的眷恋，对民族的传统习惯、文化及语言的尊重，对民族光荣历史，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关心；他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热情歌颂为扞卫祖国的统一、独立、富强，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人物，以抒发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司马迁《史记》歌颂了几种爱国主义精神。第一以国为重。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用重墨描写了蔺相如临危不惧，智斗秦王，为赵国赢得了荣誉。同时又描写了他的心胸豁达，“不欲与廉颇争”的高尚风格，为人们树立了一个以国为重的英雄形象。第二忠君爱国。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称颂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精神。屈原本为楚怀王的左徒，因楚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放逐了他。屈原在流放中仍关心着楚国的命运。司马迁说：“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从中可以看出屈原热爱祖国、忠于王事的精神。第三发愤图强。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述了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富国强兵，终于灭掉吴国，报了会稽之耻，使越国称霸一时。司马迁高度赞扬了勾践的发愤图强的精神《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里，说：“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称号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第四保卫国家。司马迁在《田单列传》中，记述了田单孤军奋战保卫齐国的英雄业绩。燕国派大将乐毅进攻齐国，几乎灭掉齐国。在这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田单挺身而出，坚守即墨。他依靠广大军民，屡出奇计，最后终于利用火牛阵打败燕军，收复了齐国70余城，保卫了齐国。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给予高度评价，说：“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第五守义捐躯。司马迁在《田单列传》中，记述布衣王蠋的爱国精神。燕军入齐后，燕将认为齐人王蠋有贤行，便命令燕军，在王蠋居地方圆30里之内，不得入内骚扰。还派人请他为将，并给他万家的封地。王蠋断然谢绝。燕将便威胁他，如果他不接受，就率三军把他家乡所有的人都杀死。王蠋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然后，就上吊自杀了。司马迁以饱含感情的笔法予以叙述这种“义不北面于燕”的为国捐躯的精神，第六捐资济民。司马迁在《平准书》里记述了商人卜式捐资助边的事。卜式从事牧羊业，家产丰厚。在汉武帝反击匈奴时，他曾上书，愿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献给国家以作军响。汉武帝派使者问他是否想做官，他回答说不是。使者又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冤仇，卜式回答也不是。问他到底为什么要捐款呢，他回答说：“天子诛匈奴，愚认为贤者直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由于执政大臣公孙弘等人不相信卜式，此事被拖下来。后来，贫民大徙，国家无法救济，卜式捐出20万给河南守，救济徙民。难能可贵的是，“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
司马迁从几个事例来看，凡是爱国主义行为，司马迁就大书特书，倍加赞颂。《史记》的成书足以说明，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司马迁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史记》，发凡起例，创为五体，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是一位前无古人的文学家，他以卓越的艺术才华，为我国传纪文学开创了一代新风。他同时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思想家。司马迁以它独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具有浓厚色彩的《史记》传给中国人民，及至世界人民一笔无价之宝，和巨大财富，世代被传扬称颂。
（李衡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