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子监的学宫有不少人均出身于势要之家，他们自视高贵，风气不正。有位直讲（品位较低的教员），很善于讲授礼学，但他的相貌比较丑陋，其他学官就轻视他，排斥他。在规定的中午集体用餐时，都远远地躲着他。韩愈获悉这一情况后，在用餐时吩咐一名吏员说：“你去把直讲请来，我要与他共同进餐。”韩愈以自己的行动提高了这位直讲的身价，教育了其他学官。此后，再没有欺侮这位直讲了。
韩愈担任国子监祭酒作了不少工作，使国子监的面貌发生较大变化。
韩愈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七月，被耀任兵部待郎。在此之前，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被其部将王庭凑杀死，王庭凑要求朝廷承认他为节度使，但遭到朝廷的拒绝，于是河北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李朔心听到田弘正遇害的消息，准备派深州刺史牛元翼统兵进讨王庭凑，王庭凑反而纵兵将深州包围。深州告急之后，朝廷把闲置已久的裴度请出来，让他率军三面援救深州，因粮草不足未能征服王庭凑。朝廷出于无奈，只得于长庆二年（822年）二月，委任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与此同时，派韩愈充当宣慰使，前往镇州安抚王庭凑。对这危险的使命传开后，不少朝臣都为韩愈的处境担心。元镇上奏说：“韩愈可惜！”此时的唐穆宗也有些悔意，于是再下诏旨，要韩愈到达镇州边镜时，酌情处置，不一定冒险进入镇州。韩愈接到朝廷诏命却说：“让我进至边境相机而待，不要冒险而人，这是皇上对臣子的仁爱之心；但是为国尽忠死义，却是臣子的本分。”韩愈决心身入虎穴，表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可贵精神。他在到达官军驻地后，写给裴度的两首诗：“日驰三百自嫌迟”，“恨不身先去鸟飞”，“风霜满面无人识”。
韩愈到达镇州，径人叛军大营。王庭凑如临大敌，剑拔弩张。韩愈入庭就座后，狡诈的王庭凑对韩愈说：“事情所以搞到如此地步，全是士卒闹的，不是我王庭凑的本意。”韩愈当即驳斥，喝道：“朝廷以为你有将帅之才，才授你以节度使之职，想不到你竟不能与士卒讲话安抚，听任他们胡来妄为！”韩愈刚说到此，一些兵士拥上来狂呼乱叫，说：“我们承德军的先太师（指承德军原首领。王庭凑之父王武俊）曾为朝廷赶走朱滔，征战血衣至今仍在。我们这支军队有什么对不起朝廷？朝廷为何把我们当成寇贼？”韩愈面对气势汹汹的士卒，镇静自若，侃侃而谈。他列举了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等背叛朝廷的军阀，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还贻害子孙，以及田弘正等归顺朝廷之后，子孙富贵荣华的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教育引导士卒忠于国家。但士卒却反驳韩愈说：“田弘正刻薄我们，所以我们才造了他的反！”韩愈机智地对士兵说：“你们说得也有道理，不过你们不是已经杀了他，并且杀害了他的全家吗？既然如此，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众兵士都觉得韩愈说得在理，情绪逐渐缓和下来。王庭凑担心韩愈继续鼓动士卒，于己不利，立即驱散士卒，哭着问韩愈来镇州的使命和真实意图。韩愈问：“你把牛元翼包围这么久到底想干什么？”王庭凑答应立即解围。韩愈一看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对他说：“如果真能解围，那你就没有事了。”后来牛元翼之围解脱，韩愈就怀着不辱君命的兴奋心情回京复命了。韩愈只身抚叛活动，表明他是一位既长于诗书道理，又具有胆略识见的难得人才。是他暮年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做出的杰出贡献，
韩愈因镇州抚叛之功，又被朝廷耀为吏部侍郎。他在担任吏部侍郎九个月中对吏部某些不合理的旧制进行过整顿。韩愈长庆三年（823年）六月，又由吏部侍郎调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尹所管辖的主要地区是京城长安，这是皇戚贵族、权臣势要云集的地方，大批皇家的侍卫部队禁军，依恃其特殊的地位，横行不法，为非作歹。这是历任京兆尹最感头痛的官职。56岁之高龄的韩愈出任此职后，他执法严厉，禁军士兵私下议论说：“这个人连皇帝老子崇拜的佛骨都想烧，可千万别触犯他。”他担任京兆尹时，因为遇上旱灾，长安发生粮荒，韩愈采取严厉的措施，管制粮商，治理有序。由于韩愈执法不阿，得罪某些权贵和其他一些原因，当年十月，他又被调任兵部侍郎。不久，改任吏部侍郎。
韩愈长庆四年（824年）六月，病倒，获准休假百日，在长安城南村内的一所庄园中静养。他的学生、挚友张籍来此相伴两个月，贾岛也不时地前来探望。张籍在《祭退之》一文中，详细地描写过韩愈养病的生活情况：有时他们移船入南溪，荡舟起清波，鸥驾围着小舟飞翔，引来农夫村童聚岸观看；有时他们垂钓板亭，吟诗唱和，心情欢畅，忘却许多世俗烦恼；有时他们乘月登高滩，观赏着满天星斗，兴致盎然，经常是露沾衣衫，深夜方归；有时他们遇上老农，品尝他们送来的时鲜瓜果，深为他们的质朴所感动。但韩愈毕竟是患病的老人，他自己也深深感觉到身体状况的恶化，有时竟到了“足弱不能步”的程度。八月十六日夜，张籍应邀再度入韩宅。他们在一起赏月畅谈，兴致颇浓。为了助兴，还特地命两名歌妓“合弹琵琶筝”，丝竹之声在微凉的秋风中回荡。大概由于此晚夜深风冷，韩愈的病情加重，此后张籍天天到韩宅视疾。57岁的一代文学大师韩愈当年十二月二日去逝。对家人说：“获终牖下，幸不致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他辞世时，神色不变，仪态安详，张籍由此而称他为旷达之士。韩愈的遗体第二年归葬于河南河阳先人墓地。后来朝廷追赠韩愈为礼部尚书，溢号为“文”，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韩文公”。
韩愈重视教育，敢为人师，韩愈之家族是一个文学世家，又是一个官宦世家。其父辈兄辈，“才名振耀”，“文章冠世”，“道德文章优一世”，“立词为世轨式”。韩愈正是在这种家庭教育、熏陶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深知“正心”、“修身”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中的重要作用，更清楚教育在重要作用。韩愈自从步人仕途后，曾四次国子监之门，他三为博士，一为祭酒，专门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达八年左右。一种职业的责任感和提倡儒学的使命感，使他分外看重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韩愈志存高远，每每以振兴儒学自许，他深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场扭转潮流的宏伟事业。重视教育，提倡师道既是培养队伍的有效途径，又是韩愈要实现政治抱负的必然要求。唐朝中叶以来，一部分把持朝政的士大夫仍然沿袭了魏晋门阀制度的弊风，将门第家世视为入仕的捷径。他们轻视学校，“耻学于师”，使尊师重教之风日衰。韩愈“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坎坷经历，使他对钻营之风日盛、重教之风渐衰的认识更加深刻。韩愈在崇学重教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教育理论。
《旧唐书·韩愈传》中说：韩愈“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韩愈一生学生很多，凡是经过韩愈指导教诲过的士人，都以“韩门弟子”自喜。在汴州时期，韩愈就结识了两位学生。一是比韩愈小四岁的陇西人李翱，他偶尔从徐州来到汴州，开始与韩愈有了接触。当李翱听到韩愈“讲文析道”之后，大为叹服。从此他一直追随韩愈，不久又娶韩愈堂兄韩弇之女为妻。另一个是比李翱稍大的张籍，贞元十三年冬张籍到达对州后，韩愈派车将张籍接到家中，二人互致倾慕之情。就给张籍安排了住处，以便就近读书、交流和指导。韩愈与张籍建立了一种在封建时代很少见的师生朋友关系，张籍一方面接受韩愈的悉心教诲，尊重崇拜老师；逐渐结下终生的深厚友谊。李翱和张籍经韩愈的教导，进步很快，成为韩愈后来领导的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在他赋闲洛阳时，身边就聚集了像侯喜、李翊等一批后进。韩愈教导弟子，热情认真，循循善诱。他要求从学的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态度。他要求学生脚踏实地，打好基础，要排除各种干扰。由于韩愈的教育目的比较明确，所以，凡是诚心求教的后学，他都以诚相待。他曾热情地接待过一个狂生，事后此生又以信陵君礼贤下士之风要求并责难韩愈，韩愈非但不怪，反而复信给以解释和安慰，表现了他奖掖后进的殷殷之心。韩愈憎恶那些为谋取官职才去读书。习文的官迷和禄蠢。他曾严厉地回绝过一个姓陈的不肖子弟，此人向韩愈请教人仕的捷径，韩愈告诉他：向我求取做官的诀窍，就像向盲人问路一样。
韩愈不仅热心地教导弟子，也积极地为他们谋求出路。贞元十八年礼部考试时，韩愈向有关官员推荐侯喜、李翊等十名优秀青年。10人当中还有5人也在以后的考试中被录取。有4人当年进士及第。
韩愈在阳山贬所，又有区册、刘师服等投奔求教。韩愈在潮州，也不忘为当地兴办学校，聘用教师。他对潮州废学已久，百余年间没有一人在进士、明经考试中及第的现状十分不安，他特聘既通经典，又明先王之道的赵德为师，负责创办学校，教授生徒。同时，韩愈还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刚刚兴办的州学。韩愈此举，对潮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韩愈并未为此退缩，他针对“好为人师”的责难，写了着名的《师说》，赠给弟子李蟠。在这篇赠言中，他提出了恢复师道的主张，针对当时社会上严重的耻于从师的弊风，阐明了为师的任务、作用和从师的必要性；还论述了为师的标准和师生关系的准则，批判了士大夫不重视教育、不重视师道的不良社会风气。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还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师道”不存的不良现象，以雄辩的事实说明“耻于从师”只能造成“愚益愚”的可悲下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韩愈关于“圣人无常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者不必贤于弟子”的见解，比较好地把握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鼓励弟子超过老师。正由于韩愈不顾世俗的嘲笑，既招收后学，抗颜为师，又作《师说》，公开宣扬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师道。为此，他遭到“群怪”的“聚骂”。
韩愈步入朝廷的最高学府，并担任了博士和祭酒之后，他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对国子监教学和管理工作进行了整顿。他首任博士时就发现，由于“公卿子孙，耻游太学”，致使学校生员不足。他提出充实国子太学和四门学生员的建议。他担任国子祭酒时，针对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学官选择轻率无章、部分贵族出身的学官骄纵无理等流弊，上书有司，提出较为完整的改革方案，使国子监死气沉沉的局面为之一改。
愈在《源道》一文中，为保证教学目的实现，对教学内容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从德育看，包括仁。义、道、德等整套儒家的伦理；从智育看，包括《诗人《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其他还有礼、乐、刑、政等政治、社会教育等内容。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的确定，是搞好教育，培养人才的关键所在，韩愈在他的着作中曾多次阐明这个道理。在韩愈的教育思想中，他的“人才观”也是较为全面的。他首先强调德才兼备，在《进学解》中，韩愈坚持反对“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他主张智勇兼备。为挽救时弊，振兴儒学，巩固统一，他建议起用一批“趋死不顾利害去就之人”。他对“舍身许国，视死如归”的大智大勇给以热情颂扬，要求选拔人才时名实兼顾，才艺兼顾。与其行事之可否为不失也”（《杂说四首》）。他在任国子祭酒时，对面貌不佳但却能说。在韩愈看来，对人才的培养和任用，既要重六经，也要重六艺，凡是“名一艺者无不庸”。
韩愈在学习方法方面，特别强调勤奋刻苦，认为“业精于勤，荒于嬉”。但要在学业和诗文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光有勤奋还不够，还需要具有独创的精神。韩愈在《进学解》中借学生之口谈到自己的学习生活及心得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在博览群籍的基础上，更要在提纲挚领方面下工夫，以把握书籍中的重点、宗旨和其中的深奥道理。
韩愈与弟子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争论、彼此批评、共同提高的平等关系，他的不少学生成为他终生相伴的挚友，成为他领导古文运动的骨干力量。韩愈尊师重教的实践和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济世安邦、振兴儒学为己任的韩愈，历史地担负起反对佛教、兴复儒学的重任。他在《原道》和《论佛骨表》中，对佛教学说及其危害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首先指责佛道耗费大量财富，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造成民“穷且盗”的严重后果。他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土农工商四民，而唐代却增加了僧、道二类，因而不从事生产的人民由古代的“士”一类而增加为“士”、“僧”、“道”三类，这样一来，生产者减少，坐食者增多。他说：“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他其次指斥“佛本夷狄之人”，即是说佛教是外来的异族宗教，它的教义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格格不入，让佛教凌驾于儒学之上，中国就有被同化为夷狄的危险。他说：因“佛本夷狄之人”，所以“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认为佛教的盛行破坏了世俗的封建统治秩序，是导致国家政治和财政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他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但是佛教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正是鉴于以上见解，韩愈认为佛、道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他要求严厉制裁佛教道教，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主张，即令僧尼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他们的经典，将寺庙道观改造为民居。他在《论佛骨表》中曾激烈地建议，将皇帝老子崇拜的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为此，他险遭杀身之祸。
韩愈反对佛教道教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全面恢复“先王之教”，继承和发扬儒家仁义道德的封建道统。韩愈为了与佛教对抗，他仿照僧侣传法世系的法统，编造出儒家圣人递相传道的道统说。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在圣人之间存在一个递相传道的道统。儒家圣人所传袭的这个道，它是以仁义为具体内容。不同于佛教、道教所鼓吹的道。韩愈的使命继承这个道统，使之传袭下去。把一切学术思想都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之中，更好地为封建的政治、经济服务。
